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中，突然遭到失败的风云突变的一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赞同国共合作，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共产党选调一批优秀党团员进入黄埔军校，随而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第四军的独立团。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广州、上海工人和广东、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工人和农民运动的推动和全国进步人士的拥护、支持下，一九二六年夏末秋初，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中，开始了北伐进军。

　　北伐军兵分三路（实际上是兵分两路）：东路是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第一军沿福建、浙江，直取上海；中路是蒋介石容易控制的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六军（程潜）向南昌、南京前进。这东路和中路实际就是右路一路，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略取的目标是东南五省。进攻的敌军是孙传芳部队。这一战略部署是窃取了总司令职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伪装革命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包藏祸心的大阴谋，他企图夺取宁沪杭富饶地区（特别是上海），控制买办豪绅，并以此为资本，去投靠和勾结帝国主义，建立他个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西路即左路以唐生智的第八军为前导。第四军（军长李济琛）企图保存实力和地盘，借口留守广州后方，留了一部分军队在广州，派副军长张发奎率领第四军余部北伐。第七军（李宗仁）随后跟进，沿粤汉路北上。在中山舰事变后建立的叶挺独立团（全部军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附属在第四军。作战的对象是吴佩孚所部。无论孙传芳或吴佩孚，都是腐败极点的旧军阀。北伐军在农民协会的有力配合下，得以长驱直入，顺利前进。在北伐军中，叶挺独立团起了关键的作用，如左路军在贺胜桥战斗、汀泗桥战斗中，遇到了敌军扼险固守，都是由叶挺的独立团奋勇打下。西路军围攻武昌，敌顽固抵抗，又是调叶挺独立团去，终于在辛亥革命纪念日打下了武昌。汪精卫国民政府也就搬进了武汉。

　　随着国民政府进入武汉，黄埔军校也开始由广州向武昌迁移。黄埔第五期的学生大部，教育长邓演达和校部教官职员也陆续到了武昌。炮兵、工兵则由广州和南昌前线向武汉集中。正在迁校过程中，早就心怀鬼胎的蒋介石突然下令停止迁移，要军校仍留黄埔。已到武汉的军官学生，则另建分校，全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简称“武汉分校”。武汉分校既有广州开来的黄埔第五期学生（广东黄埔又另招新的第五期学生），也有在武汉新招收的第六期学生；既有步兵连队，也有政治科；又有炮兵一个大队四个队（约六百余人），工兵两个队，还有剪了头发前来参加革命的女生一个队。步兵连队和政治科都住在武汉师范学院内。女生队则在师范学院隔墙另住。炮兵大队先住平湖内外，后移至武昌南郊之南湖。武汉分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协作下，成为武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堡垒和可靠的武装。武汉分校在反蒋斗争中立场坚定，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分校领导人多次在全校人员面前公开宣称：“农民运动好得很！谁说‘过火’，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受党中央委派来到武汉分校，参加分校的领导，任校党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在工农运动的有力配合下，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的军队。蒋介石指挥的第六军、第二军攻占南京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炮舰，即于三月二十四日联合炮击南京，打毁许多房屋，无辜居民死伤二千余人。蒋介石不但毫不抵抗，反而立即屈膝投降，并迅速向上海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指导上海工人暴动的委员会，举行了英勇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和驱逐了盘踞在上海的孙传芳部队，欢迎国民革命军进市。阴险狠毒的蒋介石，一踏进上海，居然恩将仇报，下令他的部队大规模地屠杀工人革命群众。工人群众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这就是“四·一二”事变。这一血腥屠杀，博得买办、豪绅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叫好，蒋贼就成了这些反革命势力的政治代理人；这一次大屠杀也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蒋介石又成了帝国主义新的宠儿，新的走狗。蒋军既占领上海，就在上海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起来，在南京建立了蒋记“国民政府”，作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新军阀的法西斯统治，并以此和在武汉的汪记“国民政府”相对抗。

　　中国革命已到了胜败存亡的紧急关头。四月间，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一伙对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仍抱幻想，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主张，甚至连毛泽东同志的提案，也拒绝在大会上讨论或印发。这时，毛泽东同志提出“武装农民”的主张，公开响应的只有黄埔军校教育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

　　蒋介石炮制的“四·一二”惨案，不但直接屠杀了一大批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而且是发出一个反革命的信号。那些本来就是豪绅地主反动武装的头目们，只因北伐军声势浩大，节节胜利，才暂时投机革命，接受指挥，现在，一得到蒋贼的反共信号，无不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争当反共先锋。最早的是广东军阀，在蒋贼屠杀后两天，即在广州大杀大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这就是“四·一五”惨案。接着是夏斗寅的叛变。夏逆是独立十四师师长，原驻宜昌防备四川军阀，这时，他倒过去，联合四川军阀杨森，于五月十七日向武汉进攻，先头抵达武昌以南四十里的纸坊，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汪记的武汉政府，并不明令讨伐蒋介石，挥军东下；而是高唱第二期北伐，进军河南。武汉地区此时已无战略预备队可调，只好又请叶挺出来，指挥少数部队，加上由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师，讨伐夏斗寅。陈毅同志在教导师党内作了有力的动员，保障了作战部队的高昂士气。在叶挺同志坚强指挥和作战部队奋勇杀敌的讨伐中，一举粉碎了夏逆的进攻，解除了武汉的威胁。

　　才打败夏斗寅，五月二十一日又发生了长沙许克祥的叛变，围攻我党领导的湖南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惨遭杀害。湖南党组织了十万农民武装围攻长沙，反击许克祥的叛乱，声势浩大，红旗飘扬，大家都鼓掌称快。可是坚持投降主义的陈独秀，居然以“党中央”的名义下令撤退。他派了许多“钦差大臣”，手持“中央”命令，限令立即退兵，不服从命令者开除党籍。无数农民领袖，捶胸忍痛，挥泪退兵。这样就更长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大灭了农民的革命威风。新军阀所到之处，一片白色恐怖，新军阀之贪婪残忍，较旧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各个革命组织和革命者都面临着大革命失败前夕的考验。武汉分校也不例外地面临着动荡和分化。早在蒋贼制造“四·一二”惨案之后，一些反动的军官和学生，就先后纷纷逃向南昌去。在革命垂败时，许多动摇投机分子，纷纷出逃。分校领导人中也有个别投机分子，夫妇两人先后逃亡。他们一离武汉，就公开发表声明退党。在此同时，左派军官和学生更加靠近党，表示愿意跟党走，个别的诚恳要求参加党。在分化动荡中，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很坚决，表现好；只是有些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武汉分校经过各方面的调动、逃亡、清洗，人数更少了，于是，由教导师缩编为教导团。炮兵大队也缩编为炮兵连。我仍在炮兵连。

　　大概是七月上旬的一天，大雨倾盆，陈毅同志打着雨伞，卷起裤脚，挟着布鞋，打赤脚冒雨从武昌城内步行十余里，来到南湖教导团炮兵连找我。他先交给我一封党的介绍信。我见信后笑着说：您自己来，还带组织介绍信！他回答说：这是组织手续。他虽长途冒雨而来，但却精神饱满，侃侃而谈。他先告诉我：国民党已经完全背叛了革命，各地都在屠杀工农，我们必须坚决给以革命的回击。党中央已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首先在南昌举行起义。叶挺的一个军（欠一个师）和贺龙的二十军，都在南昌地区。南昌附近只有少数反动军队，不难收拾。南昌起义胜利后，我军即将迅速南下，到广东的东江。那里有彭湃同志动员和组织的农民，数以十万计，可以扩充起义军，然后我们再打回广州去。那里的革命工会会组织工人接应我们。教导团即将由武汉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他说，他准备隐蔽在炮兵连内。问我连内干部学生政治情况如何？我向他报告：连内副连长、排长都是我同班的同学，思想都比较进步，同我个人都有良好的友谊关系。连内学员已经清洗了右派分子，剩下的都是党员和左派。隐蔽在我连连内，可以保证不会出问题。他指示我要团结好同学，掌握好部队，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他在危急关头，坚定的态度，乐观的情绪，明确的语言，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心，给我以极大的鼓舞，使我在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前途。特别是他把党对起义决策的轮廓告诉我，表示了他对我的最大信任，更使我深受感动（后来我能够在广东三河坝找到起义队伍，就是靠了他的指引）。临别时，我要雇车送他回去，他坚决不肯，我又提议在我们连最近新买回的近百匹马中选一匹最好的送他回去，他也不要，依旧打着赤脚走了。陈毅同志这种不畏艰险、坚强沉着、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他的豪情坚毅，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五十年来，一直铭记在我心上，永不能忘。

　　汪蒋之间的矛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相互争夺继承权和领导权的老问题。北伐军初到武汉时期，蒋对东南五省尚未拿稳，为了缓和内部种种矛盾，暂时让汪当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这个老奸巨猾、投机取巧的反动政客，在武汉周围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不得不以“左派”的假面目出现，以欺骗群众。在蒋介石成立蒋记“国民政府”反共也反汪时，汪也不得不反蒋。汪自己也知道既无嫡系部队，也无可靠的政治实力，所以汪之反蒋是色厉内荏的。有个短时间新军阀张发奎和唐生智都表示拥汪。新军阀张发奎因蒋授他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官衔，并允许他扩充军队，可以开回广州去，把广州给他做地盘，从而他开始反对联共。新军阀唐生智新受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官衔，于五月二十九日宣布拥蒋反共。这时四个集团军除公开拥蒋外，还有一个株守在“表里山河”的山西，不出省。反动政客汪精卫经过一系列密谋策划，终于抛弃了革命的画皮，于七月十七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以表示其反共的坚定性不比蒋贼稍差。汪蒋合流，国民党已由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下变成反共反人民的带封建性的法西斯政党。

　　在这革命受到挫折的暴风急雨中，情况瞬息万变。陈毅同志到我连谈话后不几天，我就接到校党委通知，立即离开教导团。这并不出我的意外，因我早就是公开的共产党员，留在教导团仍任炮兵连长，倒有点出我意外。校党委又送来一封介绍信，叫我即送党中央军委去，请转介绍参谋团前委。我拿介绍信去找军委秘书，秘书处已搬离原住地“中和里”。秘书告我叶挺部有位团长一两天内就要回南昌，你可跟他一路去。我立即去找那位团长，他在家中，不急不忙地说，他还得几天才能回队。辞别出来，正好遇到一位黄埔军校教官，现在黄棋翔四军炮兵指挥部负责，邀我到四军炮兵指挥部去。我打听了一下，初步了解到指挥部下属两个炮兵营。一个营长是我的同学，不久前入党的党员。另一个营长，河南人，行伍出身。炮营部队驻九江附近。炮兵指挥部拟即日到部队中去。我心想，一个营的营长是党员，和我感情很好，叫他把队伍拖去南昌参加起义，不成问题。另一个营长，可由我们两人去做他的工作，大概也有可能拖出来，这比我到二十军炮兵营去更有作用。我把我的想法报告军委秘书，请示军委，得到批准同意，于是我就到了四军炮兵指挥部报到。那里按照广东军队习惯，伙食办得很好，使我能饱吃几天。可是就是迟迟不出发，我每天焦急如同坐在针毡上。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了，更使我焦急不安。我们迟到八月六日才到九江，一上码头，就遇到黄埔军校教育部长杨树崧（国民党左派），他问我：“你为什么还在这里？赶快走！”他又责问那位炮兵指挥，为什么把我留下来，说要赶快让我走。我只好向他们敬礼告别。九江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教导团的同学，市面很乱。九江原有一个联络点，我想这时已不必去找了。就到教导团和几个同学会面谈谈，了解他们的情况，问他们各个人的打算，讲几句勉励的话。我计算时间和距离，从陆路赶队伍，等我赶到南昌时，不但赶不上起义队伍，而且必然遇到追兵，我是公开的党员，遇到右派同学时，很难脱险。这样，我就决定经上海由海上乘轮船去赶队伍。当天我就下船赴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我调离炮兵连，陈毅同志没有到炮兵连来，改到警备连隐蔽，但他仍准备领导教导团到南昌参加起义。这时，教导团已奉命归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指挥。这是蒋贼赏给张发奎的一块肉骨头。教导团也迟迟东移，全团分乘几十条木船，由武昌沿江东下，于八月四日上午，船队次第到达九江码头。新军阀张发奎早已布置好重兵等待。船队到达九江时，张发奎传来命令，学员军官放下武器，徒步上岸。到齐后徒手列队，带进宿营地待命。就这样毫不费力地逐船解除了教导团武装。该团遇到这样突然袭击，无法抵抗，每个人都只好愤愤地走到宿营地去。在此突然事变中，陈毅同志仍沉着冷静，妥筹对策。当晚即召开教导团党委扩大的紧急会议，各个支部都有人到会。他向到会的人说：汪蒋合流，国民党完全叛变，我党已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决定给国民党以革命的回击。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这一起义是完全必要的、光荣正确的革命行动。我团未能赶上去，又被收缴了武器，已无法参加南昌起义。张发奎收缴我团武装，是害怕我们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的武装组织。张发奎这个人他对我团的一般情况是了解的，但在武汉时期，他和我团没有直接接触，还不够了解我团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哪个是共产党员，哪个不是共产党员。他收缴我们的武装，是为了他接管这个团时，便于清查搜捕和屠杀共产党，而不至受到武装的反抗。情况是危急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必将最后战胜国民党。现在我们必须保持革命的坚定性，冷静地、清醒地估计情况，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适当的决策。他建议：一、凡已经暴露了身分的同志，必须迅速离开教导团，离开九江，以保存革命力量。二、能隐蔽的党员一律留下，沉着冷静，灵活应付，保存力量，团结同学，把这个团团结在一起，带到广州去。为此应该成立临时党委，领导全团，等到广州后，设法和广州的地下党取得联系，见机而动。三、撤出的党员，必须立即离开此地，迅速行动，或由陆路追赶贺叶起义军，或各回家乡去参加农民运动。务必善于保存自己，以便参加更加艰苦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会议经过简短的讨论，一致同意陈毅同志的分析和建议，决定了应撤离的名单，通过了由陈毅同志提出的团党委的新的领导人和临时党委组成。最后，陈毅同志说：我非常遗憾，不能和你们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希望大家不怕牺牲，不怕艰苦，坚决革命，死而后已。我们暂时分手了，后会有期，相信不久我们又会见面。会议紧张地进行着，然后迅速地在夜色朦胧中各奔前程。陈毅同志领导的武汉分校——教导团，不辜负党的期望，后来开到了广州，在广州收容了从各地来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扩大了自己。同年十二月在张太雷、苏兆徵、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下，参加广州起义，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陈毅同志妥善安排了教导团工作后，不畏危险，不顾疲劳，立即偕同警卫连连长肖劲同志夤夜赶路，经过两天两夜，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后续已离南昌一天了。蒋贼调来的追赶部队，进入南昌，到处搜捕共产党，杀人抢劫，混乱非常。原先约定的几个接头地点，已无法查询，又不敢投店。以后他们在一个船工处打听到起义部队可能向临川（抚州）开去，于是又连夜出城追赶部队。经过跋涉周折，穿过敌人一道道警戒线，机智地应付了敌军的多次盘查，终于在临川赶上起义部队。陈毅同志找到参谋团后，即向周恩来同志报告了教导团到九江遭遇突然袭击被收缴了武器和善后工作安排。这时，赣东有一支土匪武装（司令姓邓）正在和我军联系，表示愿意接受贺（龙）叶（挺）的委任，并要求派干部去领导他们。前委决定派陈毅同志到这个部队去工作。陈毅同志没有休息就同肖劲同志一起到那个部队的驻地，发现这个家伙根本没有接受我党领导的诚意。要求我军委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骗取我军的枪弹。陈毅同志等了一整天，这位“司令”一直不肯见面。陈毅同志当即返回临川。这时朱培德的部队已占领该城，陈毅同志和肖劲同志立即乘夜离开临川，再次追赶部队，走了一夜，赶到宜黄，第二次追上了起义部队。不久，前委就派陈毅同志到叶挺部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担任党代表。这团的前身原是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此后陈毅同志就随二十五师南征，冒着酷暑，行军作战。其中包括参加攻击会昌钱大钩部的战斗，又迎击黄绍竑部，两战都取得全胜，军心大为振奋。

　　在会昌大胜后，参谋团和贺、叶指挥机关，大部经潮州进入汕头。当时，朱德同志（直属两个连）和陈毅同志都和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担任后卫掩护。我从上海乘轮船经汕头走梅县，在三河坝赶上起义军。经教导团一个连长（黄埔同学）介绍，在三河坝见到朱德同志，可惜未见到陈毅同志，当时也不知道他在三河坝。朱德同志曾留我在三河坝，那个连长也劝我休息两天再说。我因为介绍信被另一位同志拿着，而另一同志走另一路到汕头去了，所以我急于到汕头报到，就离开了三河坝。我到汕头后，对于当前敌情似不大在意，但北面的敌军已经追来。我于一个夜晚，同另一个参谋，被临时委派到汕头火车站去守电话机。参谋团命令潮汕我军和赤卫队密切配合，坚决阻击追敌。命令我不断和阻击部队联系，随时将情况向参谋团报告。从电话里得悉阻击部队受到兵力数倍于我之敌军的压迫，正在沿潮汕铁路线，依靠各个火车站和河流（铁路桥）组织抵抗，战斗愈打愈激烈，我军被迫节节向南转移，距汕头已不很远。前方最后的报告是：敌军从我东西两侧平行追击，已将我后卫包围。半夜电话不通了。我军在汕头的一些部队和机关，也已由汕头撤退完毕，我和那位参谋同志见汕头市内已寂无一人，在拂晓时最后撤离出来。

　　大革命失败后，所过之处冷冷清清，失败情绪象乌云压城般压来。缺乏训练的士兵和动摇不定的军官，纷纷逃亡。有的不带枪，有的带枪，有的请假，有的不请假。部队减员很多。就在这紧急关头，朱德和陈毅两同志挺身而出，集合队伍，进行动员。说：我们这支队伍是有光荣历史的，是南昌起义遗留下的宝贵财产。我们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胜利信心，要保护这一遗产。经过政治动员，部队士气大为稳定。十一月初，部队进行整编。陈毅同志协同朱德同志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从而加强了部队的巩固。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朱德、陈毅同志在地方党策应下，开进宜章城，消灭了地主武装，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开仓分粮。部队在这里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湘南起义的序幕。旧历年关前后，湘南各地工农纷纷揭竿而起，为了发展胜利，朱德、陈毅同志率部北上，在短短两个月里，相继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并发展到安仁、桂东、汝城、衡阳、常宁、桂阳等地区，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和耒阳第四师。

　　这时，湖南省委巡视员和湘南特委却迷惑在盲动主义的错误中。他们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是不断高涨的，起义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要变小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有强大的敌人；他们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一九二八年三月，南方各派军阀混战结束。蒋介石命令湖南广东调动几个师的军队，“协剿”湘南，镇压起义。在这重要时刻，为了保存军力，使起义军免受不应有的损失，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果断地决定收拢主力，避免与敌决战。

　　正在这时，传来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朱德、陈毅两同志非常高兴，立即将这一好消息向干部和部队传达，使大家看到了新的光明的前途，并立即派人上山报告，取得联系。毛主席听到南昌起义的余部在湘南领导了胜利的起义，也很高兴，又很关心，亲自率领两个团下山接应。在毛委员亲自下山接应下，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和陈毅同志分路同上井冈山。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了！会师后，两支部队进行合编，立即打起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旗号（以前只称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同志任红四军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

　　井冈山会会后，陈毅同志一直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一直象青松一般挺立在暴风雨中。在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负重伤，留在江西，坚持了三年极端艰苦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以及在建国以后，陈毅同志都善于从自己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忠诚地、积极地、主动地执行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显示出他的超人的才华。历史已经给陈毅同志的丹心劳绩，做出公正的论定。陈毅同志的豪情壮志，也已在中国革命史和革命战争史上开放出鲜艳的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