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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民民主运动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021-1-18 来源:本站

学生运动是人民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10月,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华西坝的几所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学校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通过“民协”引导青年学生关心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展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和响应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举行“国是座谈会”,声援成都市立中学的学生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暴行的“市中事件”等斗争,推动成都人民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建立和发展

1940年3月,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低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更加险恶,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后方。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强对成都大中学校的控制,在学校中大量发展反动党团组织。三青团分子和特务职业学生大肆活动,学校里已有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被迫解散,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大都被迫撤离学校,一些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大多数也暂时中断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停止公开革命活动。

1942年,按照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指示,在成都的一些党员干部上了大学;一些中学生中的党员升入大学;外地学校的一些党员转学到成都的大学就读。他们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学校里,努力学习,联系群众,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

1942年秋,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金陵大学的赵一鹤,华西大学的刘盛舆、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和进步学生王晶、崔巍,湖南转学到成都来的高中学生钟宗等六人,经过多次酝酿,在赵一鹤的主持下,成立了校际秘密组织“蓉社”。“蓉社”成立之后,陆续吸收燕大学生卞重芸、王守义、刘铭昌及高中毕业学生、共产党员严开民、严新民参加。他们最初的活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讨论时事政治,检查思想作风,互相鼓励帮助,进行调查研究,在校联系、团结群众。1943年春,“蓉社”改名“马克思主义小组”,又陆续吸收燕大学生王文星、岳克、华大的彭塞几个学生共产党员和川大的学生黄寿金参加。1943年底,“马克思主义小组”又改名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王晶1942年春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时,曾经在南方局青年小组领导下工作。这时他便把成都成立校际组织的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共南方局青年小组负责人刘光,开始与中共南方局青年小组建立了通讯联系。

“蓉社”建立差不多的同时,在齐鲁大学,有由田汉文、杨殿甲等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光华大学,有由陈和玉、兰季芬等组织的读书会。这些秘密的学生社团,都以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宣传民主思想,参加社会活动为宗旨。此外,在一些大学中,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的公开的进步社团也相继建立。其中有1942年金陵大学成立的“现实文学社”;燕京大学由“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参加组织的“文学研究会”;还有1943年成立的“燕京文摘社”。这些进步社团,利用开展文学、戏剧、新闻等方面的研究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1944年,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学校中学生们关心国事的政治热情迅速高涨,一些政治性的社团相继出现。首先是华西大学的胡文新、贾唯英、刘盛舆、彭塞等几个共产党员发起组织“时事研究社”,并吸收了部分进步青年参加。他们以出版剪报加上按语的形式,向青年学生和群众报道抗战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它的出现对带动其他社团的活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接着,燕京大学组织了“创造社”,四川大学组织了“时事研导社”,金陵大学组织了“狂狷社”、“时声社”,“现实文学社”改名的“现实学社”。参加这些社团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们关心时事政治,有一定觉悟,而且公开从事一些进步活动。不久,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和华西大学的贾唯英为适应教会学校的特点,共同发起组织了“未名团契”,依靠进步学生为骨干,把一批中间立场的同学也团结到自己周围。

一批公开社团的出现,大大活跃了学校的政治空气。这些进步社团每周都有自己的学习活动,有的学习《大公报》、《新华日报》及其他报纸上的文章,有的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各社团一般都出剪报、壁报,有些还定期发行铅印刊物。各社团还常常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作时事政治演讲,著名的进步民主人士张澜、文幼章、杨伯恺、王芸生、赵超构、黄药眠等都曾去各校社团发表演讲。这些活动给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很大的启示和教育。

1944年暑假期间,金陵大学“现实学社”的进步学生谢道炉(谢韬),约集成都各大学学生进步社团的代表20多人在望江公园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各大学壁报的联合问题。在商讨中一致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独裁政权日益不满,形势要求各校社团的当务之急已经不仅是壁报的联合,更需要的是广泛的团结和组织群众去迎接新的斗争。

在此期间,全国各界进步力量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启迪已逐渐觉悟到,青年学生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聚合起来积极投身到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中去。正是在这样的觉悟中,1944年10月15日,在老共产党员李相符的指导下,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起,邀请成都华西坝的几所大学和四川大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在北门文殊院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自此,“民协”会员成了成都地区及全川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力量。出席当天会议的有金陵大学的郭维、谢道炉,燕京大学的王晶、王文星、崔巍,华西大学的贾唯英、刘盛舆、彭塞,四川大学的吴祖型、黄寿金,齐鲁大学的田汉文等人。会上推选王晶为负责人,各校推选联络员,并决定回校后把团结在周围的一批先进分子发展为会员,开展活动。“民协”建立后不久制定了《章程》。《章程》提出,“民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秘密组织,奋斗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章程》要求“民协”成员必须参加实际斗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民协”酝酿建立的过程中,四川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李相符起了直接指导的重要作用。李相符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董必武的指示,先后在湖北、河南领导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遵照党的指示回延安工作,路经成都时因病住院,后即留成都任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他的公开身份是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唯民》周刊、《大学月刊》编辑和《青年园地》的社长,实际是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他和成都上层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经常往来。1943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燕京大学的王文星,四川大学的黄寿金等就和李相符教授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接受李教授的指导。1944年,“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酝酿成立校际统一组织时,得到李相符的关心和帮助,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家提供给进步青年做聚会之所。民协正式成立后,各校民协代表在一起讨论民协组织有关问题时,他也出席作指导,而四川大学民协成立后,更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

成都民协建立以后,并没有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正式的组织联系,但是,民协成员中许多是共产党员。而且民协通过南方局青年小组、《新华日报》以及其他渠道,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按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开展活动。在组织上,“民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原则建立。为防止敌人破坏,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对加入组织的成员条件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在抗日战争后期成都没有市一级中共组织的情况下,“民协”实际起到了领导群众开展人民民主运动的核心作用。

民协成立不久,就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暴行的市中事件等人民民主运动。市中事件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民协在成都西郊的王家花园召开总结会,李相符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市中事件的斗争所取得的基本经验,还讨论了如何巩固这次斗争的胜利和如何扩大“民协”组织的问题。会议决定,把一批经过这次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吸收入会,除大学外,还扩展到职业界。经过这次组织发展,“民协”会员达到80多人。在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六所大学中都成立了“民协”小组。燕京大学的“民协”会员最多,成立了三个小组。金陵女子大学只有一个“民协”会员,暂编入金陵大学小组(直到1945年春,金陵女子大学才成立小组)。在职业界,成立了妇女、新闻和中学教员三个小组,积极筹备在国际宣传和邮电部门建立小组。11月下旬,“民协”召开了各小组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新执委会;王文星任主席,黄寿金负责组织工作,谢道炉负责宣传工作,彭塞负责教育工作,张国钧负责调查研究工作,还决定由当时在中学任教的老党员吴寄寒(“民协”中学教员组负责人)协助做“民协”的组织工作。“民协”又决定,从12月起正式接办《青年园地》月刊,改为半月刊,由王晶主编。

1944年底,日寇的武装进攻一度占领贵州独山,局势十分严峻。中共南方局派张友渔来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同时,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也来成都通过“民协”干部了解“民协”的建立、发展以及市中事件的斗争情况,并和张友渔研究,建议“民协”组织根据“荫蔽精干”的方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学校内部,把职业小组划出去;各校“民协”组织要独立开展活动;取消“民协”执委会,只保留“民协”代表会,设主席、文书各一人,作为各校“民协”小组的联络机构,而不是领导机构。“民协”的执委会取消后,由主席王文星、文书吴祖型负责各校的联系工作。朱语今离蓉前还介绍王文星与张友渔联系。不久,王文星离蓉,主席由张国钧继任。张去解放区后,主席先后由卫永清、王宇光接任。此前,即市中事件以后,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到中共南方局汇报市中事件的经过及斗争情况,并建议恢复和清理成都各大学中的地下党组织,把学校中原由中共南方局联系的一些党员转到成都来,逐步着手吸收新党员。这些意见都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同意。王致中回到成都后,川康特委正式指定王宇光负责领导“民协”组织和各大学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把由中共南方局联系的党员李相符、贾维英、陈宝静等人的关系转到王宇光处。接着于1944年底至1945年上半年,陆续恢复了大学中的一批党员的关系。此后,“民协”和大学的学运工作,就在中共川康特委的领导之下进行。

成都“民协”及其领导下的各级组织,在成都各界民众的人民民主运动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到1945年上半年,由“民协”会员领导和影响的社团发展到近百个,使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开展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着骨干和先锋的作用。

二、“市中事件”及成都人民民主运动兴起

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腐败,导致其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1944年4月起的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威信扫地,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行民主宪政的民主运动再次兴起。7月13日,进步民主人士张澜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推举进步民主人士邵从恩为主席,张澜、李幼春为副主席,提出实施宪政、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10项国事主张。对于广大群众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9月15日,在国民党召集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实行宪政的民主运动继续高涨起来。

成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这一代表民意的主张。《华西日报》于1944年10月2日发表《唯民主方法能达民主目的》的社论,表示支持国民参政员张澜、李幼春返蓉后发表的谈话,呼吁“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急需”。

1944年10月7月,在 “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动下,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五所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代表作报告。参加大会的有成都各大学师生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国是座谈会在华西大学召开,大会主席由民协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担任,参加座谈会人士的询问提案有百余件,经主席团归纳为七大类:(一)军事问题;(二)贪污问题;(三)经济问题;(四)民主问题;(五)党派问题;(六)教育问题;(七)其他。这些提问都全部在会场内张贴出来,引起了群众的热烈议论。从这些对国民党当局提出的质问中,可以看到如何挽救军事上的失利,如何改革政治和如何实施民主等三大问题,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切和重视的。当天应邀到会的七个参政员是张澜、李璜、刘王立明、吴贻芳、周池(周峰池、周通刚)、常燕生(常乃惠)和黄建中。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党派,从各自的立场谈了对国事的看法。关于军事问题,青年党参政员李璜认为中原会战失败是军队的腐败造成的。他认为要打败日本必须改革政治,团结一致,争取盟国援助,尽快成立联合政府。关于政治的改革和民主的实施,是人们普遍关心,也是发言者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民盟参政员刘王立明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要争取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能够办到的,希望知识分子起来响应。青年党参政员常燕生在讲话中提出,真正实行民主,首先得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三大自由,人民有了自由才能表现力量,才能使民主达到圆满的成功。民盟参政员张澜先生在讲演中指出:“今天提出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的。”他认为“政治腐败,国家危机,都是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结果。今天的国家是党治国家,只有党权而无民权,只有党意而无民意。所以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军队没有不吃空额的,前方如此,后方也如此。所以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结束一党专政的腐败政治,才能够挽救国家的危局。各党派都有公开合法存在的权力,国共合作,十分必要。”最后他指出,民主政治就是要当权者放弃党治,国家的事,应顺从民意,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

 国是座谈会的召开,是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以后的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这次大会,对于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专制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对于打破大后方沉寂的气氛、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起了重大的作用。

次日,“民主宪政促进会”也召开了座谈会,张澜、邵从恩、张志和、王白舆、常燕生、陈筑山等100余名知名人士到会,还有各界人士参加旁听。会上,就宪草之国名、国民大会的职权、边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同年10月15日,党的外围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成立,为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4年10月底的成都市立中学血案(市中事件)是激发成都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催化剂。

成都市立中学是国民党成都市长余中英一手创办的一所重点学校。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校长康定夏的控制下,大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制定森严苛求的校规,强行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学生中的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分子,在学校当局的纵容下,依仗其特殊背景,欺压同学,监视教员,胡作非为,严重地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搅得学校极不安宁,激起了大多数同学和教员的不满。

1944年10月,成都市立中学的高年级和其他年级的学生对学校的伙食不满,多次发生内部纠纷,学校当局处理不当,引起学生对校方的严重对立。市中校长康定夏报告市长余中英,要求当局干预。余中英当即命令警察局长方超于10月31日亲自率领武装警察数百人把市中包围起来,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他们用枪托、棍棒、纤索等事先准备好的凶器到处追赶毒打学生,使30多人受伤,其中重伤10余人,当晚又逮捕和囚禁学生40多人。事件发生后,警察封锁学校,不许学生出入。同学们冲破各种阻挠,四处张贴传单,发表宣言,向全市和全国揭露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学生的暴行。

“市中事件”像一根导火线,引发了广大青年长期不满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怒火。消息一传出,全市中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无不为之愤慨。中学同学们的行动最快,有的宣布罢课,有的进行募捐,有的组织慰问受伤同学并上街张贴传单,向各大学呼吁援助,迅即引起全市各方面的反响。在大学中,金陵大学首先行动,他们把报纸上关于市中事件的报导剪贴出来,号召全校同学签名、募捐慰问,并联络各大学起来响应。

“民协”的校际代表们连夜在华西坝开会,汇报各校群众发动的情况,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大家一致认为,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的大溃败,已经暴露了它在政治上的反动与腐败,深为国内广大人民所不满。这次他们在成都采取公开镇压学生的行动,暴露了它的专制独裁的真面目,必然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应当抓住这一时机充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破大后方的沉寂局面,推动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于是各校“民协”组织通过会员所领导、参加或能够影响的社团,进行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样一呼百应,各种声援活动很快就遍及全市。

11月6日,召开全市各大中学校代表大会,讨论成立“全市大、中学生声援市中学生后援会”。会上大家选举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代表分别出任后援会的主席、副主席。后援会一成立,便在中山公园公开举行报社记者招待会和部分市中学生家长座谈会,说明“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以后又组织慰问活动和积极筹备全市性的请愿示威活动。

11月5日起,市中学生家长、市民、社会人士到市中访问,慰问的越来越多,市中校方被迫出面召开家长座谈会,家长们当场提出了种种质问。接着便以“受害学生及家长”名义,于9日写信给省政府主席张群,控告余中英“长政无方、侵吞中饱”的劣迹。控告信还说:目前“民怨沸腾,众叛亲离之势业已酿成”,“总之其罪行不法已极,事实难以笔录”,“特请早为撤职查办以防未然而安人心”。文化界著名人士叶圣陶、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等52人公开发表《慰问市中同学书》,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11月9日,由“民协”领导的“后援会”决定在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之前,先派出一个由大中学生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向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群递交请愿书,提出公布事实真相,查办凶手等要求。张群玩弄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宣称要将市中校长撤职,要对余中英和方超各记大过一次,一面又对中学代表施加压力,让学生立即复课,被学生代表严辞拒绝。

11月7日,“民协”召开紧急会议。“民协”的校际代表执委、进步社团的代表、职业界的青年代表以及在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工作的青年诗人邹获帆和李相符等30多人出席会议。开会地点选在英籍教授哈兰德家里。会上大家汇报了各方面的动态,认为群众确实已经发动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游行请愿活动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决定11月11日下午在华大广场举行声援大会,会后游行请愿。会议推选出“民协”会员王文星、王晶、黄寿金三人组成秘密的行动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游行请愿工作。11日下午,各大、中学的同学几千人陆续来到华大广场,大会开得很简短,接着是几千人(其中中学学生占一半以上)进行了游行。沿途一些中学学生和群众加入了游行队伍。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最后有六七千人,经老南门、东御街、盐市口、总府街、春熙路,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热血歌》,并高呼“打倒余中英、方超!”、“反对军警干涉校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身自由!”等口号。队伍所经之处,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游行队伍最后到达省政府所在地督院街。派出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李中带领代表进省府谈判,提出公布市中事件真相;严惩方超、撤换余中英;医治受伤同学,保障学生人身自由等条件。省长张群不敢与代表见面,只得派省府秘书长李伯申与代表们周旋,谈判僵持三个多小时。最后李伯申请示张群,张被迫接受代表所提的各要求。两天以后,余中英、方超“引咎辞职”。

“民协”直接组织领导的围绕市中事件展开的斗争,终以把制造这次事件的祸首赶下台而取得了胜利,从而表明成都人民民主运动的兴起,震动了西南大后方,鼓舞了重庆、昆明等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力量。对此,中共中央也高度赞扬。延安《解放日报》从12月1日起,连续发表关于这次事件的新闻报导、通讯、评论及有关声援的函电和诗文。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9周年的大会上讲话时,具体讲了成都学生万人大示威的情况:大后方青年运动的迅速兴起,“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成都这次学生游行示威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1945年10月,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民协”负责人王宇光谈话时也说,南方局认为:“民协”发动的这次斗争,是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新高涨的一个信号。中共中央青委对这次斗争的评价是:市中事件是大后方群众运动从低潮转入高潮的转折点,使群众运动恢复起来,冲破国民党的镇压,为以后全国的人民民主运动,特别是成都的人民民主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做了准备。

三、人民民主运动的继续发展

1944年末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速进展和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入关键时刻,成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人民民主运动继续深入发展。1945年春,联合国组织准备在旧金山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和平问题,中国被列为邀请国家之一。于是围绕旧金山会议,出现一场关于时局问题的讨论。社会舆论的中心是呼吁民主、团结,希望尽快建立联合政府。2月,重庆文化界312人签名发表“对时局的进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废除限制人民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释放政治犯等六项主张。3月,昆明文化界314人签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主张”。4月,成都文化界125人签名发表“对时局的献言”,“献言”为挽救目前危机,争取抗战胜利提出:立即结束党治,从速召开各党各派各界民族组成的紧急会议,共同商定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政府;尽速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普选的国民大会;切实保障人民应享有的一切自由等十项主张。浙江大学全体学生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响应各地各界要求民主、团结的呼声,首先得到成都燕京大学学生的响应,学校30个进步学生社团发起召开时事座谈会。校长梅贻宝、文学院长马季明及教职员20多人出席会议。这次座谈会讨论了旧金山会议的意义,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准备,中国的现状,中国前途展望,我们大学生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讨论中国现状时,有同学对国民党新兵生活情况提供了一个调查报告,列举国民党拉丁、卖丁的惨痛情况,大家听了极为愤慨,并认为其根源全是由于不民主、不团结之故。而挽救危局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在于加强团结,实行彻底的民主。而中国的前途是尽快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会上,代表们要求宣读浙大及重庆、昆明文化界呼吁民主团结的宣言,并一致建议学生自治会以全体燕大同学名义发表呼吁民主团结的宣言。燕大学生自治会根据同学们在座谈会上对时局提出的几项主张,“民协”会员李中草拟成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交全体同学通过后向全国发表。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已到了紧要关头,各界民众应团结起来,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联合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召开国是会议,制定战时施政纲领;立即组织联合政府,集中全国军事力量,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消灭日寇,夺取抗战胜利;立即停止党化教育,解散特务组织,切实保障人民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宣言公布后,在成都大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45年5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成都燕京大学全体同学为主张民主团结宣言》,对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学生的人民民主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4年底到1945年初,日本侵略军对西南地区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下令组织10万知识青年参加青年军,中央社为此也大肆鼓吹。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挽救目前危急最根本最重要的办法,是政治上要有一个全面彻底的革新,不能把知识青年从军看做是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方法”。成都各大学的“民协”小组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为青年学生指明抗日救国的方向。1944年11月20日,燕京大学“民协”小组通过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代表座谈会,讨论“抗战建国工作”及“知识青年从军”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全体同学都应投笔从戎。许多同学不同意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当前的抗日救亡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决不仅是从军一途,知识青年的爱国热忱应当表现在多方面的贡献,如果大家都从军,其他方面的工作又由谁去做?也有同学认为,当前的根本问题在于给人民以救国的自由。经过辩论,多数同学都认为:大学生的责任是发挥自己的力量,做各种各样的救亡工作,而开展抗战工作的先决条件,必须向政府争取到为救国而工作的自由权。接着华西坝各大学的“民协”小组和川大“民协”也组织了各种小型的座谈会,讨论从军问题。在一次有部分社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李相符发言说:军队应该是属于国家的,不能变成私人的工具,现在大家都赞成建立联合政府,只有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了,那时的军队才是国家的军队。他的这些谈话,由浅入深,对于引导一些同学如何对待争取民主权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投笔从军等问题,起到了启发和教育的作用。

齐鲁大学的“民协”小组,从引导同学们正确对待从军,发展到领导同学们反对和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齐鲁大学校长原来是国民党朱家骅的亲信,以后CC派头目陈立夫统治教育界,他又投靠陈立夫,是当时几所教会大学的校长中最为反动的一个。他在校独断专行,贪污公款,排斥异己,深为多数教师学生所不满。1943年夏,齐大一部分教授和同学因揭露他的贪污问题而遭到报复,一些教师被解聘,理学院院长被迫离职。1945年1月9日,这位校长竟在齐大的纪念周会上宣布,要在已报名参军的学生中用抽签的办法来完成国民党征集青年军的任务。齐大医学院学生张汝黻拒绝抽签,校长竟令人代他抽签,结果抽中了,张不服。校长便命令训导处挂牌宣布:开除张汝黻学籍。牌告一出,引起全校师生不满,“民协”小组即发动进步社团的同学成立“正义团”起来揭发校长压制学生,贪污学生平价米等恶劣行径。接着推动学生自治会出面召集全校300多学生开会,决定全校罢课,同时派出代表清理账目,组织同学贴标语,出壁报,画漫画。1月17日,齐大学生自治会又在学校思义堂招待新闻界,对外公布校长强迫学生抽签从军,贪污学生平价米,收买爪牙,独裁治校等方面的劣迹。23日傍晚,学生自治会率领学生百余人在华西坝举行火炬示威游行,还两次发出“告各界人士书”,列举校长的罪恶事实,争取全校师生的团结,并呼吁全社会的援助。这次罢课坚持了二三月之久,齐大董事会中的吴耀宗、文幼章等都大力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其他各大学中有的以学生自治会名义,有的以社团名义发表宣言,表示支援。最后齐大校董事会几经磋商,决定收回开除学生成命,正式罢免该校校长职务。

1945年初,中共南方局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号召国统区爱国青年到真正的抗日前线——敌后去打击敌人,号召沦陷区青年“回乡抗战,就地抗战”。当时的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南方局指示各中共地方组织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解放区。为此,中共南方局的青年组成立了由张黎群负责的专门小组来抓这项工作。并派人探查去中原解放区的路线,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为输送干部做准备。成都各校“民协”组织在会员中进行动员,计划趁机将学运中已经暴露的“民协”会员,转到解放区去参加工作,同时再从“民协”会员中抽出一批骨干共同前去。第一批有20多人,他们6月从成都出发到重庆的秘密接头地点(八路军办事处设的联络点),办好手续后,分别编成三四人的小组。7月中旬离开重庆,经万县到奉节县的大溪,化装成商人、市民,穿越川、鄂、湘边境的崇山峻岭,再经湖南去中原解放区。以后,“民协”会员中又有一批成员按照组织的安排,陆续被派往延安、太行、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

在动员知识青年去解放区的同时,由于日寇进攻的不断深入,中共南方局除派专人做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上层统战工作,动员他们坚持“西南自保”外,还指示中共各地方的组织,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缘地区,以公开职业做掩护,扎根农村,建立巩固的据点。《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栏从1944年年底起,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为主题,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知识青年的岗位在农村”,“只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生了根,才能真正把农村民主运动开展起来”。1945年春,各校民协组织把下乡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他们组织民协会员和进步学生学习《新华日报》有关文章,进行反复讨论。暑假一到,“民协”组织就以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等校的大批“民协”会员为骨干,约集社团中一些积极分子和个别工人夜校的工人,组成几个农村工作队,分赴金堂县的姚家渡(现属青白江区),成都附近的龙泉驿、石羊场、华阳县的永安乡等农村。他们的任务是送医送药下乡,为农民治疗小伤小病,举办农村夜校,教农民识字和学文化,举办展览和演出,对农民进行抗日宣传,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租佃关系等等。赴金堂的农村工作队下乡后,和当地保甲长取得联系,利用乡镇赶集的日子,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宣传活动。他们从成都美国新闻处借来一套反映中国抗日的图片,用对比的方法,把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的图片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上军民英勇抗日的图片放在一起展出,使农民受到很大教育。

1945年4月,成都10所大专学校的2000多人参加追悼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大会,提出“纪念罗斯福要实行真正的民主”的口号,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同时,在“民协”领导下,四川大学进步学生用签名方式发表了《时局宣言》,呼吁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团结的联合政府。《宣言》经李相符转交给《华西晚报》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不满,他们煽动和蒙骗四川大学少数学生,挑起事端,捣毁了《华西晚报》的营业处。事件发生后,川大“民协”组织进步学生,以17个学术团体的名义,发表声明,声援《华西晚报》。《华西晚报》以“真理在我们一边”为标题刊登了声明,并在同一标题下,登载了华西大学进步学生声援该报的声明。“民协”还通过燕大、金大、华大部分社团,公开写信慰问,声援《华西晚报》。经过“民协”和进步师生的宣传争取工作,伸张了正义,挫败了顽固势力的离间阴谋,教育了广大中间同学,促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向进步势力靠拢。

1945年五四运动26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上级党组织指示要积极开展纪念活动。“民协”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各校要动员大中学生,用营火晚会的形式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5月4日下午六时过,成都市大中学校的3000多学生,陆续来到华西坝宽阔的大足球场上。为防范特务的捣乱,同学们手挽手筑起一道道人墙,主席宣布开会时也对特务发出警告。营火晚会上,华大陈钟凡教授讲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意义。著名作家叶圣陶、燕大教务长沈体兰、国际友人文幼章博士发表讲话,称赞这盛大的青年自动集会,喻之为“中华民族新生的曙光”。“燕京文摘社”成员张璃代表社团讲话,号召同学们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争取民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大会通过的宣言呼吁在全国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重开全国各党派的团结的会议、完成民主的统一;筹备改选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号召每一个中国青年,继承和发扬四五运动精神,为实现民主政治,打败日寇贡献自己的力量。会后举行了数千人的火炬游行和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的庄严盟誓。

四、成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长达八年的反侵略战争中,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成都是大后方的主要基地。而随着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重庆,四川以及它的省会成都又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八年抗战中,成都人民为支援抗日前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抗战中,四川军队付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万多人,负伤35万多人,失踪2万多人。在川军参加的战斗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台儿庄战役中的滕县保卫战就是突出的实例。为保卫滕县,守城川军师长王铭章(成都籍)率2000多人,与数倍的日军展开英勇战斗,毙伤日军达4000多人,守城2000多官兵壮烈牺牲,师长王铭章以身殉国,在川军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国共两党领导人为王铭章赠送挽联,以表彰他的功勋。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王明、秦邦宪等撰写的挽联为:“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在抗战中牺牲的川军高级将领除王铭章外,还有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牺牲的川军校尉指挥官更是无以计数,现只有一小部分被载入《抗日将士忠烈录》,他们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纪念。

八年抗战中,四川不仅有大批川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还为抗日前线输送兵源300多万,占全国五分之一强,当时四川总人口仅5000多万,平均每17个人中就有1人当兵赴前线抗战。从1941年到1945年,四川供应前线军粮共计8360万市担,占全国三分之一。为支援前方抗战,从1937年到1942年,在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凤凰山、黄田坝、邛崃桑园、新津太平寺、华阳姐儿堰等地先后新建和扩建军用机场五个,征调民工近40万人,占用农田近3万亩。盟军飞机从这些机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和敌占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抗日战争中,成都地区遭受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1938年到1944年,日本侵略军空袭成都24次,出动飞机485架次,投下各种炸弹1967枚,伤亡3396人,房屋损失8824间,被炸毁的1883间,给成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然而成都人民却忍受痛苦,节衣缩食、募捐寒衣、义卖捐款支援前线抗战。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10月,成都女青年会捐内衣400件,市商会捐棉衣2万套,省女中学缝制背心1000件;1937年5月,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后,举行游艺献金活动,募捐3000多元,购置衣服送往前线,还倡义募集寒衣25万套;1938年,七七献金周年大会活动,全市募集现金3万余元;而青年记者协会发起,戏剧界积极响应的义演3天,所得收入购置棉背心2000多件,送往抗日前线。10月,全市认购救国公债80万元;11月,战地服务团成都办事处募集皮棉背心2.5万多件,运往前线,慰劳将士;下半年,中共地方组织动员成渝两地民众赶制棉衣25万套,分送抗日前线,其中5万套分给八路军。1939年,成都商人义卖献金委员会组织了义卖活动。1942年,成都各界举行献金竞赛,各界代表当场献金。1944年1月,华西坝五大学举行义卖献金。6月,成都举行第四届防空节献金活动,共获现金32万多元。七七抗战七周年纪念,市民献金48万元。1945年11月,四川大学劳军献金200万元;商人献金400万元,报界献金10万余元。还有,从1938年开始,成都及周围各县,为支援前方抗日,积极参加“一县一机”运动,捐献现金购买飞机支援前线。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委员长、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多次来到成都,深入各行各业和周边各县,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赞扬、鼓励为抗日前线募捐募物之事,受到成都各界群众热烈响应。

八年抗战的前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使祖国大片领土沦陷,沿海、沿江大、中城市的许多工厂逐渐迁入内地各省。从1937年8月到1940年6月,迁入内地的民营工厂共450家,其中迁四川有250多家,占内迁厂的一半多,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重庆地区。成都比较有影响的有裕华纱厂、民康染厂、申新第四纺织公司成都分厂、宝星纱厂、建成机制面粉厂、建国造纸公司等。这些内迁工厂和四川本地企业,一方面努力增加生产,保障抗日前线的物资供应和人民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为当地工业经济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科学技术人才,促进了当地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国家储备了一支包括企业家、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在内的经济建设队伍,也使内地工人阶级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截至1945年3月,成都共有各类工厂330多家,工人总数达10多万人。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人民积极支援敌占区的大专院校内迁,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日战争前,国民党统治区高等院校108所。抗战爆发后,陆续迁入内地各省,迁入四川48所,占44%,迁入四川的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两地。先后迁入成都地区的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光华大学、朝阳学院、燕京大学、东北大学、铭贤学院等八所,其中大部分是教会学校。这些迁入成都的大学在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科研设备都不足的情况下办学,条件很差。然而各校师生在成都本地大学的支援帮助下,发扬爱国主义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上下一心,不仅没有中断教学工作,而且把高教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国家和抗战事业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也为繁荣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促进成都高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成都华西坝原来只有一所华西大学,抗战时期,这所仅有1000多亩校园的大学,先后接纳了六七所外地内迁大学,容纳了几千名师生。全国学术界的许多专家、教授荟萃华西坝,使华西坝在办学规模、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不仅学生人数比原来增加三倍,而且通过联合办学,举办联合医院,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使当时的华西坝充满生机。许多大专院校把教学与实际相结合,开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培训各种专门人才。抗战期间,华西坝各大学建立了11个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经济、历史、教育、社会、农业、医药、生物、皮革染料等。化学系的教师在教学之余,从事皮革和天然染料的研究,以满足染制百万条军毡的需要,终于在外籍教授的指导下,历经数月,百余次的试验获得成功,受到军政部门的奖励。由沦陷区迁来成都的各校师生,大都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大多数人生活极其困难。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始终不渝地忠诚教育事业,使学校的教学科研不断得到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对八年抗战中成都人民的贡献加以肯定和称赞。这篇社论在回顾了四川抗战八年所做出的贡献后指出:“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我们想到了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3日,全省各界民众在成都举行大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全城呜汽笛15分钟,放胜利礼炮101响。下午,各界民众5万多人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成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成都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之所以能做出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全面抗战路线;认真执行中共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党组织的重要指示,领导和推动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同国民党顽固势力投降、分裂、倒退及反共阴谋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力地推进了人民民主运动的健康发展。

其次,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运动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并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是与四川省和成都地下党直接的坚强领导和具体的实在工作分不开的。1938年3月,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在省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3月,中共成都市委员会成立。之后,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运动一直在省、市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即使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破坏团结抗战的严峻形势下,省工委(后为中共川康特委)、成都市委始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成都各阶层人民保持清醒头脑,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阴谋诡计,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另一方面,采取上下级单线联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建立平行支部、堡垒支部,疏散党员等方法,巩固了党的组织,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党对抗日活动的具体领导作用。这些对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成都人民爱国情绪高昂。他们牢记九一八国耻,尤其对1935年日本非法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有亲身的感受,心存愤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成都各阶层民众更加震怒,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迅速觉醒所迸发出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平、津、沪、穗、汉及沿海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后,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和数十家工厂,十多所大、中学师生荟萃蓉城,同成都各阶层民众聚集在一起,凝结成巨大的抗日力量,汇入全国滚滚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成为全国抗日救亡队伍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最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四川省委和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长期对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及各阶层人士开展大量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团结争取工作。中共中央在抗战前就派张曙时、王昆仑、冯雪峰等先后到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1937年8月,党中央又指派李一氓同张曙时一道返川,以党中央代表身份驻成都,继续做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人士的统战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派罗世文以罗绍堂的名字公开在刘湘处工作。党还指派党员在刘湘军队中的“武德学友会”以及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中开展中、下层统战工作,把各级官兵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抗战后期,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友渔奉命到成都专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同时,中共中央又派李少春到刘文辉西康省政府所在地雅安设立电台,直接与党中央保持联系。抗战时期,为争取四川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领导还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做他们的统战工作。所有这些工作,促使刘湘等军阀的政治态度逐渐转变,赞成中共的抗日主张,同情和默许民众的救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联共、抗日、建设新四川”的方针。这样,成都就出现了上下一致、团结一心的全面抗战的局面,广大民众也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和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决心。抗战时期,成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经验,在解放战争时期促使成都和平解放的工作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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