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www.zgcdds.cn
今天是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首页 > 党史人物  
戎马关山事——罗荣桓在长征中
2006-10-16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八军团随五军团,随五军团,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山脉,进入了湖南省通道县境。

  这时,蒋介石已经觉察我军准备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在绥宁、武冈一带集结了二十万重兵,专等我军钻他的口袋。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赞同。十二月十五日,红军攻占贵州省东部的黎平县。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在政治局开会期间,部队进行休整,红军指战员们都放下心来睡了个从中央根据地出发以来难得碰到的好觉。

  休整期间,罗荣桓听了上级传达黎平会议精神,知道中央已经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感到十分欣慰。在中央根据地,罗荣桓便听说,毛泽东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仍然时刻挂念着战争的形势。他曾就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但遗憾的是,这些建议都被李德等人拒绝。在李德的错误指导下,根据地日益收缩,结果是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虽然冲出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经大伤元气。此时如果再钻进敌人的包围圈,后果将不堪设想。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曾带领红军多次脱离险境;如今,部队又面临危急关头,毛泽东的建议终于被采纳,这难道不正是红军绝处逢生的一个转机吗?

  几天来,罗荣桓同直属队的干部们一见面就谈毛泽东的建议。他对电台政委袁光说:“毛主席这个建议十分英明。现在蒋介石有两怕。一怕我们同二、六军团会合,二怕红军重新返回中央根据地。他把主力都摆在这两个方面,等着我们撞到他的网上去。可是,毛主席看透了他的五脏六腑,偏偏要打到贵州去。这一着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的。我军进入贵州,北可与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呼应,东可与二、六军团配合,四面都有回旋余地,战争的主动权又转回到我们手里了。”

  罗荣桓一向沉静稳重,长征以来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心情不好,更是不苟言笑。但当他谈起毛泽东的建议时,却不禁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听他一讲,也都眉飞色舞,顿觉眼前豁然开朗。

  十二月十八日,军委命令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五军团。罗荣桓任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又调到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和政委黄逆则又调回一军团工作。后来这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黄廷任一军团一师政委,在长征的最后一仗——直罗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名垂青史;而周昆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了一一五师参谋长后,竟携款潜逃,背离革命。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方面的错误,会后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罗荣桓听取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时,他的眼睛不禁湿润了,一面听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襟缓缓地擦着……这时,他的欣慰的心情更甚于在黎平的时候。在黎平,他还只是从中央采纳毛泽东建议这一件事上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个转机。而在遵义,这一预感终于成为事实。罗荣桓从切身经验中得知,毛泽东重新走上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就意味着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遵义会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结束。但是,这次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戎马倥偬,不可能全面清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这一情况下,罗荣桓和当时许多受“左”倾冒险主义排挤的同志一样,要重新得到重视并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他在代理了很短时间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当时,总政还有一位巡视员是冯文彬。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工作,天天跟着干部团行军。跟干部团行军可又不归干部团领导,两人就互称“独立巡视员”。他们二人经常骑着骡子边走边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议论李德的错误指挥使得部队天天打败仗。罗荣桓谈起这些问题时经常不胜感慨地说:“我们的部队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一步田地。”

  经过思考和同许多干部交谈,罗荣桓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伟大意义。他是在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的作用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的高级干部之一。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就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出:

  苏维埃后期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指导之下,军事方针是过早地提出阶级决战,发展扮命主义。结果是苏区损失了十分之九。在长征中最后又回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之下,革命才得到挽救。

  他还回顾了党内经历“左”倾错误的历史,明确指出:

  每当党在领导上犯了错误,使革命招致损失的时候,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党的正确方向的同志,挽救了革命,团结了全党,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势力,使革命取得新的胜利。

  正因为他看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个人处境如何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了。他丝毫不计较当时仍然处于逆境,始终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情绪。

  五月初,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罗荣桓奉命下部队巡视。他骑着小黑骡子来到二师。这时,风传供给部要收掉罗荣桓的骡子。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都为罗荣桓打抱不平。他们对罗荣桓说:“你不要回去了,就跟我们二师一起走吧!跟我们走比跟机关走还要安全一些。”但是罗荣桓摇摇头笑呵呵地说:“骡子现在并没有收。即便收了,我还有两条腿嘛!有么子要紧!”他在了解了部队情况后,还没有过大渡河,便又返回总政。

  一九三五年六月,罗荣桓拄着一根棍子,顶着狂风、冰雹、雨雪的侵袭,忍受着酷寒、气喘,随红军大队一步一步翻越了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六月中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罗荣桓在这里见到了军容整齐、戴着大沿帽的四方面军三十军的战友。他为建军两大主力会合而感到鼓舞。他参加了一、四方面军的联欢明会,看了节目会了餐。爬雪山以来的疲劳顿消。

  在两河口,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七月中旬,一方面军到达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左右,—筹集粮草,一面等待四方面军北上。

  从夹金山到毛儿盖,中间又经过了梦笔山、长板山、打彭山、拖罗岗等雪山,这千里雪山时雨时雪、乍阴乍晴、狂风和冰雹不断肆虐,自然气候十分恶劣。

  当时在整个中国上空,政治风云也非常险恶。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特侵略的触角伸进了长城。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对长征的红军进行疯狂的围追堵截,一面开门揖盗,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将冀察两省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寇。看看着中国的半壁河山即将沦于敌手,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八月一日,我党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六战,一致抗日。

  八月四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五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向西向南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决议指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针对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领导、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分裂活动,决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决议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早在七月十八日中央已任命张国焘为工农红军总政委。以往,中央直接指挥一方面军的各个军团,一方面军本身未设机关。现在,成立了红军总部,一方面军也就相应成立政治部(兼一军团政治部)。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

  随后,根据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八月下旬,右路军以一军团、四军和三十军、三军团的序列北上。此时,中央和彭德怀已觉察张国焘有野心。为防止不测,彭德怀随即命令十团和十一团交替掩护,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与此同时,罗荣桓也奉命来到十团。这时他已听说张国焘普十分傲慢地将中央红军称为“叫花子的队伍”。张野心勃勃,妄图乘中央红军转战八省十分疲惫之机,依仗枪多,胁迫中央服从其错误主张。听到这些,罗荣桓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向十团团长黄震、政委杨勇转达了彭德怀的嘱托后,便随二营行动。二营营长陈海涵一九三○年汀州编队后是三纵队特务大队通信兵,罗荣桓曾到他们大队检查过工作,虽已事隔五年,但仍然认识他。由于张国焘有野心一事,当时还只有极小范围的人知道,罗荣桓对陈并未经及;只是告诉陈,中央找他有事,因此须随后卫行动。他嘱咐陈海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把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党中央,通过水草地。

  从毛儿盖出发的第二天便进入了水草地。天老是阴沉沉的,空气中飘动着经久不散的雨丝和雾霭,不时又来上一阵倾盆大雨或是栗子般大小的冰雹。罗荣桓虽然戴了一个破斗笠,可既不挡风,也不遮雨。他和同志们一样,衣服紧贴在身上,几乎没有干的时候。到晚上露营时,他便找一块高一点的地方,接来一些枯草,将线毯铺在上面,一半垫,一半盖,裹着毯子入睡。

  一天午夜,连绵细雨把他的毯子打湿了。北风一吹,冻得他象是掉进冰窟窿。无法入眠,他只好起身去烤火。这时簧火边已经围坐了一些也是冻得睡不了觉的战士。他们一会儿讲故事、说笑话,一会儿唱一支歌,用歌声笑语来驱赶潮湿和严寒。他们看到罗荣桓来了,便给他让了一个“座”,又继续互相拉歌。拉着拉者,有人提议:

  “请罗主任唱一段湖南花鼓戏好不好?”

  “好!”同志们轰然响应,热烈鼓掌。

  罗荣桓十分腼腆,历来不喜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说唱唱。他自然尽力推辞。可他越推辞,同志们拉得越起劲。他只好同意唱一个。唱么子呢?他推一推眼镜,咳嗽了几声,便开了腔:

  我要当红军,把话告亲人,

  全家乐呵呵,老少都送行。

  要听党的话,好好闹革命。

  叔伯嘱咐说,行动听命令,

  打仗要勇敢,多多杀敌人。

  姑嫂嘱咐说,穷人心连心,

  处处为群众,当好子弟兵。

  弟妹嘱咐说,咱家冤仇深,

  不报冤和仇,就不转回程。

  老少说得对,句句讲得明,

  决心跟党走,永做革命人。

  罗荣桓的嗓音并不圆润,甚至还有几分沙哑,可他的歌声却含有真挚的感情。战士们望着那在他眼镜片上不断跳动、闪烁的火光,听着那十分熟悉的湖南花鼓戏的曲调,有的也跟着哼唱起来。老根据地人民送别自己的子弟兵的情景又历历如在眼前。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主办: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Copyright © 2001-2023 成都市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非商业使用请注明出处!
蜀ICP备12023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