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的道路

1887年11月12日，王右木诞生在四川省江油县城关镇（今江油市武都镇）一个有着耕读传统的贫困农民家庭。母亲杨氏生下他时，其父尚在外面躲债，因无力喂养，准备忍痛送给别人。他在外教书的大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自己节衣缩食，全力支持家庭，决心将弟弟抚养成人。王右木排行第三，四岁起就跟着大哥识字读书，受到严格管教。

辛亥革命前夕，王右木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数理科，决心从实业着手，使国家振兴，人民富强。当时的成都，已是四川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和集中地之一，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又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大批留日回川的学生在此任教，革命氛围十分浓厚。王右木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产生了留学日本的愿望。但他的家庭经济这时更加困难，连供他继续读书也不可能，只好被迫中途休学，留日学习的愿望当然无法实现。回到江油后，他应龙郡中学之聘任教务长。

不久，王右木积攒了一些钱，又回到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去完成他未竟的学业。王右木逐步看到，辛亥革命并未给人民带来实质利益，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他感到，一个幸福兴旺的国家，不可能在这貌新实旧的统治下实现。无情的现实，促使他团结有志之士，一起研讨国家政治，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1914年，江油、彰明两县得到一个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王右木决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亲友的资助下，王右木终于实现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到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出兵中国山东，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而且还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氏称帝的交换条件。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日、反袁的斗争怒潮，中国的留日学生也迅速召开了留学生总会会议，反对袁氏签订卖国条约。会上，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在这次运动中，王右木奔走呼号，动员人民竭力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首先高举讨袁护国的武装义旗。接着全国响应，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反袁运动进入高潮。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组织学生积极支持云南的护国军。李大钊等还在东京留学生中发起组织“神州学会”。王右木立即加入这一组织，并在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王右木的态度十分鲜明：他慷慨激昂地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对友人司君加入袁世凯的筹安会愤怒地加以斥责，指出“如不退出，即断往来”。他在给家中的信里，也用较多的笔墨来评论国事，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王右木留日期间，马恩著作在日本知识界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他在东京明治大学时，经常聆听进步学者山川均夫妇和上杉荣讲经济学，还去京都帝国大学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河上肇讲政治经济学史。这时他还结识了俄国的革命诗人爱罗先珂。他们都是王右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老师。

这期间，王右木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并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和中国现实进行探索，从而认识到靠单纯的发展实业是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更加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8年秋，王右木获得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士头衔。归国后，他在上海稍事停留，于1919年春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全家人在高兴之余，都希望他能参加当时的省议员竞选，以期日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是王右木却断然拒绝，耐心地向家人解释说：“我到日本去求学，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现在，我找到了革命的真理，回来就是为了宣传真理，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改造这个黑暗透顶的社会，像俄国那样！”他大哥不能理解他的革命心情，愤怒地说：“你要参加‘过激党’,以后是要被砍头的！弄不好我还会受拖累。千万千不得！”为此，他大哥还动员亲朋好友来劝他。王右木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极力说服众人。他大哥很是生气，骂他“没良心”“败家子”，甚至要对他动拳头。事情越闹越凶，最后不得不以分家告终。

王右木没有在压力下屈服，他带着全家五人，离开了家乡，于1919年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到达成都，在实业街租房住下。不久，他应聘于高等师范学堂（原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任学监，教经济学和日文。从此，他便以学校为基地，努力在成都开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组织马克思读书会

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全川人民的爱国热情，广大青年学生首先起来响应。在学运中，四川学生联合会和川东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各阶层人民都投入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王右木积极地置身于运动之中，并密切关注着它的发展。他认为在四川要开展这一运动，“必须首先抓住高师这支庞大的队伍，要把当前的文化运动更深刻、更向前推进一步，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用它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因此，“亟须要组织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队伍”。当时，他除在高师任课外，还先后兼任高师附中的领导职务和法政专门学校、成都女子师范、农业专门学校等校的课程。他利用在各校教学的机会，物色和联络青年积极分子，并给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在农业专门学校讲课时，他针对当时一些空喊实业救国的人，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他还教育学生关心时局，注意政治，不要只是埋头读书。

1920年暑假期间，王右木前往上海考察，了解到上海和各地筹建党组织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受到很大启发。王右木首先考虑到，现在应集中力量从事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

1920年冬，王右木在高师皇城明远楼建立起四川第一个以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革命群众组织，取名“马克思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

读书会创建的初期，王右木主要邀请亲朋好友及在成都求学的同乡参加，首次集会约有三四十人，此后却日益减少，到了第四次集会时，只有几人了，而这几人也并非他的亲朋好友。王右木意识到，干革命只靠亲友关系是不行的，于是他重新物色新的人选，并对他们作一些必要的考查。其后读书会吸收会员时更加审慎、严肃，着重挑选有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王右木先后在高师及高师附中、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华西大学等学校学生中吸收会员。后来又陆续吸收了不少中、小学教师及少数工商从业人员。读书会渐渐壮大，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发展到百余人。

读书会的组织形式简单，大致按学校分成小组，每周集体活动一次。其学习方法：一是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小组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三是结合学习的内容或配合五一、五四等重大节日举行大型的讲演会。每周集会的地点不定，常在东门外点将台、老西门外万佛寺或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地，有时也在王右木家里。总之，以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为原则，每周都变换地点。有时要举办大型讲演会时，则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致公堂进行。

当时学习资料比较缺乏，王右木则自费订购了《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还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并给会员讲解。他给读书会员专题讲《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王右木和读书会会员们还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积极地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活动。如走上街头，到市场、茶园及群众广为集聚的其他场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声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各种宣传讲演。

王右木在成都组织的马克思读书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到革命运动中，促进了成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一批革命青年迅速地成长起来，为成都党团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成都正式建团后，读书会仍继续作为团的外围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创办《人声》报

在马克思读书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王右木感到光靠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范围、时间上显然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决定创办一个专门的刊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宣传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以动员更多的人投入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之中。

1921年1月，王右木自筹经费创办了《新四川旬报》，该旬刊倡言的方向是以“平易之自治建设”的言论“供社会采摘”，“一面向社会指导建设途径，一面为防包办与利用起见”，对四川军阀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以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铁面无私，痛下攻讦”，故该刊创办四个月后即被当局查封。此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却表现出“有胆有识，识论精透”。王右木和读书会会员们面对军阀的强权，毫不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他又创办了一份更为激进的新刊物。

1922年2月7日，王右木自筹经费创办《人声》报，该报是四川最早公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出版物。编辑部就设在王右木家中，他兼任社长、主笔、编辑，内外杂务都干，只邀约了刘先亮等三人组成校勘和发行工作小组。王右木定此报名称为《人声》，其作用是“鼓动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提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呼声”。

《人声》报确确实实代表了人民的呼声。在创刊号的《本社宣言》中，明确宣称“这个小报的前身，便是去年死去的那个《新四川旬刊》”，而新创办的这份报纸“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的“最终目的”却是“未丝毫改易”，并对“实际上所取”的“已略有不同”的“途径”作了一番自述。王右木在《人声》创刊号上撰写并刊登出旗帜鲜明的宣言，称编者现在的最终目的和实现其目的的途径是：

（一）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

（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地暴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

（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地改善方法；

（四）注重此地的劳工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

（五）注重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

（六）注意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做一致的行动；

（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及实际的一切问题；

（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

宣言还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运动的行动指南，这在当时的四川是独一无二的。

《人声》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期均载有不同体裁的各式文章，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介绍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理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鼓动民众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批判杜威、罗素、柏格森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和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实用主义观点，尤其强有力地批判了曾在四川泛滥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军阀的罪恶，猛烈地抨击四川的“防区制”；揭露和批判旧思想、旧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探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诸问题。

《人声》报的主要文章都出自王右木的手笔。为写好一篇文章，他有时连续几天不沾床，实在困了就伏在桌子上养一下神，睡梦中还大声说话，似乎仍在激烈地同别人争论问题。家里的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健康，省吃俭用总想为他弄些肉、蛋之类的补养品，但他决不允许。有次深夜，家里人给他煮了两个荷包蛋，他严肃地说：“可不要在我身上多花钱，以后再不许这样做了。”晚上不管工作到何时，第二天他仍然黎明即起，按时洗冷水浴一次，自始至终保持着勤劳俭朴、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在办报之初，为了扩大影响，《人声》报不收费，多以赠阅为主，因此无法取得报酬。即便王右木将大部分工资都投入《人声》报之中，也难免资金紧张。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梁华说，王右木是一个大学教授，每月的收入自然不会少，可是他的生活却是过得非常的坏。他老婆、孩子们的生活水平还当不上一些工人家的，他把每月的收入多花在党的工作需要上了。对党的工作，他废寝忘食，不顾自己的一切。他每天不停地跑，有时甚至通宵不睡，也没有看见他喊疲倦和好好休息，可真是少见的同志。

为了支撑《人声》报的经费，王右木把他留学日本的宝贵纪念品牙骨手杖、自鸣钟都卖掉，连杯盘碗盏都卖了。他家里人说：“你挣那么多的钱还要去卖这些东西？”他轻言细语地解释说：“你们要晓得，我在搞革命。革命是干啥子？就是革除那些压迫人的人，革除那些欺负人的人。我们现在苦，是为将来所有受苦的人不苦，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全家六口人每月只有20元钱作为衣食费用，但家人仍是和睦相处，克勤克俭，积极支持王右木的革命活动。

《人声》报在成都出版，奋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和封建主义，一开始就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人声》报“语极离奇”，警告嗣后言论务求中心，不得再涉离奇。《人声》报发行到第三期时，四川省警察厅就以“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的罪名，勒令停刊，后经王右木巧妙周旋得以复刊。该报曾揭露驻防江油的小军阀刘膏腴不择手段搜刮民财的罪行。通讯见报后，刘膏腴虽恼羞成怒，但却对身在成都的王右木无可奈何，便把在江油县的王右木的两个哥哥抓去用刑。其二哥被迫害致死，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王右木闻讯后，悲愤异常，满怀仇恨，奋笔疾书，继续在周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狠狠揭露军阀统治的罪恶。

由于当局的不断迫害，再加上办报经费非常困难，王右木又全力领导全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人声》报最终于1922年6月被迫停刊。王右木勉励同志们说：“军阀恨我十分，就是我等工作做到十分，彼辈不恨我等，就是我等没有做工作。”

王右木通过组织建立马克思读书会和创办《人声》报，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同时团结了大批青年在自己的周围，在成都培养了一批四川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者，这是成都也是全川现代史上一件了不起的、意义深远的大事。它直接为一个组织性、纪律性强的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