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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都市委的重建和成都地区其他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
2021-1-18 来源:本站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御日寇的侵略。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成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领导抗日斗争的需要,首先要将各地被破坏的党组织恢复重建起来。1937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确定新形势下白区工作方针。刘少奇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其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才是唯一的保障。”提出“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求彻底转变党的工作,特别是要转变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

党中央十分关注四川和成都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早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派张曙时到四川开展工作。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并在上层及下层工作中发展了少数党员。1937年6月,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邹风平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在这之前张曙时从成都返回延安,也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他在四川的工作情况。同年9月18日,罗世文从成都到西安,在西安写了入川报告,对四川统战工作和中共地方组织的重建向党中央提出建议。10月,张闻天、李富春找邹风平和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总支书记的廖志高谈话,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派他们到四川重建党组织。11月28日,邹风平、廖志高等一行6人离开延安回四川。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到达成都与张曙时、罗世文接头展开工作。1938年1月10日,由邹风平、廖志高和张曙时正式组成中共四川省工委。3月3日,省工委领导成员进行分工,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组织部长,张曙时分管统战工作。省工委还建立了学委、文委、妇委和军委,由韩天石、周文、赵世楠(赵茹知)、周俊烈分别担任书记,直接领导全川和成都市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的建立,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帮助下实现的。在省工委的领导下,成都和全川其他地方的各级党组织相继恢复和重建。

一、中共成都市委员会的重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遭受很大损失。自1935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被破坏后,成都也没有了市一级和基层地方组织,许多共产党员失掉了组织联系。1938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立即着手清理全川各地中共党员,恢复和重建包括成都在内的全川各级中共地方组织。

在清理中共党员的工作中,四川省工委首先接收了张曙时在下层人士中发展的党员,上层人士中发展的党员仍然由张曙时领导。同时全部接收了成都民先队中韩天石、王广义(王璐宾)、陈毅乔、刘忠渊四人组成的中共小组。又经过认真审查后,将成都民先队中的骨干成员吸收入党,并以这些党员为核心,将各救亡团体和一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大、中学校中的骨干发展为党员,并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对失掉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饶孟文自发组建的“中共成都特支”不予承认,但对参加特支的17名党员,经过逐个审查予以全部接收。

1938年初,随着省工委对成都党员队伍的清理和新发展部分党员,成都市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除上层人士中的党员不计外,到3月,建立了14个支部,党员人数达110多人,主要分布在工厂、学校、文化界、妇女界、军队和其他一些行业。3月底,经省工委决定,重建中共成都市委,领导成都市区的党组织。

1938年3月到11月,中共成都市委先后改换了四届组织机构人员,第一届市委(1938年3月底—5月)书记杜桴生(杜疑、杜元吉),组织部长饶孟文,宣传部长杜桴生(兼)。第二届市委(1938年5月—7月),书记韩天石,组织部长张文澄(贺明、刘仲荣),宣传部长张宣,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梁华(梁国龄),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康乃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楠。第三届市委和第四届市委(1938年7月—11月),书记张宣。1938年10月初,张宣赴陕西安吴堡,参加西北青年救国大会,由张文澄代理书记,其市委成员不变,即组织部长张文澄,宣传部长黄觉民,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梁华,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康乃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楠。

中共成都市委领导下的各区委情况:中共成都东区委员会(1938年10月—11月),书记梁华;中共成都南区委员会(1938年秋—11月),书记老余;中共成都少城区(或西区)委员会(1938年10月—11月),书记胡景祥(冯列斯);中共成都北区委员会(1938年10月—11月),书记梁琅歌(蒋必青、梁洪);中共四川大学支部委会员(1938年3月—5月),书记王彦立。1938年5月,中共四川大学支部委员会改为总支委员会(1938年5月—11月),书记王怀安(王玉琳)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月底,中共长江局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要求南方各省把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和大力发展党员作为当前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的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长江局指示精神,在四川省工委领导下,成都市委、各区委以及基层支部,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深入工厂、学校、军队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工人、学生和进步青年以及广大市民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对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帮助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5月省工委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到同年11月,四川从1937年10月仅有的三四百名党员发展到3250多人。成都的党员人数也从100多人增加到600人左右。其中市属4个区委、1个总支、51个支部,466人;军队120多人;上层人士20多人。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19个,团结和组织的群众2400多人,能动员的群众900人左右。

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但由于大批的新党员加入,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中共组织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成都的许多共产党员中,由于新成员的大量增加,党员思想上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加党员知识,提高党员的工作能力等,省工委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决定由省工委宣传部和成都市委部分成员,组织成立专门的教育委员会,举办党员短期训练班,要求各级党组织选派党员参加培训。中共成都市委按照省工委的要求,派党员干部参加省工委组织的短期训练班。培训班分为高中初三级,聘请教员,编写教材,主要讲授的内容包括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支部工作、职工运动、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反特和狱中斗争等等。对没有机会参加训练班的党员采取层层传授办法,把党课内容传达到基层支部和党员。从10月下旬起(即市委分区之后)由市委办中级班,区委办初级班。通过短训班的形式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基本知识的教育,使大批新党员政治思想素质得到了提高,有力地巩固了党的组织。其次,成都市委还有计划地把党员放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以提高党员素质,让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培养干部。1938年5月,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组织部长饶孟文调离后,加入党组织才几个月的张宣、张文澄、康乃尔等进入市委领导层,担负起市委的工作。为加强省内各中心县委党的工作,省委先后从成都抽调40多名干部到外县工作,在市委领导成员中,饶孟文被派遣去自贡,韩天石、甘道生、赵利群去宜宾,侯方岳去乐山,充实各中心县委。这些干部的派出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在加强四川中共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很快得以重建并迅速壮大了党员队伍,这首先是由于有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和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纠正了党内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和在扩大统一战线中忽视发展党员倾向,为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党员队伍的大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把发展党员的大门向广大工人、进步青年学生和城市各阶层进步人士打开,并注意吸收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为扩大中共组织的阶级基础和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开辟了新局面。其次,是由于成都有比较深厚的重建和发展的群众基础。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韩天石、王广义组织的成都民先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同时,由失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饶孟文团结一批革命青年成立的海燕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这些进步团体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联系和团结了许多进步团体和抗日爱国进步青年,为党员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发展的新党员中,大多数人在后来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其中不少人很短时间就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担负起领导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工作,战斗在第一线,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重建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领导成都各阶层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二、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周边地区建立的地方组织

省工委在恢复和重建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同时,先后在成都周边各县恢复和建立了各级组织。

中共仁(寿)华(阳)特支(1938年春—年底),书记先后为彭红岩(苏民)、杜孝初(渠江、瞿江)。

中共灌县(今都江堰市,1938年夏—1939年1月)特支,书记钟嘉麟。

中共新津特支(1938年秋—冬),书记吕扬炬。

中共邛蒲特支(1938年2月—8月),书记廖液红(廖文彬、刘光弟)。

中共蒲江特支(代号蒲刚,1938年10月—12月),书记彭似佛。

中共邛崃特支(1938年8月—1939年春),书记王布先。

这些地方党组织分别领导了成都周围各县抗日救亡运动和扩大了党在这些地区活动的范围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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