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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第二条战线
2021-1-18 来源:本站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内战爆发后,7月20日,中共中央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要求全党必须认识“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并向全党发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的号召。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合法形式,以学生为先锋,团结各阶层群众,从本地实际出发,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使成都成为国统区开辟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一、反美抗暴爱国斗争

反美抗暴斗争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引起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内战,不惜丧权辱国,乞求美国政府的援助,与美国政府签订了许多条约、协定。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就是其中的一个。条约规定,美国人在中国境内享有种种自由特权:美国商品可以在中国无限制地倾销,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自由航行等。这个条约表面上规定中美双方是平等互惠的,其实,两国经济实力相差甚远,毫无平等可言,分明是国民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新的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举国愤怒,同声讨伐。

1946年11月13日,成都《工商导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商约一经实行,使我国经济陷入殖民地的深渊。”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通过“民协”和进步社团发动群众开展反对《中美商约》的斗争。川大“民协”发动学联(川大进步学术团体联合会)首先召开座谈会和报告会,邀请进步教授黄宪章、张先辰、彭迪先等作报告,分析《中美商约》的实质和危害,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嘴脸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11月30日夜,进步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抗议游行。12月9日,时事研导社等进步学术团体召开有50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黄宪章教授作了题为《我国目前几个重要经济问题》的讲演,揭露《中美商约》的卖国实质,指出:五个条约出卖国家主权比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约”尤有过之,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座谈会后,同学们在校内游行,并高呼“反对卖国的中美商约!”“中美商约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打倒卖国贼!”“打倒美帝国主义!”等口号。为了争取更多的同学参加这一斗争,川大党支部“民协”研究决定争取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于1947年1月4日再次召开座谈会,并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表《国立四川大学为反对中美商约告各界人士书》。书中沉痛地说“我们读了之后,不禁为奄奄一息的民族工业感到惶恐!为国家未来命运感到悲痛!为人民的生计感到忧伤!”“这不是友好的商约,而是一具加在全中国人民身上永远摆不脱的镣铐”。还指出:这个“商约是判定了中国走向殖民地化的基础,也使美国的经济侵略获得了合法的根据,它是露骨的出卖中国主权最具体的表现”。最后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为民族团结富强康乐的新中国的实现而斗争。同年1月17日,《告各界人士书》在《新华日报》上刊载,对推动国统区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卖国投降的罪行起了积极作用。在川大师生的影响下,华大、成华大学、华西协中、华美女中等大、中学校也相继举行了反对《中美商约》的签名、集会、出壁报、校内游行等活动。

正值反对《中美商约》如火如荼之际,全国又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使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控制了蒋介石集团,致使驻华美军往往以“占领者”的姿态,无视中国法律,到处横行霸道,犯下累累罪行。仅1945年8月至1946年 11月,美军在平、津、京、沪、青岛等城市制造的暴行就达3800余起,中国同胞伤亡3300余人。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奸淫妇女300余人,在成都人行道上被疾驰的美军吉普车当场压死人等事件也屡见不鲜。1946年9月,上海一三轮车夫索取应付车资被美国水兵打死,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和抗议,这一斗争及时得到北平、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的响应。这股反美蒋洪流,推动国统区人民运动进一步的开展。同年12月29日,北平又发生了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事件发生后,迅即在北平各大、中学校掀起反美抗暴的风暴。12月30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要求严惩暴徒、赔偿损失、公开道歉、驻华美军撤出中国。

为了推进抗暴运动的开展,12月31日,中共中央及时向各大城市中共地下组织发出指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风亦将响应,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 、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要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还要求各地中共地下组织要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逐步引向深入。于是,一场全国性的反对美蒋勾结发动内战,抗议美军暴行、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的爱国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

中共成都市工委迅速组织和发动了以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的反美抗暴斗争。有着民主传统的川大女生首先点燃了抗暴的怒火。川大党支部“民协”依靠进步团体女声社和自由读书会在女生院发动女同学并带动全校学生参加斗争。在校外,串联各大学进步社团,联合召开抗暴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力求广泛动员群众,并争取教授参加。于是,女生院以“女声社”、“自由读书会”成员为主,吸收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社的女学生参加,并组织女生院宣传队广泛宣传。在校内举行游行时,不少男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军滚出中国去!”“严惩凶手!”游行之后,女生院还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和致沈崇的慰问信。1947年1月3日,川大“民协”组织全校女生贴出标语,要求 “立即撤退驻华美军”。5日上午,川大、华大女生和省艺专、曙光学友会、金陵大学同学会等27个单位学生代表1000余人在川大举行抗议美军暴行大会。会上除女同学发言外,进步教授谢文炳、罗念生、刘盛亚、朱剑农等先后讲话。会议通过决议:致电美国政府要求立即退出中国;致电沈崇表示亲切慰问;致电蒋介石、杜鲁门,要求废除《中美商约》。会后上街游行。晚上又在华大集会,华西大学女生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冯灼华是民协成员,在她的主持下,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女生大会,通过举行火炬游行的决议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会后在校园里举行火炬游行,并走出校门,将小天竺街一带反动分子所贴攻击、诬蔑海报、标语,点火烧掉。  

中共成都市工委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将各校联合起来形成全市性的群众运动。同年1月6日,华大、川大、成华大学、华西协中、省艺专等大中学校2000多学生唱着歌、喊着口号,齐集在华大广场举行全市大中学生抗议美军罪行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发表《致司徒雷登大使的公开信》。会后到市区游行示威,高呼“抗议美军暴行!”、“严惩犯罪美兵!”、“美帝滚出中国去!”等口号。沿途观看的市民群众人山人海,为学生们鼓掌助威,并一起高呼口号。同日,华大“民协”以华大女生院自治会的名义,发出《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华西协中罢课一天,并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表《反抗美军暴行宣言》,指出:这侮辱是对全中国的妇女,是对全中国老百姓的侮辱。提出美军立即退出中国等3项抗议和要求。2月20日,川大、华大又召开了声援重庆学生“二五”、“二八”抗暴斗争被殴事件。

反对《中美商约》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表明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英雄气概,也使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多数中间学生认清国民党丧权辱国、美蒋勾结进行内战、实行独裁的反动本质,打破了一些中间群众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这场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成都地区配合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第二条战线兴起的标志,预示着成都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即将到来。

二、声援南京五二〇运动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推行卖国内战政策,不断增大巨额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乞求“美援”,一方面又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贪官污吏对人民横征暴敛,致使贫苦百姓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就连一般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尤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竟然把大量教育经费也挪用于内战,使得国统区教育危机日趋严重,广大的教师和学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危险,这就必然激起各阶层民众以及教师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愤慨和反抗。

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北平等许多大城市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的宣传,遭到国民党警察的殴打和逮捕,各校学生并不屈服,举行罢课,以示抗议。为了领导好这一斗争,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易于取得合法新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的精神,决定“首先在国民党首都南京突破,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由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配合响应”。 5月20日,正是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把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面临失业、失学严重威胁的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挠,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参政会请愿,高呼“反内战、反饥饿”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残酷镇压,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五二”血案。

消息传到成都,激起广大青年学生无比愤怒。中共成都市工委立即号召各校中共组织和“民协”采用各种方式宣传、发动群众,争取中间群众甚至后进群众参加斗争,掀起声援“五二”运动的高潮。

22日,华大学生自治会联合会发出通电,声援京、沪学生:“此次京沪同学游行请愿,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情寄与无限的关切,我们赞同大家为生活而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更希望政府作圆满的解决。”同时,华大学术团体联合会和“骷髅”、“大水”等学术团体及一些进步社团,还利用壁报、海报,广泛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23日,川大自由新闻社、离离草社、星星剪贴社等12个进步团体分别草拟了抗议书,寄往京、沪、平、津各有关报社,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声援京、沪等地学生的正义行动。24日晚,以上12个团体的100多学生又举行时事座谈会,揭露国民党政府制造惨案的罪行,商讨声援事宜。中共川大党员何富华在会上慷慨陈词:“此时不应再多沉默畏缩”、“反内战呼声已遍及全国,对当局实应作有力抗议”、“黎明来临之前一刹那,一切也许最黑暗,望同学对一切困难更应忍耐,勿退缩犹豫”。会议决定: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在全国反内战日(6月2日)参加全市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28日晚,川大教与学社、时事研讨社、曙光学术研究社等进步学术团体400多人以讨论“中国当前教育之危机”为名,再次集会。进步教授彭迪先、黄宪章等应邀参加。彭迪先教授在会上大声疾呼:“时候到来,勿多犹豫。在谨慎中尽力去干,此为学生今日分内之职责。”接着,有七位同学先后发言,要求各学术团体加强联络,采取有力声援;要求当局增加教育经费15%;改善教育制度,普及公费待遇;保障人身自由,惩办“五二”血案凶手及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会后,与会团体发起签名,通电全国各大学,表示“誓死团结”,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坚持到底。30日晚,中共川大组织通过“民协”以20多个进步团体的名义,在学校召开近1000人响应京、沪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大会。会后,游行队伍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横幅绕校园游行,高呼“声援五二被害同学!”“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反对法西斯专政!”等口号,并散发了《川大学生响应京沪等地同学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联合会告同学书》,次日宣布罢课。44名教授也联合发表声明,支援学生的正义行动。同时,成华大学在“民协”组织下,由“新苗”、“喇叭花”等进步社团出面召开声援“五二”运动的座谈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的罪行;印发抗议宣言,声援京、沪、平、津学生的爱国斗争;发动学生参加全市学生集会游行的统一行动。

在川大、华大等大学的带动下,华西协中等校也行动起来。5月27日,华西协中进步学生起草了《声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宣言》,各年级住校学生纷纷在“宣言”上签名,表示响应,并连夜刷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次日晨,学校开始罢课,而且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通电国民参政会,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并铅印近万份《华西协中为声援京沪平津学生运动告全国同学书》,书中鲜明提出:“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带来中国经济的崩溃是危害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反饥饿,因之更要反抗这带来饥饿的内战!”《新新新闻》于5月31日报道了华西协中开展声援活动的情况,全文刊登了华西协中《告全国同学书》和《给京沪平津同学信》。通过华西协中的串联,省女中、华美女中、省女师等校也行动起来一起商讨如何采取共同的行动。特别是华美女中是美蒋统治森严的洋学堂,但却是声援“五二”血案最早罢课并坚持三天的学校。学校当局惊呼:这是华美女中建校以来发生的一次罕见的事。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人民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标志着成都人民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深入发展。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对接连不断的“反内战、反饥饿、反卖国”投降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诬称是共产党发动学生搞暴乱,混淆视听,一面又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爱国青年,破坏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早在1942年2月,国民党政府就重申禁止怠工、罢工,违者格杀勿论。声势浩大的全国声援南京“五二○”血案而爆发的大规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震撼了蒋家王朝的统治,使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借口共产党还没有撤完,下令各城市进行大逮捕。5月29日、6月1日,国民党政府两次给四川省政府特委会紧急密电,在成都进行大逮捕。6月1日深夜,逮捕了未来得及转移的杨伯恺、于渊、王伯高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共30余人,即“六二”大逮捕。

中共成都市工委从上级获知敌人准备镇压学生运动,并进行大逮捕的消息后,为了保护进步力量免受损失,工委书记彭塞于6月1日早晨最先通知中共华大组织负责人,并指示立即停止各校共产党员和“民协”准备于6月2日举行的响应全国学联号召的大游行。市工委又根据坚决实行中央关于“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把在学生运动中暴露或还没有完全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转移到农村去,参加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六二”大逮捕后,川大一些进步学生先后几批到中共川康特委组建的川西南武工队参加斗争。同时,中共成都市工委还派李江景、何富华、杨俊、冉正芬去川北农村开展工作。

为挽救战场上失败的局面和转移人民大众的视线,蒋介石集团玩弄起欺骗民众“还政于民”的把戏。1947年11月,正值炮制所谓“宪法”,在全国竞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并筹备召开“国大”选举“总统”之际,成都市发生了违反“宪法”宗旨、非法逮捕市参议员官箴予的离奇事件。

官箴予平时在口头上也骂几句贪官污吏,同国民党唱点反调,人称“官大炮”。1947年冬,官参加成都市“国大代表”的竞选。为了拉选票,四处讲演,八方游说。本来这是为国民党政府标榜的“民主”装点门面的事,就在国民党政府公布宪法的次日,12月26日晚,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以“煽惑群众”、“诋毁官府”的罪名,逮捕了官箴予。这是对国民党所谓民主的极大讽刺。

川康特委决定及时抓住这一事件搞一个争民主、争民权的群众运动。中共成都市工委经过分析,也认为这是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的好时机,决定动员全市大、中学生开展一次反迫害、保障人权的群众斗争,借以彻底揭穿国民党政府假行宪、真独裁的骗局。于是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到川大,市工委书记彭塞到华大,传达川康特委和市工委的意见,并作了具体部署。川大学生在中共川大支部和“民协”的发动和组织下,于12月28日发起召开“川大学生声援官箴予暨保障人权大会”。当日,即有2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30日,川大、华大、华西协中、成华大学等校学生在华西坝汇集成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前往省政府示威请愿。队伍到达省政府时,一涌而入,占据了省府大院及办公场所,组织了“成都市学生保障人权大会”的大会主席团,代表学生与当局谈判,迫使国民党成都警备区司令严啸虎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不得不答应无罪释放了官箴予。这次斗争,是中共成都市工委把要求释放官箴予这一能为群众接受的口号与反迫害、争人权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揭露蒋介石集团假行宪、真独裁的面目,争取了中间群众。同时,也注意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和斗争策略。因此,得到了包括国民党一些参议员和地方军阀的支持,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

三、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和人民的唾弃,军事上、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都出现严重的危机。1947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已占总支出的近70%。为摆脱困境,国民党政府竟增大发行货币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1947年12月发行的法币量,比1946年6月发行的法币量增加了83倍多。在成都仅七个月时间,物价即成倍数上涨,1948年3月,成都米价从200元一石猛涨到550元一石,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每当国民党军事失败的消息传出或发行大钞的刺激,又猛涨一次,成了不可收拾的状态,法币成了一堆废纸,当时四川流传一副联语,上联“人民流汗、一滴汗、两滴汗、千万滴汗”,下联“钞票加圈、三个圈、四个圈、七八个圈”,生动地勾画出当时货币贬值,危害人民的凄惨情景。当时成都70万人口中就有15万人失业。这就进一步激起广大工人、青年学生、教师、农民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反抗。194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继续坚持独裁专制的面目暴露无遗。根据形势新的变化,中共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工作要因时因地制宜,扎实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在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国统区的党组织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要在“反饥饿、反迫害”的旗帜下继续开展斗争。因此,包括成都在内的国统区各地,“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具体的目标下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还发动了一些地方的农民武装斗争。

首先是1947年至1948年初开展的助学运动。1947年,面对失学的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继“五二”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上海开始,扩展到全国的一场从学生实际困难入手,解决读书难、吃饭难问题的助学运动迅速兴起。中共成都市工委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要求各校中共党员和“民协”成员深入到所联系的群众团体中去发挥骨干作用,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力量,开展助学运动,从经济斗争入手,达到“反饥饿、反迫害”的目的。助学运动首先从收费昂贵的华西大学开始。这个大学1948年春,仅注册一项收费,就从1947年秋的40万元(法币)涨到80万元(法币),半年时间涨了一倍。10月,由中共华大支部掌握的“基督教学生促进社”提出开展助学运动的倡议,并发动500人参加签名;动员五六百同学参加卖助学花、卖助学纪念章;举办医学博物、盆景等展览筹集资金。还发动学生通过各种关系,动员社会力量予以支援。川大虽是公立学校,但享受公费和奖学金的也只占学生总数的20%,大多数学生也是自费,同样存在上学难、吃饭难的问题。中共川大支部和民协通过中国教师社、教与学社、文艺研究会等组织发起要求政府发放公费、学生欠款的活动。12月31日晚,川大学生召开大会,发起助学签名活动,前后签名的达500多人。成华大学以“民协”领导下的进步组织新苗壁报社、喇叭花壁报社直接领导助学运动,11月发出《成华大学请愿团告社会人士书》。省女中以“向日葵读书会”名义发起助学运动。树德中学等以“读书会”的名义号召和组织助学运动。1948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女中、川大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在《新新新闻》社大楼内参加由“海星合唱团”主办的多次义演活动,宣传助学运动的目的。春节期间,华大、川大等校几百名学生寒假不回家,冒着凛冽的寒风,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并组织若干宣传队到城郊热闹场镇劝募。各校在助学运动发动起来后,为便于领导,川大、华大等大、中学校成立了助学运动委员会。同时,市工委还要求各校中共组织和“民协”全力办好各校伙食团,为改善学生的生活服务,赢得了广大学生的欢迎。从1948年1月底至2月中旬,全市参加助学运动的群众达1000多人,募捐金额达2亿多元(法币),助学运动进入高潮。

助学运动通过各校学生义卖、义演、助募等活动风靡全市,在社会造成广泛影响,为社会舆论所关注,成都不少报刊报道了助学运动的情况。一家报纸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学生们“不愿屈服在经济魔力之下,他们不愿白白牺牲,更不愿广大的人们永远浸润在苦海里。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破天荒的助学运动。他们的目的,是希望社会人士伸出同情的手援助他们”。同时,助学运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和恐慌。他们先是派特务刺探情报,散布流言,后又通过国民党参议会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搞垮助学运动。重庆行辕密电教育部长朱家骅称:“在表面上是为自助互助,使外人无足是非,而其实质则为灌输学生对内战厌恨,尽量暴露政府及豪门对教育文化之漠视,以期争取国际人士之同情,从而展开全国性有组织之学生运动,可知此次运动与本年五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性质相类,但其技术却更进步,应请当局迅谋对策。”

对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阴谋,各校中共组织和“民协”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成都市工委书记彭塞起草了一篇回击省参议会的文章,列举种种事实说明省参议会从来不为民请命,竟然对助学运动横加指责,置广大学生的失学危机于不顾,居心叵测,昭然若揭。1948年2月20日下午,华大200余学生在助学委员会的率领下,前往省参议会请愿。请愿代表针对省参议会污蔑助学运动“对社会持续纷扰尤多”的“决议”,向省参议会秘书长提出质问,秘书长理屈词穷,只好承认“助学运动之动机主善,并无扰乱社会秩序之处”。同时,华大、川大两校助学委员会的代表分别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省参议会破坏助学运动的阴谋,并表明:“失学威胁不灭,助学之需要一日不中止。”经过中共成都市工委和“民协”组织研究,决定有计划地扩大助学运动的规模,用广造舆论的办法,向全市人民表明助学运动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从而争取了更多的社会同情。国民党当局企图破坏助学运动的阴谋终未得逞。助学运动这种自己动手、自助、互助的运动,不仅解决了一些贫困学生求学的困难,而且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是造成教育危机的根源,团结、教育了一批中间群众,为接而来的“四九”运动奠定了基础。

再就是1948年4月的“四九”运动。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战争,竟然把天府之国的四川作为他的主要后方供应基地。1947年曾大批在川征粮、征兵。1948年初,又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成都,催促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实现征粮100万石、壮丁数十万人的军令。邓此时担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的统治维持不了多久,又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对其长期做工作对其思想的影响,加上心腹们从中谋划,于是借口征粮、征兵须经省参议会通过批准,有意拖延时间。对四川地方实力派早有戒心的蒋介石,对邓的答复极为不满,于4月踢开邓锡侯,派他的亲信、反共老手王陵基接替省主席的职务。

中共川康特委分析认为,王陵基来川是蒋介石准备负隅顽抗,以便直接控制四川,妄图把四川变成与人民为敌的最后的战略基地,这就必然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特委指示中共成都市委,把握这一机遇,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充分发动群众,揭露王陵基的反动面目,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为此,成都市委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助学运动已逐步形成以各校中共组织为核心,“民协”组织为外围,进步社团为基础的革命队伍。从全国形势看,3月29日,北平、天津、唐山各大专院校为抗议蒋介石集团查禁华北学联,举行了总罢课,因此,在成都发动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条件已成熟,特别是在助学运动中,川大、华大等校多次以“伙食团经理联谊会”的名义,向四川省政府要求配给平价米这一有效办法可以继续采用。中共川康特委同意了市委的意见,还表示可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向地方势力做工作,要他们不要出来干涉学生的行动。

4月5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川大、华大、成华等校中共组织和民协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以“成都市专科以上学校膳团联合会”(简称膳联)的名义,以要求配给平价米为借口,在王陵基就职当天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请愿大会和游行,给王陵基一个下马威。市委书记洪德铭以全国学联代表的身份到川大、华大、华西协中等校向共产党员、民协会员传达中共中央上海局对国统区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指示精神,并讲解此次斗争的意义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动员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还指示一些参加“民盟”的中共党员,发动“民盟”和一些进步组织共同行动。市委副书记彭塞也在华大召开党员和“民协”负责人会上传达市委指示,并进行动员和部署。

4月6日,“膳联”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介绍过去学生请售平价米的情况,希望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8日,成立了“膳联”请愿代表团。市委书记洪德铭向“膳联”领导成员中的党员传达了市委四点意见:1.4月9日午后2点在华大集会游行,请愿团10人组成;2.代表团五人组成中共小组;3.对王陵基要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充分阐明要平价米的理由;4.请愿斗争胜利后,在川大广场举行庆祝胜利的大会。这场斗争由市委书记洪德铭通过联络员直接领导代表团中共小组,由代表团中共小组具体指挥斗争。为了使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市委决定“先礼后兵”。

9日,王陵基宣誓就职的上午,川大、华大的两名学生代表前往省府送请愿书,毫无结果,引起同学们的无比愤慨。下午3时,川大学生队伍打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读书”的两条大横幅前往华大广场与华大、成华、川康农工学校、省艺专及一些中学生3000多人汇集,召开“反饥饿、反内战”大会。会后游行队伍高呼着“反对饥饿、要求平价米”、“停止内战、改善生活待遇”等口号,浩浩荡荡开向省府。沿途许多市民也汇入游行队伍。此时,王陵基接到重庆行辕镇压令,随即命令警备司令部和宪兵二团派出军警,在省府内外布防。荷枪实弹的军、警、宪、特在督院街口阻挡游行队伍,而大门内,更是军警密布,戒备森严,正对着大门的路上架着三挺机枪,两侧的军警如临大敌。游行队伍经与军警交涉后,五名学生代表获准进入省府。请愿团向王陵基提出六项要求:1.每人每月配拨平价米两斗三升,至少先拨给六个月;2.配拨地点应在成都;3.一周内一次拨清;4.每石(米)以120万元计算;5.教职员工和学生一样,都应配给平价米;6.要求政府即以书面答复。王陵基本来对学生在他赴任之际,就同他过不去已大为光火,此时见到学生代表提出了要求更是气急败坏,杀气腾腾地把学生代表训斥一顿,对所提的六项要求不仅不予理睬,反而以武力相威胁,致使谈判陷入僵局。当代表们将谈判经过及结果告诉大家时,同学们被激怒了,不少同学意欲冲进省府找王陵基算账。为了尽量避免流血,代表们再次进省府谈判,但代表一进省府大门,即被军警扣押。消息传来,学生忍无可忍,手挽着手,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向省府院内冲去。手执藤条、木棒、刺刀的军警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见学生就打,打倒了就绑。血腥镇压一直持续到当日黄昏,致使20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三人,132人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成都“四九”血案。王陵基镇压学生的消息很快传遍蓉城,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在全市各大中学校迅速展开。

血案发生当时,扮作行人尾随游行队伍的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副书记彭塞当即碰头,作出决定,成立“四九”血案后援会,营救被捕学生和到医院慰问受伤学生,要求各校中共组织和“民协”组织全市各大中学生向社会宣传事件真相,抗议国民党统治集团镇压学生的暴行的活动。晚上,市委又召开会议,决定各校中共组织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动员大、中学校开展罢课斗争;要求学校当局出面保释被捕学生;向外地学校发电报,争取各大专院校的声援;通过统战关系,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逼王陵基全部释放学生。第二天,全市各校开展声援活动,适时地把反饥饿斗争转入反迫害斗争。川大学生宣布全校罢课,并组织30多个宣传队到校外宣传。中共华大支部连夜组织进步同学书写“打倒刽子手王陵基!”“反对出卖国家的国民大会!”等标语在校园周围张贴;中共党员和“民协”成员又带领宣传队到市内呼吁、控诉王陵基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的罪行;宣布罢课声援被捕学生。成华、省艺专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声援和抗议活动。中共中学区委根据市委布置,发动中学的“民协”组织也广泛开展声援和抗议“四九”血案的斗争。华西协中、市立女中、西北中学、华美女中等校都组织了声援会、声讨集会,前往医院慰问受伤同学。市立女中全校学生宣布罢课一周,以示声援。中共职工区委还发动邮电、银行等系统和新闻界以及“海星合唱团”等团体发表声明,写慰问信,声援各校学生的正义斗争。川大教授发表宣言,宣布罢教;川大、华大、成华等校当局也出面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尽管王陵基下令封锁“四九”血案的消息,并采取各种卑劣手段,但消息仍不胫而走,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杭州、唐山、厦门、昆明、重庆等地大专院校学生纷纷来电声援,北平、天津学生举行了罢课,声讨王陵基的暴行,谴责蒋介石。川大外文系进步学生张毅,用英文写了一份有关“四九”血案的报道,连同医院检查重伤同学伤势的病历一并寄给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周报》,当月即在该报刊登,使成都“四九”血案的消息传到国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也震动了正在南京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蒋介石急忙派正在开会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川大校长黄季陆飞回成都,平息事态。

在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全市学生团结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学生,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随即,市委和各校中共组织即时研究了形势,认为这场斗争已达到目的,应当相机结束。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影响,决定以欢庆胜利和慰问被捕同学的方式召开慰问联欢大会。4月18日上午,全市大、中学校在川大召开“成都市大中学生慰问联合大会”,斗争胜利结束。

“四九”运动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成都市委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抓住本地重大事件,以学生为主,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学生运动。它从经济斗争入手,把反饥饿与反迫害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打击了以反共老手王陵基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威风。这次斗争与同一天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的北平各大专院校7000多学生抗议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毒打和逮捕学生的血腥罪行的学生运动遥相呼应,给正在南京召开“国大”和准备“竞选”总统的蒋介石当头一棒,猛烈地冲击了国民党在大后方的统治秩序,使成都地区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持续高涨,推动了第二条战线在成都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面对学生运动的持续高涨,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令》等,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1948年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急电四川省特委会:“成都方面以学校为重心,对革命活动分子,配合特刑庭进行逮捕。”8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成都逮捕了川大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共产党员罗宗章等共产党员以及“民协”、“民盟”及其他进步社团成员共19人,还有不少学生被特刑庭传讯。同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紧急会议,按照中央提出的避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的损失掉” 的指示,陆续将部分党员、“民协”成员转移到大邑、邛崃,开展农村武装斗争。还决定把已暴露的党员、“民协”成员和进步分子转移到各地农村,一些在农村有社会关系又适应农村工作的成员也一并转移出去。如华大林温如、川大彭宗萍等到川北,川大华文江到西昌,川大何富华到达县等。 9月,按照中共川康特委的指示,成都市委派遣一批在国民党“八二”大逮捕中被传讯或已暴露的党员去重庆,并与上海转到重庆的党员、川西的党员及留在重庆的党员一道组成工作组。建立了沙磁区、交通企业、文化、工商四个工作组,在重庆开展工作,工作组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由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直接领导。

四、争温饱、争生存运动

教师争温饱斗争和尊师运动。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继“四九”血案后,中共成都市委又领导了全市大、中、小学教师争温饱、求生存的斗争。

首先开展的是成都市国民小学教师的生活请愿斗争。旧社会小学教师一向受人冷落歧视,地位卑微。由于物价飞涨,广大教员生活日益艰难,毫无保障。1948年4月,国民党当局扣发了全市公立国民小学教师当月的工资,只发给不能吃的霉烂变质的劣米,教师们忍无可忍,长期压抑在胸中的怒火再也无法抑制,纷纷表示这样干不下去了,要找政府说理。

中共成都市委根据教师的强烈要求,决定以国民党政府扣发教师工资和发给变质霉米为突破口,发动和领导教师反饥饿、争温饱的斗争。5月上旬,27所学校40多名教师代表集会,市委委员兼文教组负责人赵文锦在会上分析了形势,号召大家只有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到会代表一致同意成立“成都市国民小学教师请愿团”,推选赵文锦等为请愿代表。会上决定向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1.每月每人发食米5 斗;2.从4月份起,工资按原薪水增加一倍;3.按月按时发薪不拖欠,一次发给;4.不解聘参加请愿的教师。从5月中旬到6月初,请愿团向政府请愿10余次,都未获结果。为了打开僵持局面,市委决定组织教师罢教请愿。6月2日,以教师请愿团的名义,召集各校教师代表在三义庙茶园举行紧急会议,赵文锦向代表介绍了请愿经过和目前情况。会议决定,全市40余所国民小学的800多名教师于6月4日起,统一实行罢教,并一致通过发表《成都市国民教师为恳求改善待遇告社会人士暨学生家长书》,推选赵文锦等15人组成生活请愿主席团。罢教请愿斗争展开以后,主席团将教师中的积极分子组织为七个宣传小组,分赴全市各茶园及公共场所倾诉教师的苦难和被迫罢教的经过。同时,还出版油印小报《快讯》,编唱请愿歌曲,举行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6月7日,400余名教师通宵露宿在市政府门前请愿。11日,教师开始绝食斗争。

为声援小学教师的罢教请愿斗争,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中共成都市委职工区委及中学方面的中共组织发动各条战线的群众,从各方面大力配合开展声援活动。从6月4日罢教以后,全市即出现了声援慰问小学教师的热潮。教育界、学生界、文化界、新闻界,工人、少年儿童、学生家长、公务员带着食品和捐款、信件等,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地来到罢教请愿驻地三义庙,对教师们的正义行动,给予热情的慰问和支持。

6月8日,在中共成都市委委员王琴舫(王放)的组织发动下,成都师范学校(男师)、省女师、省幼师(简称三师)立即掀起声援高潮。当请愿的小学教师们露宿在市政府门前请愿时,“三师”联合行动,组织学生2000多人冒着滂沱大雨前来支援向政府请愿的教师,并散发《为声援成都市国民教师三师联合会告社会人士书》。罢教的教师和声援的学生们,虽然都被雨水淋透了衣裳,斗志却越来越旺盛,激昂的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使路过的行人和围观的市民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同日,全市50所私立小学教师也派出代表前往市府声援、慰问请愿团教师。10日,“三师”校学生为请增加国民教师待遇又联合举行游行请愿。请愿活动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就连一些国民党参议会上层人士的家属和市政府的职员也发起募捐声援。

6月9日至14日,川大学生、川大师范学生会、40余所私立小学1000多名教师、中华女中和省艺专师生等,纷纷举行声援大会、游行、宣传、募捐,声援请愿教师。川大“中国教师社”、川大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等20余进步团体联合召开声援大会,并发起“万元募捐”活动。“三师”联合声援会及全市各大中学校声援国民教师联合会,再次派代表到市政府面见市长乔诚,为国民教师生活要求而请愿。

持续不断的请愿和强大的社会声援,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做出让步。6月15日下午,市长乔诚正式以书面保证同意声援小学教师罢教的“各界代表座谈会”协议提出的各项条件。中共成都市委认为目的已达到,同时为防止敌人乘机镇压,为小学生读书着想,便于16日,各校教师复课。至此,全市国民小学教师坚持13天的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胜利结束。

其次是开展了中学教师“争温饱”和“尊师运动”斗争。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虽把法币改为金元券,也仍同一张废纸,难于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成都物价仍直线上升,市场上闹粮慌,而中学教职员的薪俸还要打8折,生活极其困难。中共成都市委职工区委决定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发动广大中学教师进行争温饱的斗争。中共成都中教支部的范远举、胡理和、刘骏达等人分别串联,联系了一批进步教师,组成了公立中学教职员座谈会和私立教职员座谈会,后来全市公私立学校又联合起来组成教师联谊会。另外,还组织了公私立中学校长联谊会。7月31日,由全市私立中学教师联谊会发起了争温饱的斗争。会上提出:改善生活待遇,不要现钞,要实物,每个班专任教师,每月至少配发上熟米两双市斗。10月12日,全市公、私立学校校长50多人联名向教育厅请愿,要求给教师发足薪津、每月配发食米一石,教育厅则置之不理。23日,省立中学教职员联谊会又召开代表会酝酿请愿。省府仍不予以解决。25日,省立各级学校教师宣布罢教,并由教职员联谊会召开各报记者会,公开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教师的迫害。指出:“ 枵腹从公实为不可能之事,因要吃饭,才有精神,今天连饭都没吃的,对于本会各会员所负责任,实难尽到……爰本会代表决议今日(25日)起,全体一致请假,另谋生路。”     

中共成都中学区委按市委指示,要求全市各中学的中共组织和民协发动学生开展“尊师运动”,以支持教师的正义斗争。华西协中、西北中学、协进中学、培英中学等31所私立中学成立了“成都私立中学学生支持教师请愿联合会”(简称联合会),并以联合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和宣言。11月10日,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300余人到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教师聚会的鹤鸣茶楼,向教师们赠送写有“师生一家”4个字的小旗。师生团结一致的斗争,社会舆论的支持,学生家长的压力,迫使国民党省政府答应每月10日提前发薪,每月10日前拨发当月大米,补发8月、9月、10月三个月的欠薪等要求。斗争取得胜利,11月29日,全体教师宣布复课。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

1949年1月春节期间,成都大米由98元(金元券)涨到250元(金元券),到3月,物价上涨更为惊人,其时生活指数为3500倍,公教人员待遇只及105倍。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大量发行5000元和1万元票面的金元券及5万元和10万元的定额本票。而10万元本票贴水后不到8万元,人民既受货币贬值之损失,又遭本票缩水之害。在这种生活绝境中,中共成都市委决定在教师中再次开展反饥饿的斗争,并在全市大、中学生中掀起第二次“尊师运动”高潮,以支持教师争温饱的斗争。同年2月,通过公立中学教职员联谊会向省府、省参议会和教育厅发出请愿书,并向社会发布《告社会人士书》。3月28日,省立18所中学教职员罢教,要求政府发救济费和增发食米等四项要求。教师罢教请愿的同时,各校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并上街宣传、募捐,慰问请愿教师。3月29日,省女中、省成中、石室中学等校发起的“四川省立学校学生尊师护学运动大会”成立。4月2日、4日,全市省立学校数千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和请愿活动,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遍及全市。5日,成华大学、华西协中举行罢课、营火晚会。会后,游行队伍到省府主席王陵基住宅,高呼“反饥饿、反迫害”等口号,要求实行民主,特许学生自由集会。17日,全市各中学数千名学生在少城公园举行“尊师大会”发表演说并高唱“……尊师大会闹嚷嚷,不是为的闹事,为了先生饿断肠”,要求改善教师待遇。私立中学教师联谊会一致拥护4项条件,也向省府发出早作解决的呼吁。

争温饱斗争在一些大学也在进行着。1949年3月14日,川大全体教师以“待遇菲薄,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为由宣布罢教。在中共川大总支和“民协”的发动下,成立了声援教师争温饱的代表机构“尊师运动大会”,并宣布罢课。中共川大总支还组织“民协”会员深入到各系级中去开展工作,又组织同学到教师家中访问,了解教师们生活上的困难和思想上的苦闷。许多同学在访问中,师生一起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把深切的同情变成强烈的斗志。15日至16日,400余人组织的义卖团上街宣传、募捐,救济教师。川大理工学院土木水利系第四级级会向全体教师发出“安慰函”慰问教师。

当教师罢教、学生罢课以后,学校当局和警察机关纷纷向省政府报告,并派特务进行监视和捣乱。川大反动学生黄成章利用窃任学生自治会理事长的职务,用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出通知,要同学们复课。“民协”和“火星社”在中共川大总支的领导下,发动召开各系级学生代表会议,经过激烈辩论,一举罢免了黄成章的职务,推选进步学生杨政声担任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尊师运动大会”还邀请进步教师举办经济问题讲座,由彭迪先、黄宪章等教授从理论上给同学们分析国民党政权必然垮台的道理,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极大兴趣。

再次是声援南京争温饱学生遭受镇压的斗争。在教师争温饱斗争发展时,1949年4月,成都传来了国民党当局镇压南京争温饱学生的“四一”惨案的消息,学生立即行动,决定将“四九”周年纪念活动与声援“四一”惨案的斗争结合起来。但中共成都市委和中共川大总支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可能狗急跳墙,再次镇压学生,决定不搞示威游行,只在校内组织营火晚会。4月9日晚上,以川大为主,全市大中学生代表近万人聚集在川大操场上,围着熊熊的篝火,以各种形式开展纪念和声援活动。同学们演出自编自导节目,其中活报剧《灵官扫台》和以做道场、读祭文的形式演出的《祭戡乱建国委员文》以及《山那边呀好地方》、《金凤子》、《跌倒算什么》等节目最受欢迎。这些节目,既声讨了刽子手王陵基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又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反动嘴脸。晚会结束时,同学们在校内游行。

随着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胜利和国统区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作最后垂死挣扎,更加疯狂地破坏中共组织和镇压革命力量。正如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所指出:“对于全国各地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

1949年1月,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大特务徐远举亲赴成都,指挥军统蓉站破坏中共地下组织。13日,在叛徒的指认下,国民党特务在成都草市街灶君庙街口茶馆将正在接头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逮捕,其后特委委员华键等14名共产党员也先后被捕,中共川康特委遭到严重破坏。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致电四川省特委会,对成都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进行大逮捕。于是,1月20日,就在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签字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下令逮捕石室中学的卢剑英、刘骏达、马立可,协和中学的卢帮本,实验小学的钟鼎文、张明如,会专的郑明志,艺专的周镛,川大的冷观樵、田中美、余天觉、方智炯、李维品等20余人。市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一面开展营救,一面作撤退的紧急部署,4月至9月,将成都地区200多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先后转移到川西、川南各县,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农民参加抗租、抗粮,开展武装斗争。不少人后来成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领导和骨干。转移工作进展迅速而顺利,是因为市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早有预见和准备。1949年春,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撤离前,就向中共川大组织传达“储蓄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因此,中共川大组织在国共和谈期间开展尊师运动中,就估计到和谈必定破裂,国民党要下毒手,已开始做好撤退、转移的方案。3月中旬,尊师运动高涨时,即将已被国民党注意的一批同志陆续撤至邛崃、大邑地区。中共成都市委还决定凡在斗争中已暴露的民协、火星社成员应立即撤退;已被敌人注意的进步学生,也应说服并帮助他们撤离。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撤离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也使革命师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特别是深入农村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迎接成都解放做出了贡献。同时,又使他们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最后是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因为持久的内战,造成物价暴涨。在成都粮价更是涨得惊人,还人为造成粮荒,迫使广大人民起来反抗。1947年5月5日,成都爆发全城抢米高潮,共抢米7000石以上,国民党当局不仅出动军、警镇压,逮捕30余人,还借人头来平米潮。当晚,新南门照相馆工人袁树德、宋玉书被无辜枪杀。为此,中共成都市工委、市委领导了各行业工人开展争生存、反迫害,要求增加工资,或改领实物工资等罢工斗争。这个斗争影响比较大的按时间顺序有宝星纱厂、印刷工厂、成都国货公司、人力车和裕华、中新纱厂工人和职工的斗争。

1947年初,成都宝星纱厂工人为争取发足年终“红钱”和星期日休息的权利,举行全厂罢工斗争。他们在中共地下党员、该厂技工徐达浩组织的工人读书会的一批骨干带领下,紧密团结向资方斗争,罢工持续了两天一夜,最后资方被迫答应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2月,国民党成都市第四区公所向西玉龙街至西大街等五条街的居民,无理征派筑路捐,规定每单间铺面6~8元。中共地下组织发动五条街的平民和店员、苦力、手工业者等劳苦大众起来反抗。15日举行游行请愿,群众不怕特务的威胁、恐吓,坚持斗争,最后市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放弃派筑路捐。7月,盐业码头工人自己组织团体,宣布罢工三天。在这三天中,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船只靠满,交通堵塞。国民党当局责令把头迅速运货,疏通码头,把头只得答应了工人提出增加运费一倍的条件。8月29日,成都各报社排字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未果,9月3日开始罢工,各报停刊。接着罢工浪潮扩展到印刷全行业工人。后经劳资双方协议结果,工人每月增加工资7万元(法币),连原工资共为24万元(法币),工人才同意复工。9月25日,成都自来水公司工人因物价暴涨,要求调整待遇增加工资,曾先后罢工4次,部分工人怠工27次,屡经斗争,公司暂将待遇增加至每人每月食米二斗三升(老斗),薪金9万元(法币)。建筑7行业泥、水、雕、改、石、漆、小木工人,也提出要求将工资改为发放实物,并向市政府提出每日每个工人7升米的要求。经过数次罢工和市政府派员调停,最后市政府把日工资定为5升6合米。此后,其他一些行业工人也都相继争取到将工资改为以米、棉纱等实物折算。

1948年4月,印刷工人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罢工,提出按工人的要求每月增加工资。罢工持续一周,由《新新新闻》老板出面,达成折中方案增加工资。其他各印刷厂工人的工资也相应有所增加。7月9日晚,成都报纸印刷工人开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全市数日无报,直到15日增加工资才结束。6月5日,在中共成都市委职工区委的领导下,由中共党员贺天熙、彭志扬、赵肃等人具体组织发动,四川省银行在成都的总行、分行、四门办事处共400多职工举行罢工,向当局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停止脱离实际的物价指数津贴,改按大米折价;二是补发1947年年终欠发的双薪。经过与总经理直接交涉,达成了先发1斗米津贴,其他条件交董事会研究后再订协议的协议后,职工于7日复工。

1948年7月,成都百货行业中最大最有影响的成都国货公司职工罢工。这场斗争是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由公司的进步团体“职工联谊会”组织开展起来的。7月22日,“职工联谊会”以反复播放“热血”唱片为信号,全店100多名工人一致罢工。当晚,经过全体职工大会决定向资方提出三条要求:1.公司需承认“职工联谊会”为合法组织,有公开活动的权利;2.收回开除职工的成命,并保证今后不得制造类似的事件;3.今后公司召开主干会,必须有三名以上“职工联谊会”的代表参加,共同商讨公司的重大问题。公司几个老板眼见职工一致罢工,使营业停止,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职工们的要求,并在决议上签字、盖章,但暗地却施展阴谋诡计,待29日职工们复工以后,便勾结国民党当局逮捕了组织罢工的工人(后被迫释放)。这场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却是穷苦店员一次有组织的争生存、争民主的较大的斗争,显示了团结战斗的力量。

9月14日,成都市级机关员工生活请愿团要求补发七、八月份政府所欠薪米被拒后,请愿团14日发起总罢工,要求政府补发欠薪,改善待遇。17日,请愿团主席被捕,骨干被免职。

12月初,1万多名人力车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反对资方以“实物折成收租”,举行全市性的罢工。人力车工人手执“反加租、争生存”的纸旗,整队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得到长途人力车工会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罢工4天,迫使资方放弃实物计租的企图。

12月底,成都最大的纱厂裕华纱厂工人举行全厂性的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当时纱厂工人的待遇非常低劣,由于物价飞涨,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一双袜子,每日伙食也不好,经常吃霉米馊饭。工人们不堪其苦,700人一致同意罢工, 并怒打前来强迫工人上班的工头,冲出工厂向省、市政府请愿。资本家勾结反动警察,逮捕工人,并在厂区架起机关枪,企图把这场罢工压下去。但工人们团结一致,毫不退让,坚持罢工斗争。最后迫使资本家同工人代表谈判,接受工人提出的四个条件:1.工资增加一倍,按米价折算发给;2.改善伙食;3.不开除罢工工人和工人代表;4.释放被逮捕工人。罢工胜利结束。接着申新纱厂100多名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于1949年初开展了年关提高生活待遇的斗争,迫使资方同意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和工人开展文娱活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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