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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千山与万水――叶剑英在长征路上
2006-10-16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采取消极防御、短促突击等错误对策,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地盘越打越小。叶剑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中央苏区好比鱼缸养鱼,鱼很大,盆很小,养不活。毛泽东曾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认为红军当初就深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心脏去,打向江、浙,调动敌人,争取主动。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没有被接受。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项英、瞿秋白、陈毅、陈覃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领导三万多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十月十日晚,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从瑞金向于都集结,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向集中地域转移,突围部队共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央红军突围之前,叶剑英由福建军区调回总部,因李德(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对他有意见,把他的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解除了,让他到军委四月当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

  调整配备干部,是突围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叶剑英到任后,坚持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和使用干部,及时地向军委提出干部配备方案,保护了一批受王明“左”倾错误打击的干部。

  在王明“左”倾统治时期,许多同志因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开除党籍。长征前夕,“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视这部分同志为“包袱”、“累赘”,想把他们一部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一部分带走,个别的枪毙。叶剑英坚决抵制这种做法,甚至冒着被打击的危险,设法让这些同志参加长征。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带着“内定”意见找叶剑英商量,决定参加长征的犯“错误”干部走留名单。“左”倾错误领导者原来要把边章伍等枪毙,叶剑英坚决反对。他说边章伍参加宁都起义后,随即加入党的组织,在军委机关工作是有成绩的。又说,边章伍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学识渊博,军事理论和军事素养较高,是军队建设的有用之才。“左”倾错误领导者所讲边的“罪行”似是而非,不得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实践证明边章伍在以后的统战工作和军队建设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叶剑英力主边章伍随军长征一事,在他同边章伍共事多年、朝夕相处中,始终没有告诉边章伍。解放后,别的同志告诉了边章伍,边章伍同志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

  在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保护党的骨干”。他深谋远虑地向军委提出了保护干部的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易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受保护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井分配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各级领导干部。

  叶剑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干部,但因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对一些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左”倾错误领导者把同他们作过斗争的干部视为内中刺。他们不让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参加长征。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河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个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情,心情非常沉痛。刘伯坚在苏联学习时,曾任旅莫支部负责人,对王明宗派集团否定在留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企图取消旅英支部的作出给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们对他深怀不满,寻找借口,滥用组织决定,不让刘伯坚参加长征。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担任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次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一九六二年“八一”建军九叶剑英怀念当年在于都河边,与刘伯坚同志依依惜别的心情,赋诗一首: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这是多么雄壮豪迈、寓意深邃的访篇啊!战国时荆轲赴秦刺秦王政,其好友高渐离到易水击筑送行,荆轲和歌:“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叶剑英用古代这位志土慷慨赴难、义无反顾的豪情壮志来赞喻刘伯坚的高大形象,表达了对战友的深切怀念。他每回忆这段历史,心情部十分沉重。

  “问君西游何时还”

  长征开始了。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率总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分四个梯队(代号红安),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秦邦宪(博古)、李德(华夫)、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等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动。李维汉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姚吉任代参谋长,包括中央机关和后勤系统(代号红章),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和三十二名女同志,随第二纵队行动,一、二纵队并肩前进。

  在开始集结和突围初期,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规定夜行军。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部队吃完晚饭,集合出发的号音就吹响了,战士们穿着灰色的军装,扎着皮带和绑腿,背着背包、枪支、手榴弹和充足的子弹,携带十天的干粮,一队队向集结地开进。步伐声、马蹄声、歌唱声交织在一起。

  叶剑英司令员身着灰军装,腰插左轮手枪,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新的征途。

  十月二十一日,叶剑英率领的军委第一纵队随主力红军前进。在信丰河地区,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三军团分左右两路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九军团随一军团左侧跟近并掩护,八军团随三军团右侧跟进并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五军团在刘伯承协助下殿后。这是突围的部署,也是行军的序列。全军八万多人携带大扎辎重,搬家式的在羊肠小道上行进,行动非常缓慢,半个月之后,在湖南汝城、城口之间,通过了敌人给二道封锁线。十月十五日,在良田、宜章之间,通过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此时,蒋介石判明主力红军意图,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罗织刘建绪、出岳、周浑元等五路“追剿”红军。又令陈济棠、白崇禧在粤、桂过堵截红军。红军指战员与敌军浴血奋战,冲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十一月末分四路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突围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避战方针和拙劣指挥,使部队损失过半。

  突围行军中各种命令、指示要及时下达,部队的行动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要及时上报,尤其是敌军的部署、动态要及时掌握,通信联络一分钟也不能中断。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情动态。

  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以后,进入西延山区,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界山。叶剑英登上这座高山,极目了望。远处,机枪的声音很密,后卫部队正在阻击敌人。脚下,险峻的雷公岩,几乎是九十度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有几匹马从崖上跌下去不能动了。伤病员在此都下了担架,被同志们背着搀着走。叶剑英越走心情越沉重,他想到那么多同志牺牲了,部队从八万余锐减到三万多人,到哪里去补充?此情此景,使他分外想念根据地,想念毛泽东、朱德艰苦创建的中央根据地。他不禁引吭高歌,

  “越过千山与万水,

  问君西游何时还?

  ……

  ……

  这里抒发了他对中央根据地斗争生活的怀念和惜别之情。

  部队在西延龙胜山区,翻过了一座很高的山头之后,紧接着又渡过了一条小河,来到一片开阔地一、三、五军团都准备在这一带休息。根据敌情,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迅速命令一、三军团立即前进,五军团担任后卫,防止敌人空袭和追击。

  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找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碰头,布置具体贯彻执行。他叫人向一、三军团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并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办,接到命令,立即疏散。

  部队按命令正在上山,这时,敌人已追到河边,叶剑英还在山脚下。当他爬到半山,敌人的飞机来了。他分析敌人飞机远道而来,不会很快发现目标,于是靠在路的一边隐蔽。没想到敌机飞得不高,很远就发现了目标,俯冲过来投弹。他赶忙跑步走开,已经来不及了,刚跑了几步,炸弹就爆炸了,他跌倒在地。

  当时他并不觉得什么,好象被人打了一拳,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又走。警卫员范希贤赶来扶住他说:“参谋长,你挂花了。”

  叶剑英这时才感到了痛,大腿靠臀部的地方,血往下直流,还有股热气。

  “知道了。”他沉着冷静地回答。

  警卫员把他扶到平坦一点的地方,让他躺下。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得知叶剑英负伤的消息,急忙找来一副担架,抬着他走。

  叶剑英在担架上躺了半小时,伤口还是不停地流血。

  担架把他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李伯钊恰好在那里帮助护理,见到叶剑英忙问:“参谋长,你挂花了?”

  叶剑英泰然自若地回答:“不要紧的。”

  经过医生检查:弹片打进靠臀部的地方约有十多公分深。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不可能取出弹片,只作了简单的包扎。直到现在这块弹片还未取出来。每当谈起这次负伤,叶剑英总是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身上留下这块弹片作纪念,它可以使人不忘过去。

  后来发现,叶剑英的大衣,被炸弹打了五十几个洞。原来飞机轰炸时,他右手正拎着大衣。从大衣“负伤”的严重情况看,不难想象,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啊!

  叶剑英负伤后,部队在宿营地附近打土豪分给他一个猪腿。这个猪腿是在脸盆里炖熟的。长征中红军用脸盆煮饭吃,这是常有的事。

  从遵义到夹金山

  红军主力过湘江后,蒋介石怕中央红军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急忙变更部署,调集几十万大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妄图围歼红军于去湘西的路上。“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分析敌情的变化,仍坚持原来的计划要去会师,这就势必要与五六倍之敌决战,那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严峻时刻,毛泽东力主改变方向,放弃原计划,争取主动,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同志的赞成。红军于是向西前沿占领黎平。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在此之前,部队进行了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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