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www.zgcdds.cn
今天是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首页 > 蓉城党史  
迎接成都解放
2021-1-18 来源:本站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政府的灭亡。但蒋介石统治集团不甘心失败,妄图依赖美国援助,以西南为基地、四川为据点负隅顽抗。在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大西南时,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开展斗争,迎接成都解放。

一、保存力量,改变斗争策略,开展护厂、护校斗争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已取得完全胜利,蒋家王朝行将灭亡的前夜,国民党反动派在继1948年4月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后,又将屠刀指向中共川康特委,194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遭到严重破坏。1月下旬 ,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赴港,向驻香港办事机构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汇报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及工作。钱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要求中共地下组织和中共的外围组织,要十分注意策略的运用,善于隐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切实做好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必须改变工作方式和方法,不能再搞大规模游行、起义等政治斗争,在人民解放军逼进城市时,应当积蓄力量,做好收集资料、调查研究、策反等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3月,市委书记洪德铭转移到香港前转达了钱瑛的指示,要求市委领导成员转移到香港及停止发展中共党员、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 3月,市委领导成员先后离开成都赴港,后又回到武汉,做迎接解放成都的准备工作。在南京,第二野战军政委、新组建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在即将率部进军西南时再次强调指出,中共地下组织的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财产、秘密策反等工作。由于中央决定解放成都由野战军负责,马识途、彭塞、王宇光、贾唯英等市委领导集中到刚解放不久的西安,向贺龙司令员作了汇报,并向南下军、政干部作了几次报告,介绍四川、成都的政情、民情等。

在市委领导离开成都期间,中共成都市委所属各区委打通了横的关系,按市委撤离前所作的“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从5月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保护城市、工厂、学校,防止敌人破坏,加强统战工作。即要求各级中共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及中共的外围组织,加强对所在城区的调查研究,切实掌握当地的国民党及其政、军、警、特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详细情况,做好统战、策反、护校 、护厂、护城等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于是各校民协按照各区委的部署,把学校工作的重点由社团转向系级,以系级为基础建立“民协”小组,从而迈出社团的小圈子,深入到系级、班级中去,努力做好中间群众的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为了适应这一转变,还根椐实际工作需要,单独在民主党派和学生自治会中建立“民协”小组。华大有15个系,其中13个系建立了“民协”小组,许多系还根据教会学校的特点,以“民协”小组为核心,在系内成立了各种名称的“团契”,以便更加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成华大学八个系中,七个系都有“民协”会员领导的读书会。中学“民协”没有校一级组织,各校“民协”会员直接在中共支部或中共小组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民协”会员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为迎接成都解放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使迎接解放的工作以合法的组织形式顺利进行,1949年夏,不少学校的“民协”组织各校进步学生开展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川大“民协”和“火星社”联合采取行动,一举夺得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华大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职务,过去一直被三青团分子所控制,“民协”在中共华大组织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夺得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及绝大部分理事的职位。成华大学的“民协”通过办读书会、伙食团、合唱团等形式团结中间群众,取得了多数群众的信任,在改选学生自治会时,“民协”会员被选为常务理事,并掌握了中文、外文、经济、会计等系的学生自治会。这样就为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地下组织还动员“民协”会员和学生走向社会,开展一些为群众服务的活动,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华大利用学校的特点,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公社的支持、帮助下,组织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暑假医药服务团。服务团的主要领导成员均由中共党员和“民协”会员担任。他们在城乡广泛开展各项医疗服务活动,如免费为贫苦群众检查疾病,注射伤寒和霍乱预防针;用图片、幻灯宣传讲卫生、防疾病的知识;进行家庭卫生访问等。为了方便群众看病,服务团还在浆洗街、新南门、黉门街等处设立了三个临时诊疗所。他们在开展医疗服务的同时,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的《约法八章》。服务团派出小分队到灌县都江电厂开展医疗服务时,还配合该厂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举办工人夜校,动员组织工人群众保护工厂,迎接解放。

国民党统治彻底崩溃前夕,对国统区内的工厂、企业、学校及重要设施,采取“决不留给共产党”的政策,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准备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加速彻底破坏。启明电厂是成都唯一的发电厂,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破坏的重点。1949年9月,中共地下组织就指示电厂工人、共产党员刘自明等与厂方进步人士密切配合,团结群众,针锋相对地和该厂三青团骨干企图拉拢工人参加反共游干班的阴谋进行斗争。同时,针对厂里职工的状况,向工人群众提出“保住工厂就是保住了饭碗”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共产党是要建立工农政权,为劳动人民办事;共产党讲平等,不压迫人、不剥削人;共产党来了不会失业,人人有工做,有饭吃,工农还可以上大学等。又向工人讲解国民党政府尽管有美国支持,但已腐朽透顶,必然要垮台的道理。对工厂的武装警察也做了争取工作。同时,还组织工人护厂队,在电厂大门堆积沙袋,在机器房临河边架设电网,组织厂警和工人武装守卫,日夜巡逻,使前去炸毁工厂的胡宗南军队无法进厂,确保了电厂安全供电。结果,直到成都解放时,启明电厂的全部机器正常运转,以最强的电流、最稳的电压,供应各行各业用电,全市灯火辉煌地迎接解放军进城。中共邮电支部团结职工,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电台设备进行斗争,保护了邮电设备和邮电的正常运转。                                                                            

国民党反动军队撤逃来成都的各式汽车数百辆,停放在近郊。他们一方面强征车辆准备逃跑,一方面又企图破坏交通设备,准备在逃离大陆前,将多余的汽车全部集中焚烧。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研究后,决定粉碎敌人的毁车阴谋,立即组织一些人分头行动,到车辆停放比较集中的地方,向工人口头宣传保护汽车就是保护自己的饭碗的道理,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没有得逞。另外,军事修理四十厂的工人,武装保护工厂,使10余辆汽车完好地保存下来。护厂斗争还在裕华、申新、大昌等纱厂开展,普遍进行了守卫工厂、保护设备和原料、发动工人互助互帮、安排工人生活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工人更加团结一致,组织护厂队放哨、站岗,储备粮食和其他食品,坚守岗位不离开工厂,完成了护厂的任务。

为了粉碎国民党破坏大中学校的阴谋,中共大学区委和中共中学区委组织成都各学校师生员工开展了护校斗争。

为了给解放军接管成都准备资料,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各校“民协”会员运用各种方式广泛开展调查活动。川大、华大、成华大学等校调查了学校的财产、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师生职工的政治态度、学校里的特务组织状况。华大还利用开展医疗服务活动的机会,调查附近国民党的电台、空军仓库的情况。根据华大教会学校的特殊情况,中共华大支部建立了武装护校队,日夜在校院内巡逻,并派专人保管学校的贵重仪器、药品等。成华大学组织留校的学生进行护校训练,并派出进步学生监视学校当局的行动。中学区委也组织各中学的护校斗争。省艺专在校方支持下,发动学生在校园空地挖掩体,准备木棒等进行自卫。成城中学组织护校学生堵塞学校大门,轮流值勤,防止散兵游勇混入。市女中校址是胡宗南残部逃离要道,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洗劫和女学生的安全,中共地下组织联合一墙之隔的市男中,在两校校长支持下,共同护校。他们关闭了市女中大门,由市男中进出,把两校图书、设备集中保藏,保证了两校师生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石室中学历史悠久,保存文物古迹较多,该校共产党员和“民协”会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到绝大多数学生不离开学校,组织起来守卫防范,避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中共大学区委通过“火星社”社员孟昭启、赵良元对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父亲做争取工作,并派人以中共组织的名义向孟昭启的父亲(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联系的省府民、财、教、建四个厅的有关人士接谈,要求他们保存好档案和物资。四川省国民党田粮处副处长在儿子赵良元的争取下,将该处的文书档案全部整理封存,转移到安全地点保存。解放后不仅完好交出文书档案,还协助军代表追回了部分官员私分的黄金数百两。

为了保护城市和维护市区的社会治安秩序,“民协”会员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渗透到群众自发组织的街道自卫队中,参加护城斗争。牛市口街道自卫队就完全为“民协”所掌握,他们在街口设立栅子,阻止国民党溃军破坏城市设施。成都战役打响后,中共成都市委所属各区委发动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组织中的成员,渗透到王陵基筹建的反共的街道自卫队中去控制其行动,以维护社会治安。还通过统战关系,发动被人称为“五老七贤”的人士向国民党总参谋长顾祝同请愿,要国民党军队撤出城区,防止溃军的破坏;保卫城市,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49年12月24日夜,中共成都各区委负责人为了不使成都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逃离成都后,而解放军尚未入城的几天不至成为权力“真空”的混乱,又通过统战关系,做国民党有关人员的工作。市长冷寅东、国民党联勤第四补给区副司令曾庆集等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策动并具体领导下,于25日组成以曾为司令的成都城防司令部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资财、档案等。同日,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宣传建立“西川人民保卫总司令部”。次日(26日),西川人民保卫总司令部在街头散发《 给西川全体人民第一封信》和《治安规则》以安定人心。同日,中共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奉命回成都与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布置迎接解放军入城工作。

通过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城的斗争,增强了广大工人和青年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憎恨及对成都解放的渴望,进一步密切了共产党和群众的联系,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和完整地接管城市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国家保留重要资产和恢复成都的生产、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十二桥惨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第二野战军奉命进军大西南之时,蒋介石集团妄图作最后挣扎,继重庆“一一·二七”渣滓洞大屠杀十天后,在成都又制造了“一二·七”大屠杀(即十二桥惨案)。

重庆大屠杀后不到三天,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初,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特务乘军用飞机逃往成都。他们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秘密使命,立即召开军统蓉站头目的紧急会议,研究屠杀关押在四川省将军衙门看守所内的“政治犯”。军统蓉站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将关押的重大“政治犯”36人造册,送交特委会秘书徐中齐转呈毛人凤。这36人中,大部分是1947年“六·二”、1948年“八·二”、1949年“四·二”大逮捕以及194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遭受破坏后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另一部分则是在这段时期内从成都附近各县特务机关解送到省特委会来的。其中,中共党员14人,民盟盟员五人,民革成员三人,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成员七人,其他革命青年及爱国民主人士七人。

1949年12月3日,毛人凤在军统蓉站召开特种汇报会,徐中齐将名册交毛人凤时,杨超群趁机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毛在名册上批示:“一律枪决”后,便命徐急送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过目,王立即在毛的名字后添上“如 拟”二字,命令徐中齐立即执行。

12月3日深夜,成都警备区军统大特务周迅予指令汪道生,派特务中队长王建谋率领行刑队等10人,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三人蒙眼塞嘴捆上汽车,偷偷运至外西抚琴台王建墓墓道内秘密杀害。

12月7日,特务把挡案材料堆在将军衙门特委会院内全部焚烧。深夜,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率武装特务16人到将军衙门看守所,将31名革命志士用麻绳捆绑,棉团塞嘴,黑布蒙眼,强行扔上刑车。刑车直抵外西十二桥后,开始了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特务们用刺刀、手枪,一个接一个地把志士们残杀在防空壕内,并草草掩埋。翌日6时,刽子手赶回特委会复命。这次屠杀仅一名川大学生因家人多方营救得以幸免。

十二桥烈士就义后20天,成都解放。成都军管会立即组织力量在抚琴台和十二桥掘出死难者遗体。1950年1月4日起灵封柩。同月20日,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王维舟的主持下,贺龙主祭,党、政、军和各界群众参加,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将烈士们(连同被杀于王建墓墓道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和在重庆渣滓洞牺牲的周从化烈士)的遗骨迁葬于青羊宫烈士陵园。这36位英烈是:杨伯凯、于渊、王干青、晏子良、许寿真、毛英才、黄子万、王侠夫、曾鸣飞、谷时逊、王伯高、刘骏达、杜可、龙世正、彭代悌、刘仲宣、云龙、张大成、余天觉、缪竟韩、田宗美、方智炯、黎一上、王建昌、曹立中、杨辅宸、姜乾良、陈天钰、吴惠安、张维丰、张垣、徐茂森、徐海东、高昆山、严正、周从化。

三、统战工作和刘、邓、潘起义

成都是四川地方实力派比较集中的地方,蒋介石集团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较长的时期中,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做了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还通过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民盟西南负责人潘大逵等做了大量工作。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川康特委、中共成都市委有关区委、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留蓉工作部”也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策反争取工作。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影响下,在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变的大环境中,四川地方实力派和驻扎在成都附近及市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临近成都解放时纷纷起义,加速了蒋介石妄图凭借西南负隅顽抗阴谋的彻底破灭。

1949年,在蒋介石政权彻底崩溃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帮助四川地方实力派认清形势,加强对他们进行共产党的方针的宣传教育,促其早日觉醒。

刘文辉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并在雅安秘密设立了共产党电台。中共组织利用这部电台,除了用密码传送中共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外,还经常用明码抄收新华社电讯。所收电讯由负责电台的共产党员王少春亲自用毛笔抄写一份,编上号送给刘文辉阅读。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张澜又带信要刘文辉派人去香港与乔冠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联系,商谈川康起义的事宜。1949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驻香港办事机构派人到成都会晤国民党成都市原市长李铁夫,通过他直接向刘文辉、邓锡侯转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希望他们能当机立断,把握时机,实行起义。而早在1948年夏已参加了 民协组织的刘文辉儿子刘元彦(华大学生),也常对其父予以劝导和帮助,又曾陪同中共成都市委统战组成员胡庚炳到雅安与刘文辉见面,并带去中共川康特委写给刘文辉的信。

这一时期,民盟西南负责人潘大逵常同邓锡侯讨论形势,并向他陈明利害,指出:由于时局发展,你的处境已很危险,不反蒋起义,既无出路,又无前途,现在到了必须自寻出路的关键时刻,不如此,则不可能以功补过,求得共产党和老百姓的谅解,希望抓住起义时机,打好这一场政治仗。邓锡侯此时的思想仍极其矛盾,虽然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所了解,但又认为自己既是封建军阀、大地主,又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无疑是革命的对象。然而跟蒋介石集团去台湾,又得不到信任,所以一直踌躇不决。中共地下组织了解这一情况后,即派党员干部刘连波到成都做工作,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介绍傅作义起义后受到的礼遇。同时,成都市立女子中学的中共支部书记牛耕经常做其父牛范九(时任邓锡侯参谋长)的工作;中共职工区委负责人詹大风以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名义出面与牛范九接触,耐心宣传中共的政策,解除疑虑,促进牛对邓锡侯做劝说和解除疑虑的工作。其后,当刘、邓、潘去彭县后,詹大风又化名驻彭县,继续做促进刘、邓、潘起义的工作。

这段时间在重庆的潘文华也在担心共产党不谅解1945年他强令撤走共产党电台一事。 1949年10月,中共四川省临工委的负责人田一平、胡春浦派夏逊、黄大洲携带胡春浦写给潘文华的信去重庆,再一次向潘文华讲解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经过再三的宣传解释工作后,潘答应给其子二三五师师长潘清洲发电报,叫其听从共产党川西边临工委的指示,把部队往川北转移。不久潘文华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回到成都后,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留蓉工作部”又派外围组织“新建社”成员赵星洲向潘文华转告了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希望,并给他看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约法八章》。潘经过多方思考后终于打消顾虑,准备起义。

1949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时机的选择,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转达给中共川康地方组织,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成都地区负责人熊扬、张安国受派与刘文辉的代表杨家祯具体商定了关于起义时机、起义的准备以及起义后配合解放军的具体部署。12月5日,周恩来电告雅安中共秘密电台,转告刘自乾(刘文辉)“时机已到,不宜再做等待……”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所部第二十四军、第九十五军和第二三五师,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彭县宣布起义,并配合人民解放军切断了国民党败退康滇的通道。

刘、邓、潘彭县起义,是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围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敌紧要关头的率先起义。它打乱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建立“陆上基地”的信心。它配合人民解放军关闭了胡宗南集团逃窜康、滇的大门,促进了西南战役的进程。

四、成都和平解放

正当蒋介石妄图以四川为主要据点进行垂死挣扎的时候,1949年7月16日,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50万大军向西南进军,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组成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也正式建立。9月,第二野战军经武汉、常德、鄂西、湘西集结准备发起解放大西南战役,首先进军贵州、重庆,会同进军陕南的一野第十八兵团解放西南和歼灭胡宗南集团,解放大西南。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第一、四野战军的配合下,开始解放四川的决战。29日,由贺龙率领的解放大军,越过秦岭,兵分三路向四川挺进,各路大军直逼成都,川西地区的国民党残部处于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在重庆坐镇指挥川东战事的蒋介石逃到成都,并立即部署“川西决战”,企图作最后顽抗。蒋介石到达成都的当天,12月7日在北较场中央军校的“黄埔楼”内召见在成都的所有军政要员,强调:“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可不必再言撤退西康,以免动摇军心。”他下令成立了以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为主任委员的“总体作战执行委员会”,命令胡宗南、罗广文、陈克非等残部约40万兵力火速撤至成都附近。他派顾祝同接替张群的西南军政长官职务,任命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统一指挥川西各路国民党的溃军,死守成都。同时,成立川西决战指挥部,由胡宗南任总指挥,杨森、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为副总指挥 。

蒋介石在接见国民党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时,不断给他们打气,鼓吹“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在成都决一死战。蒋介石命令从重庆西撤的部队死守岷江和沱江,利用有利地形正面阻滞解放军向成都进击;命令胡宗南集团从秦岭川北一线南撤至成都地区,准备在此与解放军打一场大仗,倘若失败,就向云南和西康撤退。

然而,人民解放军行动神速,粉碎了蒋介石的美梦。就在重庆解放,胡宗南集团和国民党其他残部纷纷向川西地区撤退时,刘伯承、邓小平就认为,为不使胡宗南等国民党军队逃往云南和国外,要将其聚歼于四川境内。而要歼灭胡宗南集团关键在部队迂回前进以迅速占领乐山、蒲江、邛崃,切断敌人的退路。他们判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在成都失守后退往云南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另一条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此时,后一条道路已被解放军切断,实际上就剩下一条道路了。基于上述判断,刘邓命令一部分兵力迅速抢占乐山、大邑、邛崃等要地,斩断胡宗南及川内其他国民党军的退路,使其成为瓮中之鳖。此时,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上,聚集了30余万国民党溃军,其中胡宗南集团15万人,其他国民党军约17万人。

1949年12月6日,刘邓发布《成都平原围歼战》的命令,作出“继续西进,完成切断敌之退路”的部署。指出: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大足、内江、荣县、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完成了这一步,各部队即可就地做少则十天、多则二十天的休整,并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刘邓命令第十、第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多,以3天最多5天为度”,尔后“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继续前进”,直至迂回成都以南。而在成都北面,贺龙率领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已在成都、川北一带布下重兵,这样,刘邓为聚歼敌人于成都平原作出精心部署,犹如一道密不透风的围墙,将胡宗南等部逃往云南和境外的退路完全切断。

被围困在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欲战无力,欲守不能,欲逃无路,完全陷入绝境,情绪极度低沉,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气氛。刘邓指挥部队一面加紧围歼,一面抓紧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在一个月前,刘邓即向云、贵、川、康4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公告。公告指出人民解放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7000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并愿以下列事项相告:1.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2.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3.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4.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公告希望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应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身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决策”。在公告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人心惶惶,多数高级军官已丧失信心,再加上统战工作的作用,12月9日同一天,刘、邓、潘和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相继在四川成都彭县和云南昆明起义。同日,驻扎在宜宾一带的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也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宣布起义。

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深知大势已去,而又回天乏术,于是决定一走了之。临行前,蒋介石仍自欺欺人地给部下打“强心针”,说什么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仓惶登机,离开大陆飞逃台北。登机前还向胡宗南下令要“死守成都”,完成“川西决战”计划。

12月18日,刘邓指示兵临成都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注意,在进占新津、大邑、邛崃、名山等县要地后,胡宗南部向康、滇逃路即被完全切断,势必进行顽抗,各部队要做好围歼和瓦解国民党军的充分准备,并对部署预作调整。

此时,穷途末路的胡宗南为集中全力向南突围,防止其部队被解放军分割击破,将部队急速收缩,把重兵部署于成都以南的双流、新津一带;一面以国民党五兵团守新津,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在新津、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一面将成都以北地区的国民党七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区域,国民党第十六兵团置于什邡、广汉地区,国民党第十五、二十兵团残部置于郫县一带。

刘伯承、邓小平认为敌人的如意算盘不过是在荣县、井研、乐山等要点被我军切断后,仍有一条南逃的通道。于是命令南线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第三、五兵团各部进占新津、大邑、邛崃、名山地区。具体部署为:第十一军攻占新津后,迅速向简阳以西移动,堵截可能东逃的敌军;第十二军攻占邛崃、大邑后,即在该两城以东集结,构筑工事坚守;第十军接替第十一军的阵地后,集结新津以东彭山以西地区;第十六军集结名山、丹棱、蒲江地区;第十八军集结眉山、青神及岷江东岸地区。12月21日,解放军向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出最后警告,要他们放下武器,若再执迷不悟,必将受到无情的打击。解放军各部遵照刘邓指示,一面紧缩对成都的包围,在双流、新津、邛崃、蒲江等地分割围歼之敌,一面进行总攻准备。在解放军的军事与政治的双重打击下,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以上指挥官紧急会议,计划向西康、云南方向突围。会议确定总的方针是:保持力量、避免胶着、偏师东突、主力背进。胡宗南认为,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尚在绵阳一带,对成都还没有形成紧密的包围圈,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方空虚,倘以两个兵团大胆东进,迫其回头,胡宗南主力即可安全南撤。他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由罗广文兵团与陈克非兵团向东攻击逼解放军回师东进,以解成都地区的压力,再由嫡系李文率第五兵团向南突围。胡宗南为给部下打气,声言“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但“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的胡宗南自己却毫无信心,置大批部队的生死于不顾,第二天即由成都乘机逃跑。

胡宗南逃跑后,处在包围中的国民党军队更加军心涣散,大多数高级将领已丧失斗志。在刘邓四项忠告等政治攻势的感召下,在各方面的积极争取下,21日,国民党川鄂署副主任董宋珩率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宣布起义;24日,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在彭县起义;25日,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唯独胡宗南之亲信、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仍坚持顽抗,纠集所辖七个军分两路突围,妄图打通邛(崃)雅(安)公路,逃脱人民解放军的围歼。但这支往日傲气十足的军队,此时已溃不成军,刚刚冒出头,便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无法突出包围圈。

12月25日,刘邓见攻取成都的时机已成熟,于是致电贺龙、李井泉: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在邛崃、蒲江、新津弧线上围歼该敌(指李文部)。第十一军在新津以东,堵击可能南逃之敌,请令第十八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并准备进占成都。即日,解放军各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对成都被围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总攻。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李文放下武器,率残部万余人投降。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王牌主力胡宗南集团除少数向西昌逃窜外,全部被歼。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在成都战役中,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围堵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战斗。

1949年12月初,中共川西边临工委决定,将游击队主力集结于胡宗南、王陵基部队退路侧面的邛崃、大邑一带钳制敌人,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随即派纵队副司令周鼎文到邛崃,斜江支队司令王汉卿到大邑一带集结队伍,并将游击纵队大渡河支队、名雅邛支队等集结于岷山县城。14日,集结于岷山县城的各支队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由纵队司令员肖绍成主持,副政委李安澜宣读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告全省人民书》,政委李维嘉作了战斗动员,号召全体游击队员用鲜血和生命去夺取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誓师会后,游击队向邛崃石坡乡进发。

12月19日起,被解放军堵在双流、新津、邛崃一线的几万国民党军队,纷纷折向邛崃、大邑山区逃窜,意欲绕道逃入康、滇,致使新津、邛崃、大邑、崇庆(现崇州市)相连地带到处是成股的国民党军队,这一带恰好是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当时,虽然游击队不了解解放军具体进展情况,但看见成股国民党军逃窜,各支队立即主动各自为战,向敌军发起攻击,并主动与前来的解放军联系,全力配合,投入围歼残敌的战斗。25日,解放军在邛崃的固驿镇、高桥、童桥乡一带向李文残部发起进攻。经过三天激战,歼敌3万余人。在这场战斗中,川康边游击纵队所属各支队出动2000多武装力量,配合解放军打空档、堵口子、抓押俘虏,清扫外围,收拾战场,运送军用物资,筹集粮草。

在配合解放军围歼敌军、解放成都地区的战斗中,川康边游击队共计直接俘虏敌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3000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在这次战役中,游击队牺牲约80人。在游击队配合解放军追歼敌人的同时,纵队领导下的“留蓉工作部”和一些外围组织成员抓住时机,利用各种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开展对国民党军政单位和个人的统战、策反工作,对他们起义投诚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1949年12月27日,南北两线解放军在成都胜利会师,成都宣告和平解放。29日,成都各界123个单位组成四川省会各界庆祝解放大会,欢迎解放军胜利入城。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受到了中共成都地下组织代表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从此,成都进入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的新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中共成都市工委、市委在长期坚持地下隐蔽斗争中,充分利用合法形式,从配合各地开展斗争转到灵活地抓住本地区重大事件,领导“民协”、“火星社”等党的外围组织及进步社团,成功地发动了以学生为先锋,各行业工人及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在蒋介石王朝即将最后灭亡前夕,又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向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上来,并不断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步步深入地开展新的斗争,使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斗争策略上日渐完善,指导思想上方向明确。面对复杂艰险的斗争形势,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不断地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气节教育,要求共产党员在进步社团中发挥骨干作用,坚持深入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广泛团结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因而,当国民党反动派竭力推行内战卖国政策,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在成都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三次大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广大共产党员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向凶残的敌人作殊死斗争,有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

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在领导城市开展人民民主运动的同时,又不断输送一批批骨干到农村,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城市斗争与农村武装斗争相互影响、相互配合,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声有色,成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坚持执行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充分利用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不懈地、细致地帮助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认清形势,转变立场,对促成在粉碎蒋介石集团妄图在四川建立反共反人民的最后基地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刘、邓、潘起义,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在长期地下斗争中,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成都地区实际结合起来,尤其是具体运用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从而领导成都人民迎来了1949年12月27日蓉城的解放。从此成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谱写着历史新的篇章。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主办: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Copyright © 2001-2022 成都市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非商业使用请注明出处!
蜀ICP备12023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