建团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

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先驱》杂志上刊发后，王右木和马克思读书会成员认真研读了团的章程，倍受鼓舞，热情高涨。在王右木指导下，童庸生、钟善辅、李硕勋、阳翰笙等人按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成都自发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成立后，虽然还没有和团中央取得联系，未得到团中央的正式认可，但其自发建成后，就立即投入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这也是成都团组织第一次参加推动和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这对于刚刚建立的团组织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当时的四川被军阀们割据，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一方面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广大人民，一方面为争取势力范围而连年进行内战，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他们不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入军费，而且还肆意克扣、截留教育经费来支撑他们的不义之战，致使全川的教育事业濒于崩溃的边缘。

1922年夏，王右木在成都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推动各校师生员工开展了比以往任何一次规模都大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他首先在高师附中召集各校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要发展教育，传播革命思想，一定要把教育阵线稳住，而要稳定教育阵线，必须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并提出：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是这次运动的总目的。

王右木还号召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要遵守纪律，团员更要带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一定要争取这次请愿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形势需要，各校团员负责派出纠察人员，共同组织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四川学生联合会也决定全力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在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会上，王右木被推举为这次运动的代表团总指挥，团员和一些读书会会员也被学生选为主要代表。他们和全川各地联系，以便互相配合。

6月5日，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决定成都各校一律罢课要求教育经费独立。6月10日，成都各校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上街游行。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号召教职员和学生要积极行动起来，动员“平民阶级”对“军阀阶级实行阶级斗争”，要求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一致起来奋斗”。这样，达到教育经费独立的目的才能“易如反掌”。《宣言》还号召“成都、重庆、泸州、顺庆（南充）各大埠组织教育大联合声会……余县设分部，一律罢课”，反对军阀摧残教育。《宣言》要求教育界全体教职员积极参加，并同各界联络，发动群众，务使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6月12日，王右木率领学生代表到省议会请愿。省议会的议长熊烨（又名熊晓岩）及其追随者拒不出席会议，引起学生的愤慨，决定派八名代表去熊宅要求其到会。熊烨竟命家丁将八名代表拘押起来。在省议会旁听的数百名请愿学生和教职员闻讯后更加义愤填膺。在王右木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奔赴熊宅质问，并救出代表。熊烨闻风逃窜，但斗争并没有结束。

6月13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读书会又组织数百名学生到省议会请愿，熊烨及其同伙收买大批暴徒冲入请愿的学生队伍中，当场打伤学生30余人，其中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读书会会员数人。广大群众为之震怒。王右木号召人们不畏强暴，继续斗争，并慰问受伤学生。反动派在打人之后更加猖獗，熊烨及其同伙对教职员和学生采取了疯狂的进攻，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王右木，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麻痹”青年，专和政府“捣乱”，企图实现个人的“阴谋”，要求政府逮捕王右木，还在市面上到处张贴传单，妄图以迫害王右木来达到镇压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目的。

在这重要关头，有的教职员和学生产生了畏难情绪。王右木及时地在高师附中召开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积极动员并热情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到底，决不要半途而废。他那果敢、坚毅、沉着和富于鼓动性的讲演，以及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请愿群众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斗争意志，他们既不为反动派的棍棒所吓倒，也不为反动派的谣言攻势所胁迫。运动在继续地向前发展着。

这场斗争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得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时报》都用显著版面作了报道。重庆教职员和学生也用游行、罢课来支持成都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省议会迫于形势，终于通过师生代表提出的议案，教职员和学生无不欢欣鼓舞。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反动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无理解聘了王右木在高师的职务。面对政府的高压，王右木不为所屈，他决心以更充沛的精力、坚定的意志，迎着反革命风暴从事更为艰巨的斗争。

通过这次斗争，成都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群众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消息传遍了全川。人们更加相信，革命的真理，终究要得到胜利，任何反动势力是无法将它扑灭的。王右木后来在给团中央的信中谈道：“四川经过前次学潮后，一般学生脑中颇将马克斯（思）三字印入，成都旧日安派（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派别名称）空气已不为青年所重。有马克思主义信徒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消息传遍成都，传到全省。”

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后，王右木受到军阀压制，遂决定去上海找团中央，以谋求统一的组织，并希望学到一些团体组织法和劳工运动法的相关知识。1922年7月中旬，王右木抵达上海，第二天一早即到党中央所在地渔阳里接洽，并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接头。时值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王右木先后与党、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阮达时、春木（张太雷）、俞秀松、陈独秀等会晤，收获颇大。团中央给了王右木《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号》若干份，并告之以团组织联络接洽的方式，委托他回四川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

王右木于1922年10月初返回成都，就立即根据团的章程，在原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10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团地委”）正式成立。成立时，有团员13人。按照团章第二条规定，王右木由于年龄超过团章规定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特别团员担任指导工作。从此，团组织成为成都地区群众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倡导者。

组建成都劳工联合会

1922年冬，成都团地委遵照中央关于团的工作应向劳工方面活动，建立革命的劳工组织的指示，经过认真讨论分析成都工人队伍现状后，认为只有长机帮工人人数最多，待遇低劣，且以往就有过一些斗争经验，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但那里的工人曾受工党马云衢的欺骗，罢工惨遭失败，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重新发动起来。

王右木决定，除派团员钟善辅、刘亚雄负责工人运动外，自己也毅然地取下博士帽，脱下旧长袍，换上工人装，首先走到工作较难的长机帮工人中去。他很快和那里的一些工人交上了朋友，用通俗的语言向他们宣传组织工会为工人利益进行斗争的意义。

他说：“要求得自己生活的改善和本阶级的解放，只有努力奋斗，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不要依靠他人，也不要幻想现时的政府能帮助你们。因为现时的政府都是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但部分工人鉴于以往罢工失败的教训，心中不免留有阴影。王右木了解这种历史的原委后，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终于逐步和几十名苦大仇深的工人结成了知心朋友，受到工人的信任和爱戴。

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后，王右木便借成都皇城内的明远学校教室开办夜课学校，吸收各工帮的积极分子参加，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给工人讲剩余价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从思想上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很受工人欢迎。加上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其他各厂的努力工作，工人中涌现了部分觉悟比较高的积极分子，如在长机帮中有威望的正直青年孟本斋。尔后又继续组织团员出入工人聚居区的主要街道和茶馆、饭店，努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道理。由于他们在工人中的工作比较扎实，行业工会的组建也就比较顺利，先后成立起了长机帮、生绉帮、建筑帮、牛骨业和店员工会等20余个工会组织。而各帮工会的建立，又为成立统一的成都联合工会准备了条件。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武力镇压。消息传来，王右木以社青团团员和读书会会员为骨干，落实团中央的指示，发动成都工人举行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全市性大罢工。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了声援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还组织以团员为核心的宣传队走上街头声讨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充分显示了成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力量。

1923年5月1日，在团地委组织下，以长机帮、生绉帮、牛骨业和刺绣工人为骨干，召开了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工人们喜气洋洋，以成立自己的劳工联合会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遍街张贴了由王右木和团员蒋雪村、彭仕弥分别写的《唉！劳工不得不做“五一”运动啊！》和《诅咒劳工做“五一”运动的人请看这好罢》两种醒目的印刷品，给死气沉沉的蓉城增添了新活力。各行业工人组织选派代表出席会议，劳动自治会也派代表赴会祝贺。

会上散发了由恽代英和蒋雪村为工人写的《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的传单。会议通过了关于维护工人正当利益的四项提案。成都劳工联合会是团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四川第一个工会性质的组织，《川报》称劳工联合会是“成都破天荒之工人盛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真正工人的工会”。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成为成都工人运动的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成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王右木仍感到跟不上全国革命的发展形势，虽然他在团地委中以特殊团员的身份指导着革命运动，仍不免感到工作上不能直接参与之苦。恽代英到成都后不久，了解和观察到成都团组织的一些情况，他佩服王右木的革命意志和理论水平，认为王右木的年龄是大了些，但在当时的成都，他是团组织的发起人，只有他才是暂时的恰当的领导人。

为了发展和领导好四川人民的革命运动，恽代英从具体情况出发，于1923年6月给团中央写了《关于请团中央给予四川青年团工作的指示信》，信中说：“但我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指王右木）得合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同月，团地共委举行第三届选举会议，王右木当选为书记。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王右木的领导下，更加生气勃勃地开展革命运动，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

建立中共成都独立小组

1923年春，经过考查的读书会会员已发展到90余人，流动听讲的达百余人，团员也发展到30余人。这为中共成都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王右木也写信给党中央表达了在成都建立党组织的愿望。信中说：“不知此地有‘共学社’（即共产党组织）否，木愿加入；如果没有，能不能组织？”

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8月，王右木决定动身前往上海，将四川的工作和建立党组织事宜当面向党中央汇报请示。不久，王右木从上海到了广州，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革命的发展情况，再次郑重地请示在四川成都建立党组织的计划。之后，党中央正式批准了王右木在四川成都建立党组织的请求。

9月，王右木回到成都，立即召开了全体团员会议，传达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要求大家坚决按党的决定去做。但很多同志对国民党在四川的表现很不满意，尤其是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受过国民党摧残的同志，对国民党更为愤慨，几乎一致反对国共合作。王右木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决策，应当遵守党的纪律。他又向大家反复讲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阐述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提出要以大局为重，坚决贯彻中央决议。会后，他又找一些团的骨干做工作，使大家对国共合作的策略逐步有了认识。王右木还以身作则，带头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被聘请担任国民党总支部的宣传科副科长。四川国共合作的情况，王右木及时地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王右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共合作指示的同时，还开始秘密筹建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组织。1923年10月，王右木在团员中选拔了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团员优秀分子，刘亚雄、钟善辅、黄钦、梁国龄等先后转为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央领导，王右木暂任书记，独立小组下分学生组和工人组。工人组开会的主要内容是由王右木作通俗的政治报告，讲一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结合讨论工会的活动方向等问题。

拒绝高官厚禄，为革命事业献身

1923年冬天，四川军阀杨森占领成都后，被北洋政府封为四川督理，独揽军政大权。为了收买人心，杨森提出了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委督署秘书秦正树筹办报纸为他的“新政”呐喊。

秦正树原是留日学生，和王右木有深厚的交往。回国返川后，又加入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接受杨森的办报任务后，他即找王右木汇报情况。王右木很快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分子会议，商量如何利用该报进行革命宣传。有的同志担心，该报是杨森叫办的，恐怕难以利用它来达到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搞不好，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王右木认为，利用反动派的东西来为革命事业服务是有先例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单薄，没有力量自办日报，即使办起来也难以维持下去。如谋发展本团和把革命理想传播到群众中去，一部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需要加入进去。

经过讨论，统一了意见，决定将办报的事承担下来，以当年的甲子年为刊名，就叫作《甲子日刊》。社址在成都三倒拐街（原川汉铁路公司旧址）。由秦正树任社长，王右木为总编辑，刘亚雄为助理编辑，报丁杂役多是同志，“似乎报纸成了我们党办的一样”。宣传方向是：利用杨森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宣传反对防区、反对军阀混战，主张还政于民。有时也在报纸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颂扬苏联革命的成功，介绍社会主义制度等新事物。这样办报当然不合军阀心意，不久，就被杨森迫令停刊。

杨森在成都为了巩固和发展他的封建势力，统一全川，还特别制订了一个延揽人才的计划，一些“五老七贤”、封建余孽、失意文人纷纷聚至他的署前。这时的王右木正从事于《甲子日刊》的编辑工作，杨森深知王右木在成都工人学生中有很高威望，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1924年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杨森派他的四个亲随副官，大大咧咧地提着一箱银圆直闯王右木家中，虚情假意，“恭恭敬敬”地呈上一张杨森军部督办署顾问的委任状，说什么杨督理久仰大名，请出来共理川事。王右木心里非常明白，这是军阀的收买伎俩，若马上严词拒绝，必遭暗算，即虚与周旋，叫他们把钱带走，留下委任状。副官走后，王右木轻蔑地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的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我怎能去做他的官？”他决定暂别蓉城去上海。

因为中央在1923年冬就指示他辞去团的书记一职，目前团还没有改选，这桩重大事件，无论如何要在走之前落实。1924年3月24日，团地委召开大会进行改选，会上选举张霁帆为书记，王右木不再担任团的书记职务，专做党的组织工作。在会上，王右木语重心长地对团的工作作了交代，并建议团组织在今后的大发展中，要加强对团员的考查和教育工作。他的建议得到团员大会的一致通过。当天，王右木给团中央写了《关于改选团组织给团中央的报告》，汇报了推迟改选的原因。这也是王右木在川中给团中央的最后一次通信。

团地委的改选工作落实后，在一天的深夜，王右木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收拾了个一尺多长的包袱，全家人都含泪围在他的身旁。王右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抛妻别子，在女儿的陪伴下，轻快地穿街过巷到了九眼桥，喊来轿子将女儿送回，随即登上去上海的途程。

王右木到达上海不久，即去广州。他在给亲人和同志们的信中谈道，他在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会后，为了节约路费，他决定来一次沿途实地考察，往广东、广西、贵州步行回成都。1924年中秋节前夕，王右木在贵州赤水县（今贵州省赤水市）土城给家中和同志们写信，说他不久就要回到成都。得悉王右木即将返蓉的消息，同志们互相转告，非常高兴。可是，王右木在贵州土城至四川泸州途中牺牲。

王右木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播遍巴山蜀水，奠定了四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基础，开辟了四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光明道路。他用生命诠释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王右木烈士家属签发了“光荣纪念证”证书。

张爱萍、杨得志、贺敬之等革命元老在王右木纪念馆题词肯定王右木对四川革命事业的不朽功勋；王右木生前战友、四川省原副省长张秀熟同志这样讲道：“右木同志一生红如烈火，对党无限忠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是播种机，他是先驱者，其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后人要一代一代地永远学习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