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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斗争策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2021-1-18 来源:本站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一时期,日寇改变了侵华策略。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蒋介石集团虽坚持抗战口号,但已表现出妥协倒退的倾向,抗战形势出现严重危机。自1939年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反共、分裂、倒退、投降的阴谋活动日趋明显和严重。成都国民党顽固势力公开制造“抢米事件”,阴谋进行反共、分裂活动,成都的抗日救亡形势也日趋严峻。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停止大规模的群众活动,转变斗争策略,保存力量。同时,也通过各种合法斗争形式,领导成都人民开展反投降、分裂、倒退及反共阴谋的斗争,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变化和斗争策略的转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确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建立南方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党组织。11月25日,中共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决定撤销省工委,在成都、重庆分别成立中共川西特别委员会(简称川西特委)和中共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西康建省后,川西特委改为川康特委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年底,撤销中共成都市委,保留各区区委,由中共川康特委直接领导。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前后,成都市共有七个区委、两个总支。分别是:

中共成都东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40年4月),先后任书记的是梁华、陈文、赵筱村(赵复华)。

中共成都外东区委员会(1940年—1941年初),先后任书记任炎、肖远耀。

中共成都南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39年秋),先后任书记的是尹智麒、沈荫家。

中共外南区委员会(1939年5月—1941年3月),先后任书记的是李澄(彭为果)、沈荫家、伍义泽、缪鑫源(缪朗)。

中共成都华西坝五大学总支委员会(1939年秋—1940年4月),书记艾尔达。

中共成都西区委员会(1938年12月—1939年夏),书记黄觉民。

中共成都外西区委员会(1939年夏—1941年初),先后任书记的是张黎群(黎储力)、黄飞声。

中共成都北区委员会(1938年年底—1939年夏),书记梁琅歌。

中共西北区委员会(1939年夏—1940年7月),先后任书记的是张黎群、乔鹤年、黄飞声。

中共四川大学总支委员会(1938年12月—1940年6月),书记王怀安,副书记邓照明、尹智麒。

这期间,中共川康特委还对成都地区各县的中共组织进行了改组。

中共仁(寿)华(阳)特支(1939年1月—8月),书记刘则先。1939年9月,在仁(寿)华(阳)特支基础上,扩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区委,书记谭竟平(谭显义),1940年3月又改为仁(寿)华(阳)特支,书记刘青。1940年8月,分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区南部,书记任治荣(任树堂)和特区北部,书记陈述舟,两个组织。

1941年春,在中共南部党组织基础上建立仁寿县委,1942年8月被破坏。1941年7月,特区北部党组织改建为仁(寿)华(阳)彭(山)特支,先后任负责人的是陈述舟、书记任治荣,直到1949年仁寿县解放。

1938年冬,建立中共新津县特支,书记吕扬炬,1939年5月撤销。

1939年2月,建立彭县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李启华(女)、负责人毛蕴茹(女),1941年1月停止活动。

1939年5月,建立中共新(津)崇(庆)双(流)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吕扬炬、屈正中、胡阅江、陈树屏,1941年10月被破坏。

1939年,建立中共郫县县委,先后任书记的是陈少美、卢良弼,同年结束。

1939年2月,在中共灌县(现都江堰市)特支基础上建立中共灌县县委,先后任书记的是钟嘉麟、宋维静,负责人宋文彬、乐安(王月生、尹汉卿),1941年5月被破坏。

1939年2月,建立中共温江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吕迪、刘纪明、邓泽、戴鹤轩(戴天),1941年初结束,1941年5月撤销。

1939年春,建立中共新都县特支,先后任书记的是杨成勋、王白井(女),1940年春停止活动。

1940年秋,重建中共新都县特支,负责人廖华明、朱若水(朱芳淮、朱挹清),1941年冬结束。

1939年春,建立中共邛崃县特支,1941年春结束。先后任书记的是谭竟平、陈绍敏,副书记杨家荫。

1939年初,建立中共蒲江特支,书记彭似佛。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成都,形势日趋恶化,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南方局领导下,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指示,要求成都各区委逐渐转入秘密状态,停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组织工作中执行巩固组织停止发展的方针,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发展除个别地区外,实行紧缩政策,停止发展计划;严格实行区委小区制,建立平行支部和堡垒支部,减少不必要联系,取消巡视制度;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加紧秘密工作的教育;开展保卫党组织,打击特务破坏活动的斗争;反对思想上的两种倾向,政治上的麻木和仓惶失措;对党员干部进行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优缺点和是否暴露的审查,清除异己分子,对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疏散隐蔽等。正值此时,中共川康特委利用山西民大在成都招收学员的机会,转移了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

1939年夏,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帮助阎锡山开办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拟到成都招生,负责招生的程怒平到成都后,转交了山西民大中共党员杜若牧给中共川康特委委员韩天石的信。韩天石就山西民大在成都招生一事向中共川康特委作了汇报,特委经过讨论认为,利用这次招生将已经暴露的党员撤离和转移符合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既能保护一批进步青年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又能把他们送到抗日前线,增强抗日力量,并且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官防文件,成批地走阻力会小些。川康特委将这一决定报告了中共南方局,南方局完全同意川康特委的决定。1939年下半年,山西民大在成都成立招生委员会。招生工作在中共川康特委直接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12月1日,招生工作结束,一共正式录取学生100名,还有20名备取生。12月8日,被招的学员从成都出发,开赴第二战区。其时在成都由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四川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受党的派遣也要去第二战区工作,使与被招学员一起离开成都。为了加强领导,保证行军途中安全,全体学员编为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辖几个小队。四川旅外剧队和独立小队直属大队领导。大队设中共党总支,下设五个支部,独立小队党的关系自带,总支书记王怀安(公开身份是大队指导员)。全队共有成员152名,其中共产党员70多人。队伍到达西安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山西的局势发生变化,阎锡山领导的旧军向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如再往第二战区,队员们安全将受到威胁。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党组织负责人及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队伍前往延安。1940年2月2日,全队152名队员顺利到达延安。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针对此事,中共中央于3月底和4月初,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必须提高警惕,时刻戒备顽固派的破坏阴谋,按照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构,调动、隐蔽干部,焚毁文件,准备口供,对新加入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秘密工作和被捕时应对态度的教育。中共川康特委按照中央指示,紧急隐蔽和疏散了在成都的中共组织领导成员和其他党员干部,并对领导机构作了缩小的调整。

1940年6月,中共川康特委决定恢复中共成都市委(1940年6月—1941年初),由侯方岳任书记,组织徐集生、宣传赵筱村、青年委员徐鸣。市委领导下的各区委:东区区委,书记张敏;南区区委,书记黄飞声;西区区委,书记田敏(田公亮);北区区委,书记徐集生(兼),除市委管辖的区委外,川康特委还直接管辖一部份区委:外南区区委,书记缪金源;西区区委,书记黄飞声;西北区区委,书记黄飞声。

1940年7月中共成(都)华(阳)中心县委成立,先后任书记刘青(石秀夫)、孙敬文。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到成都视察工作,认为侯方岳等市委领导已经暴露,指示他们隐蔽转移。同年3月,魏泽同到成都任市委书记(1941年3月—7月),组织徐鸣、宣传黄飞声、妇委张清华。7月5日,魏泽同、张清华离开成都调重庆。这届市委的中心任务是审查组织,建立堡垒,改变作风。为了适应当时任务和形势的需要,市委取消按地域分区改为按工作范围分区的制度,把原有的各区改划为:

中共大学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倪永业,副书记曾××(女),共有党员42人。

中共男中学生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杨继光,共有党员42人。

中共女中学生区委(1941年3月—7月)书记刘蜀先(女),共有党员55人。

中共城市区委(包括职员和贫民,1941年3月—7月)书记王季祥、副书记何茂林,共有党员47人。

中共电报特支(1940年6月—1946年5月)先后任书记的是刘安洲、杨文祺。

中共男生堡垒特支(1943年3月—7月)书记吴光国。

中共女职员特支(1941年3月—7月)书记郑培德(女)。

这些特支由市委成员分工领导。

1941年7月,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级中共组织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组织领导到工作方式上实现完全转变,迅速从半公开状态转到秘密状态。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中共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委成员陆续转移。

1941年秋,成都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由李莫止负责,成员有尹任宗。主要任务是组织整顿,实行绝对隐蔽。但1942年初,尹任宗被捕,3月,李莫止奉命撤回南方局。至此,成都已没有市一级的党组织,直到1946年5月中共成都工委建立。其间成都市党的工作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直接领导。一部分与南方局和川康特委保持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以及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在艰难的条件下,按照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指示精神,在各行各业中隐蔽下来。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做好本职工作,广泛联系人民群众,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二、抗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逆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10月,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和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由于全国抗战有利形势的影响和成都各阶层爱国民众的推动,以及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成都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但其间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刘湘出川抗日及其病逝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势力为控制四川,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围绕着争夺省府权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对这一新的复杂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刘湘的代表王干青(共产党员),阐明要以大局为重,加强内部团结,坚持抗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四川地方实力派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委派张群入川主政。但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侵蚀,四川省政府大权先后落入右翼势力政学系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邓鸣阶)和倾向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王缵绪手中。他们惧怕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威胁其统治,勾结国家主义派、复兴社、CC系等政治势力,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掀起一股反动逆流,妄图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破坏和分裂成都团结抗战的局面。

其时,四川大学的进步师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四川大学是中共党组织发展最快、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37年冬,国民党省政府征调数万民工修建凤凰山飞机场。当时正值隆冬,民工们饥寒交迫,生活十分艰苦。11月28日,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负责人、民先队员康乃尔、王玉琳带领学生到凤凰山机场慰问民工,并由王玉琳经手购买了3万斤稻草捐赠给民工御寒。四川大学CC系和复兴社分子孟寿椿等,妄图借此机会,打击川大进步力量,夺取川大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他们散发传单,丑化川大进步师生,并向法院诬告康、王贪污1万公斤稻草款85元。事件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工委领导川大党组织,发动师生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动员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救亡团体揭露事件真相,声援这场斗争。省工委领导张曙时通过上层统战关系转告成都地方法院,从抗日大局出发,秉公处理。康、王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在占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公布慰问活动经过和往来账目,聘请有名律师,公开答辩。又动员卖稻草的彭世松、彭荣章父子出庭作证,并发动进步同学、进步记者出席旁听。在法庭上,康、王及证人当场揭穿了孟寿椿等制造假证据的诬告行为,使事件真相大白。1938年4月28日,成都地方法院作出康、王无犯罪嫌疑,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斗争取得了胜利,孤立和打击了少数顽固分子,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

1938年4月,群力抗敌宣传团组织20多人,在黄爽英、张光召、熊梦等的带领下,到新繁、郫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队伍到达郫县后,郫县县政府竟诬蔑宣传队散发反动传单,破坏抗战,煽动罢市,有托派汉奸嫌疑,并以此为罪名,无理搜查和扣押了全体队员。事件发生后,宣传队一面向县政府提出抗议,据理抗争;一面派人返回成都向党组织报告情况,组织声援。在郫县,双方相持了几天后,郫县县政府派武装军警押送宣传队员回成都。中共成都市委得知消息后,组织发动各救亡团体到西门茶店子迎接和慰问队员。宣传队和欢迎慰问的群众会合后,立即开展游行示威。他们沿途高呼抗议顽固派破坏抗战,压制人民抗日自由的口号。队伍到达春熙路时,参加群众已近万人,他们随即包围了督院街的国民党省政府,要求省政府出面解决。经过斗争,迫使省政府宣布无罪释放了全体队员。

1938年5月9日,成都天府中学教师张克林在上地理课时,向学生介绍了苏联。国民党特务分子、天府中学校长肖寿眉知道后大骂张克林“赤化、卖国”。张克林便写了一封致天府中学同学的公开信,寄给星芒通讯社,通讯社就此发了通讯稿,不少报纸纷纷转载。对此,肖寿眉恼羞成怒,于10日夜带领200多名不明真相的学生,捣毁了星芒社及其楼下的战时出版社。事件发生后,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星芒社和战时出版社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披露事件真相,怒斥肖寿眉之流的强盗行径。此后,《星芒》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其后不久,《星芒》报即被反动当局查封。然而《星芒》报并未被吓倒,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勇敢的战斗精神,经历了四次查封、四次改名再办的严峻考验,坚持不懈为抗日救亡而呐喊。

三、声讨汪精卫之流叛国投敌罪行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英、美帝国主义则酝酿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逃到越南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向全党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要求全党坚决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之流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批判其汉奸理论。5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进一步指示要利用反汪运动时机,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运动,充分认识反共与投降的密切联系。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一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卖国,声讨汪精卫的群众运动。成都的各界群众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1月5日、6日,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成都协进中学全体学生分别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通缉汪精卫,追究查办,以正国法。11日,成都市各界民众举行座谈会,严厉声讨汪精卫的投降卖国罪行。16日,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发动15个救亡团体,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加紧肃清汉奸,巩固扩大统一战线等29项建议。成都《新民报》等也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5月1日,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组织各救亡团体和各行业工人3000多人集会,坚决反对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行径。5月7日,成都各界民众万余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反汪大会,并举行火炬游行。9月18日,成都市召开纪念九一八暨反汪宣传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民众10万多人,大会通过了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通电,各救亡团体组织了600多个宣传队上街讲演,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亲日投降派的反动气焰,推动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各级中共组织的斗争中,对四川和成都各级党组织领导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曾亲临成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指导四川和成都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10月25日,国民参政会中的中共领导人王明、林伯渠、吴玉章从西安抵达成都,接受了成都各进步报刊记者的采访,并对抗战形势与前途发表谈话。在成都期间,他们分别会见了刘文辉等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向他们解释党的抗日方针和统战政策,坚定他们团结抗战的决心。1939年1月,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成都,接受了进步刊物《时事新刊》记者的采访。他分析了抗战的局势和国际形势,对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实现光明的前途充满信心。1939年6月,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邓颖超到达成都调查了解成都妇女生活状况和妇女运动开展情况,出席了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并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妇女工作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1940年5月,周恩来从西安回重庆,在成都作短暂停留时,会见四川地方实力派和民主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重要活动和指示,保证了成都抗日救亡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四、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利用“抢米事件”诬陷共产党的阴谋

由于日寇改变对华侵略的策略,在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寇的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势下,也表现出妥协倒退的倾向。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方针,并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反共投降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加紧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于1939年2月派其亲信贺国光到成都,出任成都行辕主任,秘密策划更大的反共阴谋。2月3日,国民党社会部审定《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按照《纲要》要求,一方面取缔抗日文化团体,一方面派特务混入进步团体进行活动。6月26日,国民党秘密发出《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密令各地党政军长官按照这一办法取缔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报刊,严厉打击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社会部指派项学儒到成都进行特务活动,侦察大声周刊社、星芒周报社和其他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并于10月5日以“成都异党活动团体调查表”报告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1月30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陈立夫命令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按照项学儒的“调查表”严厉取缔成都的抗日救亡团体,并要求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迅速办理上报。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使反共破坏活动不断升级。成都“抢米事件”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阴谋事件。

成都“抢米事件”发生前,四川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顽固派相抗衡的事情时有发生。1939年8月,在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的策动下,川军将领彭焕章、陈兰亭等七位师长联电要求撤销投靠蒋介石的王瓒绪四川省主席职务,并派军队进逼成都,以武力相威胁。事件发生后,中共川康特委从抗战大局出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打击和孤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阴谋,最后迫使蒋介石改组四川省政府,自兼省主席。1940年3月,五通桥税警殴打地方保甲人员,形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冲突,导致五通桥全体商民罢市,经共产党人从中调解才得以平息。这些事件,大大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曾亲自打电话责问邓锡侯:“你能保证你下面没有异党活动吗?”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受共产党影响不断同他们作对,共产党在地方实力派的掩护下十分活跃。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及打击地方实力派的阴谋。

川西平原乃四川的粮仓。1938年至1939年,四川农业获得丰收。据1939年的调查,“单就新都,成都两地,归仓现米不下数十万石”。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时也曾报道“成都市区现有仓库存米不下十余万石”,可见粮食是充足的。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以及官僚、军阀、地主和商人纷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使成都地区出现了人为的“米荒”。从1940年初开始,成都市的米价逐日上升,很快由一元七八角涨至四至五元一斗(新斗),到3月12日至14日竟上涨到五元至七元,而且老百姓还经常买不到米。

1940年3月,成都大小各报不断发表文章,要求政府“平抑米价”,“封仓平粜”,市郊一些地方连续发生贫民群集抢米和“吃大户”的事情。这种人为的“米荒”和米价飞涨造成的混乱局面,恰好是国民党顽固派早已在策划的破坏四川共产党组织,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打击地方实力派的阴谋所需要的。1940年初,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窜到成都,召集成都行辕的特工人员开了一周的会议,进行秘密策划。3月12日前后,即有特务造谣说:“八路军已开到广元到处抢米,把米都买贵了”,“因抗战抽丁,田土荒芜,无人种田,以致米贵”,“八路军未抗战,他们在后方捣乱”等等,为制造阴谋事件做舆论准备。1940年3月14日晚8时左右,老南门外有人领头集合二三百身份不明的暴徒(其中有穿黄呢裤者多人,有操下江口音者),前往潘文华的重庆银行(成都外南黉门街)办事处仓库。暴徒们持手枪、木棒,解除了仓库看门警卫的武装,捣坏仓板,致使大米流失遍地,事件发生时,警察在旁未加阻止。暴徒离开后,有附近贫民提着口袋前往拾流失之米,而更多的是围观看闹热。当晚11时左右,突然开来五辆卡车,载着大批军、警人员,对现场群众大打出手,任意逮捕百余人。当时住在重庆银行南门外办事处仓库附近南台寺的《时事新刊》报社编辑朱亚凡,也在现场被捕。

事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给各报发出油印通知,不准登载事件经过,违者即予停刊处分。4月15日,各报新闻记者到省会警察局询问对被捕者的审问情况,四川省会警察局长、特务头子唐毅声称“今奉行辕命令,事关重要,不得发表,审问情形不得过问”。而成都行辕则公开扬言,指控抢米是共产党干的,是要趁米荒发动武装暴动。紧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下,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了搜捕和疯狂的镇压。唐毅在听取审讯汇报时,得知3月14日晚在现场抓捕的有进步报纸《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中共党员)的消息,就立即会同在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特务、成都行辕调查课长张严佛及中统特务、国民党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进行密商。他们意识到:这是进一步扩大事态,嫁祸于共产党,并予以镇压的绝好机会。于是,将事先编造的口供和传单塞在朱亚凡的口袋里,诬陷朱是这次事件的组织和指挥者,并急忙于3月20日将其枪杀灭口。同时,把早已拟定抓捕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密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经蒋介石批准执行。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一些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因没有及时转移而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在重庆渣滓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负责人洪希宗,以及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薛特恩、胡止浒、唐介舟、熊唯知等。同时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查封了《时事新刊》,逮捕工作人员20多人。不久,国民党成都行辕又颁布了《川康防止奸党对策》,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使四川逐渐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3月15日)早晨,罗世文和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王叙五等人,在成都焦家巷特委机关召开紧急碰头会。会议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特委决定:提高警惕,即刻焚毁文件,立即组织党员转移等。3月16日,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程子健等分散到成都市郊农村隐蔽,郑伯克留在市区内负责主持党员转移工作,并派人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报告事件经过。中共南方局极为重视,3月17日,叶剑英、董必武联名发电报给党中央,报告《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被抄,罗世文等被捕的情况。叶剑英及时向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络的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3月18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要求彻底调查此事。中共南方局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派甘道生(林蒙)专程到成都听取郑伯克的汇报。并采取相应对策,将身份已经暴露的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邹风平、甘棠、张曙时等转移去延安,任命程子健为中共川康特委代理书记,于江震为组织部长,郑伯克为宣传部长,领导川康地区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继续进行斗争。

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都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中,深刻地揭示出成都事件的性质:“明显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同时指出“应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应广泛地暴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抢米事件”的阴谋,中共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川同胞书。指示中共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名义(因当时成都没有市一级党组织),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并郑重声明:“共产党既未领导此次暴动,也未参加此暴行,相反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此种阴谋行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立刻彻底严查这次奸人匪徒行动”, “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人士”。4月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成都某方唆使奸人匪徒抢米,企图以此嫁祸共产党》为题,全文转载了《告同胞书》,并于4月8日和12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4月8日在以题为《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明正大的政党,此次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这与共产党目前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因此,它只能是国民党内奸人匪徒企图挑拨国共关系,借以进行分裂投降,压迫共产党之口实。这种行为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并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必须取消所谓《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文件,以根绝一切大小摩擦事件,真正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彻底打倒汪逆傀儡政府,把日本赶出中国去”。

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抢米事件”的真相,使广大群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真面目,团结鼓舞了进步力量,争取教育了中间势力,孤立打击了顽固派,进一步密切了党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五、《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总部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一个公开报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全面抗战方针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成都设立了发行组。1939年1月,为便利川西北地区读者迅速阅读到报纸,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在成都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设立川西北总分销处,由重庆总社按日航寄纸型来成都浇版翻印。从1939年到1945年,分销处工作人员少时只有三四人,多时有十多人。洪希宗、申同和、李椿、张均先后担任分销处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杜桴生、罗石生担任过负责人。

《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主要分销《新华日报》。由于《新华日报》以客观的事实,鲜明的立场,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吸引了广大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再加上分销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新华日报》在川西北地区发刊量不断上升,从1938年1月发行组成立时的40余份,至川西北总分销处设立后发刊量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1.2万多份,并在彭县、西昌、嘉定等10多个县设立了推销站,成为成都地区最有影响的进步报刊之一。此外,总分销处还代销各种图书杂志。销售的图书主要有:《新华日报》自印和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刊,包括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些论著,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时还代销生活书店的一些进步书籍,群众杂志社编的《群众》半月刊。

《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从1938年到1947年在成都坚持战斗了九年的时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约八年时间里,总分销处在《新华日报》总社的领导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机构采取阻挠登记、撕毁报纸、殴打绑架报童、查封营业部、秘密逮捕分销处负责人等种种手段,妄图阻止《新华日报》在成都地区发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镇压矛头也直接指向《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 “抢米事件”发生后第三天(3月16日)晚上,八路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跟踪和暗藏在营业部附近的特务绑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分销处负责人洪希宗 。分销处的工作受到打击,报纸发行量下降到一千五六百份。到年底,报纸发行量已降到两三百份。工作人员已减少到四人。1941年初,国民党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发卖反动书刊,危害国家”为借口,查封了祠堂街的生活书店和其他几家进步书店,同时查封了《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20多天后,经《新华日报》总社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得以继续开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分销处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一次公开搜查。一天,分销处负责人申同和收到一个邮包,装有20多份铅印的传单和“快邮代电”,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时还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申同和立刻在营业店堂内张贴出一张传单,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阅读抄写,不一会儿店堂内外拥挤不通,直到两名警察前来干涉,并公然撕掉了传单,读者才逐渐散去。晚上7点左右,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持枪冲进分销处搜查,翻箱倒柜两三个小时收走了几张传单才离去。

经过这件事及皖南事变后形势的发展,组织上决定进一步疏散分销处工作人员,只留下申同和和潘健萍两人,报纸的发行量也只有200多份。为了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报纸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发行方式,有些由读者定期来取;有的通过邮寄,邮寄时把《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作为外包装,并分散到各邮局和邮筒投放;还有些通过职业报贩,以优惠价格批发给他们暗中出售。

1942年冬到1943年初,分销处报纸发行量又慢慢回升,增加了三名专职送报工友,恢复了送报业务。1942年2月底,送报工友徐文外出送报时遭到便衣特务的殴打,并将报纸撕毁。3月3日,报丁张少明外出送报失踪,发行工作屡遭破坏。分销处负责人李椿到总馆作汇报,社长潘梓年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提出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当局调查真相,释放报丁,保证分销处工作正常进行。同时,总馆经理熊瑾玎要求分销处工作人员不再和中共地下组织发生关系,避免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借口,破坏报纸发行工作。

1943年下半年,分销处报纸发行量上升到六七百份。国民党当局看到报纸发行量日益增长,十分恼火。他们一面派特务打砸分销处设立的宣传广告,一面加紧对分销处工作人员的迫害。9月4日,分销处负责人李椿骑自行车外出,经君平街和陕西街口时,遭手持武器的便衣特务绑架,从此失踪。新华日报总社社长潘梓年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李椿,保护分销处工作人员的安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一道“查明核办,具报核夺”的命令进行敷衍,直到1945年2月,李椿仍无下落。为了使分销处工作不受影响,总社遂派发行课副主任顾造新到成都负责工作。时顾造新又因患肺病急需休养,总社又派会计课副主任张均继任分销处负责人。鉴于李椿事件的教训,潘梓年社长致函国民党中宣部,要求转告国民党有关当局保护分销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当时兼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不得不于1945年3月2日训令四川省会警察遵照保护。但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特务机构对分销处的破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时,《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8日关于对重庆谈判要做好两手准备的指示,开始疏散工作人员,成都的分销处也做好了搬离准备,还注意做好把一批进步青年安全转移延安的工作。1946年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张莘夫事件,发动反苏游行,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总部和成都总分销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共始终坚决为和平民主建设而奋斗,绝不受挑拨,也绝不退却……政府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和负责态度,惩办祸首,保证民主秩序。”《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予以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查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2月27日,由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中共在重庆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新华日报》在2月26日即已停刊。《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于3月5日被无理封闭,全体人员被强迫撤离成都,由国民党当局用汽车武装“护送”到重庆与总社人员一道撤退回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除发行报刊外,还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成都的一个半公开的联络点,也是八路军的运输车从重庆到西安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点。中共川康特委组织的一些党员骨干和部分爱国青年去延安,有些也是到分销处联系,乘坐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去延安。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罗世文经常到分销处,并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的身份开展工作。《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是传播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迹的重要阵地,是成都、全川及西南人民心中的一盏耀眼的明灯,为鼓舞和推动成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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