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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成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成都广大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迫切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他们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民意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集团根本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完成和平建国的诚意,而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成果,蓄谋挑起内战。广大人民刚刚从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走过来,又重新陷入内战祸乱的深渊之中。

抗战后,一批革命骨干陆续随工厂、学校返还原籍,成都的革命力量有所削弱。但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考验和锻炼的成都人民的民主意识和革命觉悟并没有受此影响,而且在进一步增强,尤其是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已逐渐成长为人民民主运动中的生力军。当时,成都地区聚集了很多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如张澜、王干青、李相符、李人等。他们对《双十协定》、《政协协议》的决议都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希望,十分赞同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极力反对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挑动内战的阴谋,从各方面努力促进和平建国主张的顺利实现,积极参加和支持成都人民民主运动。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集团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及云南的龙云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川、康、滇联盟进一步分化瓦解,这就更加剧了蒋介石中央嫡系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此对四川地方实力派亲自做工作外,又先后派张友渔、田一平等利用这一矛盾,在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工作,促其认清形势,站到人民一边。抗战胜利前后,先后出任成都市长的陈离、陈炳光、李铁夫等受中国共产党不同程度的影响,都成为了中共的朋友,这些对成都民主运动的顺利开展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从经济上看,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消费城市。自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一度物价狂跌, 出现了多年来经济生活中一种罕见的现象。从1945年秋起,随着国民政府、四大家族、江浙财团及大批工厂、学校相继迁走,大量资金、物资外流出川;也由于各种复杂和特殊的因素,使法币币值与物价在一个短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时过不久,由于内战阴霾密布,物价随之呈上涨趋势,货币也日渐贬值。据统计,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底,法币发行额达10390亿元,到1946年增加至47000亿元,与抗战结束时比,仅一年半时间,骤增近10倍。尤其是在四川省会和成都市警察当局的把持下,军统、中统、三青团相互勾结并网罗一批社会渣滓在蓉城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 使广大人民痛苦不堪,怨声载道。因此,成都人民对蒋介石集团妄图挑起内战、实行独裁统治是坚决反对的。在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下,成都广大群众一方面努力为全面实现《双十协定》而努力,一方面又针对蒋介石集团伺机撕毁“协定”,妄图挑起内战的阴谋,开展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

1945年8月下旬,成都职业青年170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紧急呼吁》,提出六项主张。呼吁全国青年、全国同胞起来制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实现民主。9月3日,成都17个文化团体为响应重庆东方杂志等八大杂志联合出增刊,拒绝抗战时期新闻检查制度的行动,在《华西晚报》发表《我们对于抗战结束时期新闻事业的六项建议》的社论,主张新闻事业的民主、自由与平等。之后,成都许多周刊、报纸、杂志、通讯社等先后积极响应拒检运动。至9月底已扩展到34个新闻团体拒检。由于全国各地的拒检行动,迫使国民党政府从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9月26日,成都文化界200余人发表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宣言。同月29日,成都文化界248名知名人士签名发表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在《新华日报》上刊载。呼吁指出:内战的根源存在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上的不民主。并严肃指出:“内战的危机已经到处在爆发,到处在扩大着了。”一致呼吁: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无条件保障人身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立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之自由;反对以维持治安为名,假借敌伪武力挑起内战的一切企图等六项措施制止内战。10月,成都民主青年协会机关刊物《青年园地》发表《制止再起的内战危机》,指出:“战争中经过锻炼的中国人民大众是并不需要战争,尤其不需要那用自己的枪,杀自己的同胞的内战”。“会谈纪要的墨迹未干,它早已成了一张废纸。”呼吁“全国的青年、全国的人民、全国的舆论立刻起来消除这再起的内战危机”。11月16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应14个学生团体的要求,召开讨论“如何制止内战”问题的大会。参加大会的师生达300余人。会议认为“内战的造成完全是政治不民主和凭借美军干涉中国内政而燃”。并当场决定:发出制止内战宣言,并致书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撤退在华美军;联合本市各学校组织学生反战联合会,用行动制止内战等四项内容。11月18日,四川大学(简称川大)、燕京大学(简称燕大)、金陵大学(简称金大)、华西大学(简称华大)、齐鲁大学(简称齐大)等21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表《制止内战宣言》,指出“和平从我们手中飞去,而战争又血淋淋而来,内战严重的事实使我们无心读书,一切国民将再卷入血的漩涡”,提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来建立一个联合的民主政府等三项要求。22日,《新华日报》刊载了成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致书马歇尔特使,指出赫尔利大使在中国所执行的政策……助长中国内战并使美军参加中国内战,以阻断中国和平建设大道,陷中国人民于浩劫之中。并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经过八年以上的抗战,锻炼出来的觉悟与团结,使他们对于争取民主和平,不特具有决心而且具有力量。漠视这种决心和力量,一定要遭到失败的。”

各个进步社团和文化界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宣言、呼吁,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成都人民民主运动的序幕。

二、声援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昆明当局武装镇压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而罢课的各校师生,造成死亡四人、重伤25人的流血惨案,即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一个以学生为主,社会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一时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消息传到成都后,立即激起了青年学生和全市各阶层群众的愤怒。青年学生勇敢地站在斗争第一线。中共川康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通过“民协”组织发动各校学生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的斗争。华西坝的几所大学与川大都利用壁报、简报、画刊等发出声援的呼声;成都东北青年联合会发表《为反对内战声援昆明死难同学宣言》,发出要回家、要民主的呼声;12月3日,成都41个大学学生团体及文化团体,在《华西晚报》上联名致函慰问昆明学生,誓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4日,《华西晚报》刊登了金大五团体致函慰问被迫害的爱国学生。

12月8日,川大学生冲破校方阻挠,20个学生团体在学校书库召开悼念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大会由民协会员罗承云主持。会上,西南联大校友报告惨案经过。同学们深切哀悼死难战友,控诉和谴责国民党的罪行。会议中途有几个捣乱分子企图破坏大会的进行,但未能得逞。陶大镛教授作了简短而激昂的演说,李相符教授拍案而起,愤怒地质问:“反内战的人就被认为是共产党,就应该被屠杀的话,今天的人民都反内战,岂不都该杀了吗?枪炮是不能将中国人民杀光的,即使借了美国的原子弹也杀不完反内战的老百姓。”他悲愤地疾呼:“我们中国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胜利了,我们没有笑的权利;现在有人杀了我们的同学,难道连哭的权利也没有吗?”顿时,会场内外,哭泣声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李教授噙着眼泪号召师生们团结起来,把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进行到底。会议结束后,激动的人群在校内举行了游行。12月12日,19个学术团体还发表《告全校同学书》、《为声援昆明血案告各界人士书》。

12月9日清晨,民协在华大、金大、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燕大、齐大、川大及华西协中等大中学校组织5000余学生齐集华大广场,为昆明死难烈士举行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会上,大家深切哀悼死难战友,控诉和谴责了国民党的罪行。西南联大旅蓉校友代表抬着哀悼死难4同学的花圈入场时,“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踏着昆明死难同学血迹前进”的口号声不断。女同学陶慧华致悼词说:“你们的死换来全中国人民斗争的勇气,你们的死替我们引了路。”并宣誓“我们要以全生的精力与一切黑暗宣战,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让民主、自由、和平而富强的新中国挺立在地球上”。西南联大的同学还悲愤地揭露了昆明学生被屠杀的真相。出席追悼会的吴耀宗教授讲话指出:昆明师生反对内战的行动是正义的,屠杀是违反人性的,还说“暴力决不能阻止反内战与和平民主的时代潮流”。与会者一致表示要继承一二一的精神,为反对内战、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会后,全体举行游行,外籍教师文幼章、夏仁德、韩博能夫妇及沿途市民纷纷加入游行的行列。游行结束后,成立了成都学生援昆反内战联合会,又于1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宣言,指出:反内战是人民的声音和权力,号召全国各界“反内战”与“反对一切专制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祸首,抚恤死伤,确保人民的人身、言论、集会等自由;呼吁国共停止军事行动,一切纠纷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外力干涉中国内政,外国军队撤出中国等。《解放日报》在1945年12月21日发表了这个宣言。

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他们四处造谣,污蔑悼念一二一烈士的学生是“受阴谋份子所利用”,“企图把东北、蒙古出卖给苏联”。川大还有由反动学生组成“护校团”,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学生运动。12月11日早晨,川大森林系二年级进步学生、民盟成员李实育和同学们到一学生宿舍张贴声援昆明学生、抗议一二一惨案的标语时,遭到“护校团”分子的围攻、殴打。接着,反动分子又聚集三四十人,手持匕首、棍棒冲入李实育寝室,声言奉命搜查,并再次毒打李实育直至其昏厥,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拥护东北独立”、“内蒙自治”等标语塞进李的箱子,进行栽赃陷害。19日晚,李实育在平安桥医院的病床上被持枪法警逮捕。国民党四川当局以“伤害罪”、“危害民国罪”对李提起诉讼,谎称“川大学生李实育,阴谋叛国有据”、“带头高呼东北独立”等口号。他们又接待记者,发表造谣污蔑的言论,中伤进步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正义行动。

李实育事件发生后,中共川康特委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反动势力向进步势力的挑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川大“民协”根据指示精神,立即发动广大同学,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办打手,保障人身自由;要求护送李实育入院治疗。川大 《自由评论报》、一九四五社、义铎社、时事研导社等19个进步学术团体联合发出《关于李实育事件告各界人士书》,公开事实真相。“民协”会员何富华、罗承云在成都二泉茶社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事件经过,揭露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镇压民主运动的反动本质及其阴谋,并动员学生家长出面,要求当局制止特务横行,保证学生安全。同时,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民盟”和“民协”又竭力组织营救李实育,不仅聘请三位律师为李实育辩护,还约请沈体兰、吴耀宗、李相符、陶大镛四位教授和文幼章、韩博伦两位外籍教授登报作证,说明学生游行时并未呼喊“东北独立”等口号。《华西晚报》、《自由画报》以“爱国有罪?”“反内战有罪?”“堂堂学府特务横行”为题,发表文章、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诡计。

在法庭上,李实育慷慨陈词,据理驳斥,使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搞得法官狼狈不堪,庭审只好草草收场。后经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竭力呼吁及省盟、市盟负责人与国民党当局的多次交涉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抗议,成都高等法院不得不于1946年1月14日宣布无罪释放李实育。历时两个多月的李实育事件,以进步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陷害李实育,打击学生民主运动的阴谋。

声援昆明一二一学生反内战的人民民主运动,是成都以学生为主力的大规模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体现。而且,由于渴望和平的各阶层的广大民众都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进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在政治上日益孤立。

三、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成果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它的主要企图是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但随着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事进犯的自卫反击战的节节胜利,使美国扶蒋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未能得逞。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转而妄图用政治手段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内战兵力,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与中共代表团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并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著名的《政协协议》。它虽然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的拥护。2月9日,“民协”组织华大、金大、金女大、燕大、齐大等23个学术团体在华大广场举行时事报告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在蓉政协代表张澜、邵从恩、常燕生、杨叔明应邀出席并报告了政协会议的经过和取得的成功,30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政协会开了,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由其反动本性所决定决不会容忍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根本不可能履行《政协协议》。重庆“较场口事件”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不愿履行甚至是蓄意破坏《政协协议》最好的诠释。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右翼势力指使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2月16日,川大、金大、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燕大、华大及各中学和华西日报社、新华日报社、学生公社等团体和文化界人士5000余人在华大广场,召开成都市声援“较场口事件”及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大会强烈抗议国民党暴行,要求取消特务组织及造谣社(中央社),发电报慰问受伤的李公朴、郭沫若等人。这有力地支持重庆各界民众维护《政协协议》的正义行动,也充分表达了成都人民反对内战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

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苏反共阴谋

国民党当局在镇压各地群众反内战游行、集会的同时,为了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抵制和平民主运动,借“张莘夫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策动了一个反苏、反共、反民主运动的游行。1946年2月22日,国民党四川当局借口所谓苏联红军没有从东北撤退,蒙蔽和欺骗部分群众,首先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

在成都,中共川康特委指示各校民协要通过说明事实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动员进步群众不要参加游行。燕大民协通过学生自治会召开大会,就“是否参加反苏游行”进行公开讨论。会上,同学们说:抗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已经宣布撤军,而且正在撤退,相反美军还驻在国内,到处横行,为什么国民党政府不反美只反苏,这不是别有用心么?还说: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说明了事实真相,讲了公道话就被暴徒捣毁,而中央社天天造谣,却反而受到保护,这不正说明反苏游行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阴谋么?经过五个小时的热烈辩论,终于通过了不参加反苏游行的决定。于是,游行的当天,燕大全体同学外出郊游。但是,2月24日,在中统局四川调统室纠集三青团诱骗、煽动和强迫命令下,四川大学,华西坝部分大、中学生也卷入了反苏游行。游行队伍途经祠堂街时,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打伤了工作人员。金大学生曹世芸因拍摄了行凶场面的照片,被殴打致伤。暴徒们还砸了燕大校门和学生自治会办公室。消息传出,成都各大学几十个学生社团在小天竺街墙上刷出标语,抗议三青团及特务分子的暴行,并到医院慰问受伤同学。燕大全体师生罢课一天,以示抗议。

反苏游行刚刚收场,国民党当局又在川大导演了栽赃陷害进步教授的“三教授事件”的闹剧。

3月12日,川大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学生在图书馆门前贴出一张署名“发行人:张烂(张澜),主编:狸像狐(李相符、共产党员)、盆地现(彭迪先)、逃达蓉(陶大镛)”,刊头为《新民主》的壁报,声称李相符、彭迪先、陶大镛三教授是共产党,是亲苏分子,主张东北自治和新疆、西藏独立等等。其主要矛头是指向指导学生运动的李相符教授。14日,又贴出所谓“李相符启事”,称主张“苏军解放了东北,应该把东北送给苏联”、“苏联将东北机器运走是应该的,是中国应该给他们的报酬”等等。就这样,反动分子自编自演的所谓“李相符出卖祖国”的闹剧出笼了。特务的栽赃陷害立即激起广大师生的义愤。李相符教授得到消息后,即刻找到教务处长叶麟到现场查究。叶当即叫人撕下“启事”。这时混在人群中的特务学生向李扔掷泥石,在场的民协和民盟的成员立即上前保护李相符教授。叶麟气愤地斥责肇事者伪造启事,混淆视听,侮辱师长。面对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的学生们,李教授慷慨激昂地陈述了自己对争民主、反内战的鲜明态度,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启事”对他的造谣中伤。这时站在图书馆阅览室窗口的教育系四年级学生、中共党员周应培突然发现几个特务学生又欲引发骚乱,机智地探出头来带头高呼:“打倒特务!”“特务退出学校!”口号声吓得特务学生灰溜溜地逃走了。

这件事情后,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民协、民盟及进步力量在全校范围内掀起“尊师重道”运动,并成立“尊师护校联合会”。全校各社团、系级纷纷发出启事、发表声明,声援三教授,谴责反动分子,要求校方严惩肇事者。国民党三青团虽极力阻挠,但在巨大的群众压力下校方不得不做出决定,给予公开肇事的四个特务学生各记两大过、两小过和停学一年的处分。暑假后“三教授事件”的主谋、训导长丁作韶(CC分子)和三青团干事长王文元离开川大。

反苏游行和“三教授事件”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实行独裁统治、反对民主的必然反映。“三教授事件”斗争的胜利,成为川大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它极大的削弱了校内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也使广大青年学生认清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1946年3月李、闻惨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国统区加紧法西斯统治,大肆加强特务活动,不断迫害和镇压爱国民主力量和进步人士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前,国民党当局已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封闭了100多个人民团体。而1946年7月13日、15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仆、闻一多又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7日,周恩来就此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中国目前最严重急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取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中共政协代表团还为李公仆、闻一多惨遭国民党暗杀一事向国民党政协代表团代表提出抗议 。

李、闻惨案发生后,立即在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国民党制造李、闻血腥罪行和反内战的斗争。7月26日,延安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28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组织和发动下,《新华日报》揭露李、闻惨案,在川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日,重庆各界群众6000余人举行追悼李、闻大会。8月18日,在民盟组织发动下,由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成都分会、西南联大校友会成都分会、川大时事研导社、文学笔会、华大时事研究会、青年园地、海星合唱团、华西晚报社、新华日报成都分社、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成都分部等51个社团发起,各界2000余人在蓉光电影院召开“李、闻追悼大会”。会场正中横额是“以身殉难”,两边对联为“是民主先进”、“为和平之神”,会场正方的牌坊上挂有“为民主而牺牲精神不死”、“是国家损失举世同悲”的挽联。花圈、挽联、挽诗、悼念文章布满会场。《华西晚报》还出版了《李公仆、闻一多先生追悼大会》特刊。会上,民盟中央主席张谰致词,要求严惩凶手和幕后主谋人,表示自己“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各界群众也愤怒地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蓄意对大会进行破坏,出动特务、警察、流氓进行捣乱。大会刚结束,国民党特务就殴伤张澜和民盟四川支部组织委员张松涛。当晚,《华西晚报》及时报道了张澜等被殴伤的消息,又与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通电话,告知张澜等被殴伤情形。第二天两报专门登载了成都李、闻追悼会及张澜等被殴详情。《新华日报》发表了《李闻惨案和成都暴行》的社论,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破坏和平,坚持独裁、破坏民主的反动面目。8月21日,中共政协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致电慰问,并严肃地指出:“成都暴行更证明昆明暗杀为特务系统所为。不粉碎特务系统,中国人民不能安全,民主政治无法建立。” 《成都文史资料选集》,第七辑,第1172页。由于中共和民盟的抗议,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的谴责,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被迫撤了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徐中齐的职。

李闻惨案的发生和殴伤张澜的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挑起内战,实行独裁专制的真面目,使国统区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和各界群众对中国命运和前途有了新的认识,更加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进而扩大了反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人民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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