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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都市委的建立及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发展
2021-1-18 来源:本站

从抗战后期至1947年夏,成都设立市一级中共组织,成都市的工作先后由中共川康特委、中共成都工作委员会(简称成都工委)直接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初期,成都市的共产党员仍分别由中共南方局和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单线联系并开展工作。1946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指示,撤销中共川康特委,建立中共成都工委,书记蒲华辅。年底,马识途任副书记。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管辖成都市和原中共川康特委所属中共地方组织,即成都市党组织、西昌党组织、雅安党组织、乐山中心县委、宜宾中心县委。主要是开展成都市的工作,逐步恢复外地的党组织关系。

1947年3月,在国民党当局的逼迫下,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四川省委工作人员和在渝、蓉《新华日报》公开的工作人员先后撤回延安。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因之暂时失去了与上级中共组织的联系。面对新的形势,为继续领导国统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民民主运动,中共组织作了调整。同年5月,中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加强和统一对国统区的领导。上海局指定组织部长钱瑛分管川、康、湘、黔、武汉等地工作。同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派齐亮找到中共成都工委副书记马识途,转达钱瑛关于中共川康组织派人去上海建立关系的指示。随即中共成都工委书记蒲华辅赴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8月底返回成都,传达上海局指示:在农村逐步开展游击战争。钱瑛还指示:撤销中共成都工委,恢复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蒲、副书记马识途,委员王宇光、贾唯英、华健,领导成都市、川西、川南、川北、西康和川南部分县的中共地方组织,开展城市斗争及农村武装斗争。

一、中共成都市工委和中共成都市委的建立及其下属组织

1947年夏秋,全国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为了加强对成都市工作的领导,中共川康特委决定成立中共成都市工委。是年秋,在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主持下,中共成都市工委成立。书记彭塞(彭为商),委员王琴舫(王放)、杨文祥(张应昌)、赵文锦(女)。马识途在成立大会上讲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并指出市工委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特别是要把职工方面的工作开展起来,为成立中共成都市委做准备,并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输送干部。

中共成都市工委成立后,分别在川大、华大、成华大学和成都市的一些中学建立了中共总支或中共支部。其时,中共成都市工委领导下的组织有:

中共四川大学临时支部委员会(旋即改为中共四川大学支部委员会,1947年8月—1948年1月),书记王琴舫(王放)(市工委委员兼)。

中共华西大学支部委员会(1947年秋—1948年初),书记胡庚炳。

中共成华大学支部委员会(1947年秋—1948年初),负责人苏世沛、钟俊。

中共成都市师范学校支部委员会(1947年12月—1948年初),负责人何鉴章。

遵照中共川康特委的指示,各总支、支部单线联系,不打通横的关系,市工委委员也只领导所分管的系统。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方针,成都市工委成立统战组,开展统战工作。统战组(1947年秋—1948年初)的负责人是刘盛舆。

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党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领导,1947年12月,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安排在武汉工作的洪德铭到成都筹建中共成都市委员会(简称中共成都市委)。1948年初,中共川康特委撤消中共成都市工委,建立中共成都市委(1948年初至1949年12月),书记洪德铭,副书记彭塞,委员杨文祥、赵文锦、王琴舫(王放),属中共川康特委领导。党员100余人,“民协”200多人。

中共成都市委成立后,从1948年3月起,逐步健全了成都市各级中共组织。按系统先后建立了职工、大学、中学、文教等四个区委,领导各系统范围内的中共组织和群众工作。分别是:

中共职工区委员会(组,1948年初—1949年12月)书记杨文祥(市委委员兼),杨文祥离开成都后,负责人贺天熙,有党员40余人。

中共大学区委员会(组,1948年7月—1949年12月)书记彭塞(市委副书记兼)。彭塞离开成都后,负责人陈先泽、倪烈光,有党员90余人。

中共中学区委员会(组,1948年3月—1949年12月),书记王放(市委委员兼),副书记贺惠君。王琴舫(王放)离开成都后由贺惠君、詹大风负责,有党员40余人。

中共文教区委员会(组,1948年5月—1949年12月)书记赵文锦(市委委员兼)。赵文锦离开成都后,由委员谢文宣、方家祥负责,有党员30余人。

同时还建立了中共成都市统战组和郊区组,负责开展统战工作和郊区工作。市统战组(1948年3月—1948年8月)组长张万禄,有党员14人。中共郊区一组(1948年3月—1949年12月)组长苟治平,有党员35人。

市委要求各区委、组按企业、学校、行业与历史关系组建中共支部,情况比较特殊的党员,则由区委和各组分别单线联系。8月,为了便于在郊区、县开展工作,市委又决定成立另一个郊区组,称中共郊区二组,负责新津、双流一带的工作。中共郊区二组(1948年8月—1949年12月)先后任组长的是张万禄、周继丰,有党员35人。

各区委成立后不久,为了缩小目标,根据上级指示,区委改称组,其任务、职能不变。

除上述外,市委领导下的中共组织还有:

中共仁寿清水地区组织(1949年1月—12月),负责人王度之,有党员17人。

中共重庆工作组,有党员42人,党的外围秘密地下社员87人,由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直接领导。重庆工作组分为:重庆工作组(二组)(1948年10月—1949年11月),组长章文伦,副组长罗民十(1949年4月章转移至永川,由罗代组长)。沙、磁区工作组(一组)(1949年2月—11月)组长刘述林。交通企业组(1949年3月—11月),组长周晴辉。文化工商工作组(1949年3月—11月),组长张万禄。

中共自贡支部委员会(1949年3月—12月),负责人刘继维。

中共新津武工队党支部(1948年10月—1949年12月),先后任书记的是夏尚林、何智水。    

1949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委员华健在成都先后被捕,中共川康特委遭到严重破坏。下旬,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赴香港向上海局驻香港办事机构的钱瑛汇报特委被破坏的情况。2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转移到重庆,市委日常工作由彭塞、杨文祥负责,以彭塞为主。不久,洪德铭奉命到香港。市委领导成员也在4月底前分期撤退到上海局驻香港办事机构。5月,市委领导成员全部回到解放区,做迎接成都解放的准备工作。成都解放后,根据上级指示撤销市委,其时属于市委领导的党员共160人。

二、成都地区的其他中共地方组织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成都地区除中共成都市工委、市委系统的中共组织外,中共川康特委还直接在成都地区建立了其他地方组织。

中共雅乐工委。1947年底,中共川康特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关于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在成都成立中共雅乐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雅乐工委,1947年2月—1948年11月),负责组织川康一带的农民武装斗争。中共雅乐工委由陈俊卿任书记,吕英任副书记,邹玉琳任委员。主要领导汉源、洪雅、雅安、崇宁、大邑、蒲江等地的党组织,并与乐山、邛崃中共地下组织单线联系。1948年10月,陈俊卿、吕英先后被捕,中共雅乐工委遭到严重破坏。

中共雅乐工委领导的支部有:

中共唐昌支部(1947年12月—1948年4月),书记陈士英。

中共川西武工委支部(1948年4月—1949年1月),书记吕英、副书记李维嘉。

中共仁(寿)华(阳)彭(山)特支(1945年9月—1949年12月,1947 年7月后属川康特委领导),书记任治荣(程树堂)。

中共籍田地区组织(1944年冬—1949年12月,曾先后属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川康特委、中共雅乐工委领导),负责人丁地平、邹玉琳。

中共灌县向峨支部(1948年1月—1949年12月),书记兰珩诩,负责人杨太德、秦世禄、李维实。

中共灌县向峨农村支部(1949年3月—12月)书记杨荣泰。

中共灌县城区小组(1949年下半年—1949年10月)负责人田治平。

中共崇宁县支部(1948年春—1949月12月,先后属川康特委、雅乐工委、川西边临工委领导),书记贺弘毅、骆述远,负责人周玉琳。

另外,成都附近还有一个先后属川南地工委、川南一工委领导的中共金堂特支(1946年夏—1949年12月),书记吴绳儒,负责人曹潜谷。

中共川西边临工委。194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遭到破坏后,为领导邛崃、大邑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共川西南武装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川西南武工委)及所属中共支部负责人、原中共雅乐工委委员等研究成立川西统一的中共组织。10月,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川西边临工委,1949年10月—1950年1月)成立,书记李维嘉,副书记邹玉琳,委员李维实、李安谰、周鼎文。属中共川康特委领导。中共川西边临工委领导大邑、邛崃、名山、雅安、仁寿、简阳、灌县、温江、郫县、崇庆、崇宁、双流、新津等地县的中共支部。成立会上还决定把川西、川康等一带的革命武装统一起来,成立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1950年1月,川西边临工委宣布撤销。至此有党员180至190人。

三、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民主青年协会的发展壮大。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解放战争初期,民协组织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抓住各个有利时机,运用各种有利条件,持续开展人民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共、反人民,挑起内战的阴谋和卖国投降的罪行。民协会员不仅在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得到锻炼,而且积极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群众提高觉悟,激发他们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革命斗志,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进步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民协组织也得到较大的发展。至1946年4月,“民协”会员从1944年10月15日成立之初的十五六人发展到约二百七八十人。由“民协”组织直接领导的社团40多个,受“民协”影响的社团二三十个,直接团结在民协周围的积极分子,约600至800人(包括各群众团体的会员),能接受民协号召,积极参加斗争的大、中学生二三千人。

抗战胜利后,随着学校陆续返回原籍的党员和“民协”会员在南京和北平等地继续战斗,相应地成都的力量受到一定影响。面对新形势,分管大、中学校工作的中共成都工委委员王宇光(王煜)、贾唯英对学校工作作了新的部署,要求不轻易地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尽可能利用各种学生的合法组织开展活动,强调关心同学的生活和困难,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国统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人民民主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民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灵活的运用斗争策略,将直进与迂回、集中与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手段结合起来”的指示,积极配合党组织领导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并在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

1949年春,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民协根据中共成都市委指示,同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火星社一起为保存革命力量,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护厂、护校、护城等迎接解放的工作上,为解放军接管成都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月,先后参加民协组织的大约有1000多人,全部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王文星、黄寿金、谢韬、彭塞、张国钧先后担任民协负责人。

民协是西南地区成立最早、人数较多、活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中共外围秘密青年组织。它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建立和开展斗争,充分发挥了中共的助手作用和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是成都地区开展人民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为“加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使人民力量更加壮大,对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发展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也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有一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共产主义理想、斗争经验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民协”会员无一人变节,黄辉蓉、丁佑君、缪竞韩等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谱写了共产党人的壮丽诗篇。

中国“火星社”的建立。四川大学是成都地区中共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广大进步学生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毫不退缩,曾经在“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受到过教育和锻炼的革命青年袁邦民、尹大成、罗绣章、王旭明等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为适应斗争需要,积极酝酿建立一个组织严密、战斗坚决的中共的外围秘密组织——“中国火星社”(简称“火星社”)。他们参照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党章,起草火星社的社纲社章。1948年9月28日,在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吕英的支持和指导下,火星社正式成立。会议选举袁邦民、尹大成、廖常珍、王旭明、徐宗权、罗绣章、白大科为总社委员,组成总社委员会,袁邦民任社长,尹大成任副社长。

 火星社的社纲社章规定:火星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政府,实现新民主主义。火星社的最高领导机关为总社委员会,由选举产生。总社下设分社、支社、小组。总社设在成都。社章还着重针对组织纪律及社员的权利和义务作了严格的规定。

总社委员会决定:在川大建立分社,罗绣章任分社社长;以培根火柴厂和川大印刷厂为基地建立小组,开展工人运动;利用社员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之后,吕英将火星社组织情况转给中共成都市委。10月,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彭塞到川大与袁邦民接头,确认了火星社组织及其革命活动。下旬,中共成都市委派中共大学区委负责人陈先泽传达“民协与火星社都是市委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秘密组织,互相协同作战,但不发生横的联系”的指示。不久,由陈先泽介绍袁邦民、尹大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党对火星社的领导。

火星社成立后,到1949年9月,先是根据中共地下组织提出的部署,把工作重点从学术团体转向系级,在分级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同学,孤立反动分子。他们与“民协”一道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其后,为了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火星社在中共成都市委的指示下,有秩序地将已暴露或与被捕人员有联系的社员40多人,从成都转移到金堂、新津、广汉、沐川、泸州、叙永等市县,在这些地区发展社员150余人,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配合当地中共地下组织和“民协”开展学运、工运、农运、统战和护厂、护校等方面的工作。火星社的活动直到成都解放而结束。

火星社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顺应形势的发展、适应斗争的需要而建立的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的又一个秘密外围组织,为成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党领导下的进步社团

抗战后期至全国解放战争初期,中共成都地下组织把发展进步社团作为组织领导人民民主运动的主要措施。

1944年冬至1948年8月,成都各大学出现建立和发展进步社团的热潮。新建立的社团中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四川大学的文艺研究会、文学笔会、女声社、自然科学社、自由读书会、黎明歌唱团;华西大学的海燕文艺社、大风诗社、华西经济社;燕京大学的海燕剧团、新生读书会、燕京生活社、文学研究会;金陵大学的活力社、时声社、敢社、草原社、菲芄社;光华大学的新苗壁报社、喇叭花壁报社;齐鲁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共同组织的朝明社等。在教会学校中,华大未名、圣约翰等一批以“团契”命名的社团也应运而生。仅据1945年上半年统计,川大有学生3000多人,建立社团20多个,成员达400人左右,还成立了各社团的联合会,以便相互配合,统一行动。燕京大学有学生300多人,社团多达30多个。金陵大学有著名的六大社团,建立了六个社团负责人碰头会。这些进步社团中大都有共产党员、“民协”成员、民盟盟员参加并发挥领导骨干作用,他们从青年学生特点出发,以青年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探索人生真谛,回答“中国应当向何处去”这一严肃的问题,引导他们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除大学的社团外,在中学和社会各界也组建了许多社团。在中学,由中共南方局派到成都负责学生工作的中共党员贾唯英倡议,华西协和中学(简称华西协中)、蜀华中学的进步学生于1945年12月发起成立中学校际进步社团破晓社。创办《破晓月刊》,评述国内外时事,报道学运动态,刊登学生习作,倡导“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心,以心发现心”来寻求友谊和了解。到1946年底,破晓社成员发展到28人。1947年,破晓社多数成员加入民协。1948年春,根据形势需要,中共成都市委决定停止社团活动,破晓社成员就在各校中共组织和民协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直至成都解放。

工人储蓄会

开办工人夜校是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在职工中进行启蒙教育,开展工人运动的有效组织形式和方法。1945年,民协由基督教华大促进社和学生公社出面,在原五大学平民夜校基础上,重新开办工人夜校。校长、教务主任和教员均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研究,由促进社和学生公社正式聘用。夜校依据学员多少、文化高低,分设初中、高小、初小班,除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外,还宣传革命思想,传播进步书刊,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很快一批工人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和中共地下外围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参加夜校学习的印刷工人、手工业工人、大学校工、店员、平民等有300多人。1948年4月,中共成都市委为加强对职工的领导,在原来以印刷工人为主的工人秘密读书会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印刷工人中共支部及其外围组织工人储蓄会。会长陈沛森、副会长马重群,会员有印刷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大学校工、护士等40多人。储蓄会根据当时经济萧条,物价猛涨,失业人数剧增,工人生活困苦的现状,规定会员在有工做的情况下,将工资的5%至10%交储蓄会,遇会员失业或有特别困难时,给予资金上的帮助。在此基础上,工人储蓄会还建立秘密联络点,组织学习革命知识,支援学生进步活动;派会员打入国民党组织,搜集情报,相机策反。同时,为疏散、隐蔽部分中共党员和干部做了不少工作。通过各种活动,工人储蓄会还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绝大多数在成都解放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统一分配了工作。有20人参加了中共川西地区党委工会工作团,为顺利接管城市,筹建成都市总工会,贡献了力量。

成都妇女联谊会

为推动成都妇女运动的开展,1946年3月24日,成都妇女联谊会成立,600多人出席大会,选举葛雅波为主席,杜贵文为副主席。宗旨是联络进步妇女,发展进步势力,扩大革命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妇女联谊会成立后,通过定时召开座谈会,请知名人士作报告,讨论形势及妇女政策等问题;分小组学习有关文件;在进步报纸《民众时报》副刊上办《妇女园地》会刊等活动,不仅团结、教育了会员,而且在宣传妇女解放,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妇女联谊会被迫转入地下,更名为“民盟四川省妇女委员会”。1948年,形势进一步恶化,联谊会的一些负责人离开成都,停止活动。

和琰社

1949年元月,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逐步转向迎接全国解放,为团结教育青年妇女,学习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树立革命人生观,为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积蓄革命力量。中共成都市委委员赵文锦发起组织一个以职业妇女为主的社团。社团为纪念和学习刘和珍、潘琰烈士的革命精神,定名为和琰社,于1949年3月8日成立,会议推选孔淑婉、杨汇川、杨祚惠等负责,并与赵文锦直接联系。后来赵文锦因公离开成都,由民盟市委吴汉家直接联系,从此,和琰社成为中共通过民盟领导的一个进步社团。他们组织学习时事政治,交流解放区战地消息,联系群众,募捐办学。解放初期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协助接管、清除匪特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海星合唱团

除以上进步社团外,成都还活跃着一个以歌声为武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进步群众文艺团体——海星合唱团。1945年10月,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病逝。为了表示悼念,在中共南方局青委成都青运工作小组和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下,由“成都职业青年联谊会”等进步群众团体出面,邀集一批青年和音乐爱好者,练唱冼星海创作的革命歌曲,并于1946年6月3日举行冼星海作品演唱会,受到千余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鉴于群众的激情,决定在此基础上筹建一个公开的、群众性的业余合唱团。经过积极筹备,1946年6月中旬,海星合唱团成立,领导机构是干事会,省音专教师刘文晋为团长兼指挥,中共党员林友明为副团长。1947年冬,海星合唱团建立了党小组。1948年春,在中共成都市委职工组张应昌、贺天熙的领导下,又建立了党支部。海星合唱团既是一个业余音乐团体,又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革命群众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政治态度。先后有文化、新闻、卫生工作者,银行、邮电职工,商店店员、工厂工人、教师、学生和机关职员等500余人参加。他们经常利用夜晚和假日,借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文化室练唱,并举行内部或公开售票演出。演唱内容主要为冼星海、聂耳等革命音乐家的革命歌曲。同时,合唱团还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并参加一些争民主、争自由、争温饱的斗争,支援工运和学运。至1950年海星合唱团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结束。

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领导下的进步团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中积极主动地开展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桥梁。它们在各自独立开展活动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有力地推进了成都的人民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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