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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2021-1-18 来源:本站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即1935年至1937年7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华北事变的发生,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亡图存的呼声更加高涨。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利用四川军阀为其“围剿”入川的长征红军打头阵的同时,又派遣“别动队”和“参谋团”(后改为委员长行辕)进川,并举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实施所谓“政治中央化,川军国家化”的战略,图谋削弱和吞并四川地方势力。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之间形成了一种既互相勾结对付红军和共产党,又互相摩擦、争夺地盘的复杂关系。在日寇加紧侵略,红军离川北上抗日后,四川地方势力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起来。随着蒋介石中央势力的渗透和进逼,急于摆脱蒋介石控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1935年底将四川省政府由重庆迁到了成都,一面就近联合和依托川西北的地方势力,巩固自己的阵地;另一面派出代表与西北冯玉祥、广西李宗仁等联络,共谋反抗蒋介石的鲸吞。

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号召,以及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以军阀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开始放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运动的压制,使得成都地区曾一度低落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又逐步兴起。这时,成都市级中共地方组织虽然还未恢复,但分散隐蔽下来的成都的共产党员以及各地中共组织陆续派到成都地区的共产党员,一直在坚持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随着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成都开始出现了有利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群众性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四川党组织自1935年被国民党严重破坏后,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派遣干部到成都,发展党员,力图恢复和重建四川和成都地区的党组织,同时推动社会各界团结救亡,特别是进行争取四川地方势力的上层统战工作。早在1933年,为了支持和配合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派蔡翼公等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1935年初,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情报处派中共党员张曙时先到重庆后到成都,通过各种关系,对刘湘等川军首领及刘湘所在部队中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中的进步分子开展工作。继后,又派王昆仑、冯雪峰、黄子谷等来川,推动刘湘等四川地方势力改变反共政策。而1935年成都各级党、团组织完全被破坏之后,虽然中共成都各级党、团组织基本停止了活动,但一些幸免于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自动组织各种读书会和小团体,继续开展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这两方面人员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为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再度蓬勃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斗争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在中共成都地下党员的推动下,1936年8月,在成都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行径的“成都事件”(亦称“大川饭店事件”)。

成都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线,是日本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1936年6月,日本政府擅自宣布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并任命原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情报部部长岩井英一为驻成都领事。7月26日,日驻华使馆发言人更宣称岩井已定于本月28日正式到蓉就任。根据国际公法,当时的成都,一非通商口岸,二无日本侨民,日本没有必要在成都设领事馆。日本坚持要设馆,乃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将魔爪伸入我国内地,为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的大暴露。

成都事件发生的另一原因,是日本走私货物大量倾销入川,使四川深受其害。“其实私货早在‘九一八’前即也开始,1933年后发展到武装走私,1935年得到日本军方的包庇纵容,达到猖狂的地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对海关主权的行使,关税损失极为严重。日本势力延伸到哪里,走私货物也就倾销到哪里。”当时的《新新新闻》在《四川空前之外患设领与走私》的社论中就痛切地指出:一旦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阴谋得逞,日本帝国主义者就会“沿长江设特务机关,走私货物如潮水涌入……一年后行见汉奸繁殖、浪人满地……彼辈去年在北平之一切行动,定会重演于今日之成都。”1936年8月6日《新新新闻》又载:日本走私货物在四川城乡倾销,使四川本来就不景气的民族工业企业纷纷倒闭,造成失业,使“西南半壁破产之农村、工业、商业,势必受其摧残而置于死地”。

日本设立领事馆与走私是两位一体的。设立领事馆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走私;而走私贸易的扩大,必然引来大批日商日侨,这又使得设立领事馆找到符合国际公法的理由。因此,“成都人民终于在走私、设领两重刺激下,勇敢地起来给咄咄逼我的敌人以还礼”。日本要在成都强行设立领事馆这一消息传出,立即遭到了全川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重庆、成都等地乃至上海、南京各地都纷纷行动起来,无数的抗议电、请愿书有如雪片纷飞。在一片抗议声中,日本仗其侵略实力与蒋介石的屈辱投降政策,仍悍然派遣岩井英一等11人于8月3日自南京溯长江西上。沿途遭到万县、重庆等地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和全川人民的强烈抗议。8月7日至11日,成都县商会、农会、工会等10余团体暨全县民众,四川旅京同乡会、华阳县农会、工会等先后发出通电,要求政府“痛下决心,尽力反抗”日本在蓉设领,呼吁全国同胞共谋团结,“一致力争,上下协同,劫去之而后快”,并决心“不惜牺牲一切,以作后盾”。8月17日,岩井英一等人到达重庆,全川人民纷纷集会协议抵制办法。在全川人民的强烈反对下,重庆市公安局不得不拒绝给岩井等人进入成都的护照签证。岩井决定改派满州铁路株式会社驻沪事务专员田中武夫,新闻记者深川经二、渡边光三郎和日商濑户尚二等四人以游历为名,作为设领先遣队,赴成都试探虚实。田中等四人于8月23日到达成都,住大川饭店。

8月20日,成都工人联合训练班发起组织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并发出通告。8月22日,成都各界民众200余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反对日本在蓉违法设领大会”第一次筹备大会,商定了反对设领的机构和策略。当日,成都新闻学会致电岩井英一;华西大学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致电南京学联总会;成都通讯社协会通电全国,作有力之抵御,坚决不准在蓉设领事馆。8月23日,成都各界人民反对日本在蓉非法设领大会组织了70个宣传队,准备开赴城乡各地广为宣传。

此时,经过党派来四川做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到达成都后一年多耐心而艰巨的工作,控制四川大权的刘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的态度有所改变。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事情发生后,张曙时向刘湘再三讲明,南京蒋介石统治集团允许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是让日本侵略势力伸入四川。建议刘湘致电南京政府,表明坚决拒之。同时张曙时与刘湘部下中的进步分子商定,组织军警参加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的群众示威大活动,把日本人赶出成都,以显示成都及全川人民的爱国热情,威逼国民党南京政府,并以此进一步推动刘湘抗日反蒋。

另一方面,日本设领先遣队到达成都后,成都市广大工人和爱国学生四处奔走,积极酝酿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坚决阻止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而积极要求进步的天府中学学生侯方岳,串联进步学生张显仪、刘明哲等人,分头发动和组织群众;共产党员饶孟文,一直在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广大工人也在成都市工商联的领导下,积极筹备反日活动。全市人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日群众运动即将到来。24日,数千市民结队游行示威,向省政府递交不准日本在成都设领的请愿书,数千群众包围了大川饭店,捣毁了该店经理室,打死了日本人深川经二和渡边光三郎,打伤了田中武夫、濑户尚二,一部分群众还涌向东大街、署袜街、春熙路等地,捣毁了长期贩卖日货的宝元蓉、益敬恒、交通公司等八家商号。这就是震惊中国和日本乃至世界的“成都事件”。在此事件中,刘湘以防范不严为名,撤销了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职务,调离了省公安局局长范崇实,并从华阳县监狱中抓了两个囚犯枪毙,以此搪塞,故未造成大规模逮捕镇压群众的局面。

成都事件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很快得知成都事件的消息,在事件发生的次日即8月25日,即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列举日本一系列侵华事件后说:“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并指出: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险,和平绝不可能,抗战绝不可免。对成都事件在促进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成都事件这个成都各界人民群众反日反帝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人士的欢呼和支持。在此期间,上海人民及旅沪四川同乡会纷纷集会致电成都当局,强烈抗议日本在成都强行设领。吴玉章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上刊载了成都人民反对日本设领的消息,海外侨胞纷纷表示支持成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这场运动,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图谋,显示了成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显示了成都人民宁死不愿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从而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对成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压政策,打破了过去的沉闷政治空气,进一步激发了成都人民抗日的热情,揭开了成都乃至四川全省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序幕,直接促进了成都地区抗日救亡团体的兴起和各种救亡刊物的陆续出现。

二、《大声》周刊等进步刊物的抗日救亡宣传

大川饭店事件之前,成都已出现了一些群众性的进步救亡组织和宣传进步思想、抗日救亡的刊物。如在张曙时支持下,由共产党员甘道生(林蒙)等人参加组织的力文社和出版的《力文》半月刊;蜀华中学、天府中学、成都艺术专科学校、成都工校等进步学生叶兆麒、刘家政(康白龙)、何叔宽(蜀宽)、刘延年(实施,石丝)、陈显达等组织的“申之社”,利用《华西日报》副刊从事救亡文学宣传;四川省政府图书馆进步职员蒋桂锐(蒋慕岳、江牧岳),中学生戴碧湘、方极庵(极安),成衣工人宋子立等组织的业余读书会及其编辑出版的《业余知识》等。它们是成都地区救亡运动的星星之火,为日后燃起人民大众群起救亡的燎原之势准备了条件。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社会各派势力对这次事件的态度不同,提出的解决办法各异,有的叫好,有的反对;有的主张和平解决,有的要求武力对付。经过共产党员长期的争取工作,深受中共统战政策影响的四川地方实力派代表刘湘,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他认为西安事变 “不和平解决,中国不能走上统一救国的坦途”。他致电何应钦说:“为拯救国家利益,亦应拥护政治解决之主张,而不取消耗国力峻剂也。”经过中共中央的不懈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不久,刘湘即与各省当局联名发电,向国民党中央建议:“……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勿得逼之过剧,相煎太急,免被既处情形复杂之地……俾此数十万之忠愤健儿,及其中央领导抚循之下,共同致力于抗敌御侮……则中央苦心既足以大白于天下,而整个力量,亦不作无谓的牺牲……”刘湘是拥护我党联合抗日主张的,四川的政局亦因此有利于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成都民先队正是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加强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群众的发动工作。

成都民先队员通过四川大学物理实验室的收音机,收听到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消息,立即聚集到“努力餐”馆楼上,讨论对事变应持的态度和目前应采取的行动。经研究决定,民先队起草支持张、杨八项主张,赞扬张、杨爱国行动的《宣言》,以成都学联的名义向社会广为散发。《宣言》印好后,一部分交由各校学联成员分头带回本校散发、张贴,一部分由学联统一组织力量,两人一组,互相掩护,于下午6时左右,在市内各主要街道同时散发并进行演讲。这是民先队通过学联出面采取的第一次重大的公开行动。这次行动在全市人民和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震动了国民党顽固派。顽固派们惊呼:“没有估计到成都共产党还有这样大的力量。”国民党省党部立即以伪造的“学生救亡除奸团”名义,印发了题为《抗日乎?赤化乎?》的传单,攻击学联的《宣言》和活动是搞“赤化”,企图以造谣、诽谤来抵销学联和《宣言》的影响。四川大学等校的军事教官,还企图追查散发、张贴《宣言》的“赤色分子”,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们未能得逞。这场斗争,使成都民先队和学联经受了锻炼,为以后更大规模地开展救亡运动打下了基础。

成都民先队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还在西安事变前,民先队就以四川大学法学院政经系学生周海文、胡绩伟的名义,于1936年11月6日公开铅印发行了《活路》旬刊创刊号。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立案的刊物,其编辑发行地址名义上设在四川大学法学院学生宿舍,实际上在车耀先的努力餐馆里。《活路》由成都民先队最初的十几个队员自筹经费、自己写稿、编辑、校对和发行,前后共出了三期。刊发的重要文章中由民先队员自己撰写的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剖析》、《日本侵略中国会适可而止吗?》、《不需唤起民众?》、《武器是万能的吗?》和《关于中国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同时转载了冯玉样的《我们如何才能自主》以及《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代电》等文章。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揭露日寇阴谋,抨击投降言论,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呼吁全国人民不分阶级、党派、信仰、种族,团结合作,力御外侮。

《活路》因当局以未获准立案为借口进行干涉,在12月6日发行了第三期后不得不停刊。《活路》停刊后,车耀先同周韧商量补救办法。车耀先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公开出版刊物,必须向政府立案,取得合法地位,立案人还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做保证。因而提出由他出面重新创办一个抗日救亡刊物,仍由《活路》的编辑人员负责编辑工作。周韧把车耀先的意见转告了韩天石等民先队负责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大声》周刊于1937年1月17日在蓉城诞生。社址仍设在祠堂街努力餐馆楼上。共产党员薛特恩做公开发行人,车耀先担任社长兼主编,亲自为《大声》撰写时事述评和“社声”。民先队的很多骨干如张文澄(笔名路人)、彭为果(笔名岳平)、胡绩伟(笔名小丁、丁一九)等成了《大声》的主要撰稿人。

当时,韩天石和车耀先之间虽然还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们都能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用党的方针指导工作,从而使《大声》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和动员了群众。《大声》不是党的机关刊物,但它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使广大民众深受鼓舞,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党刊的作用。《大声》为了不致被国民党抓住把柄而造成损失,在内容上有意识地更多地反映各党派及各界人士对抗日的态度及对时局的看法。在形式上则尽可能采取多样性,力求达到异口同声、异曲同工地宣传和体现党的主张的效果。比如,《大声》重新刊载了《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等一系列文电;又如,为了正视听,明是非,《大声》还巧妙地开辟“明日黄花”、“救亡史料”等栏目,对某些重大问题加以评述。如国民党舆论谴责张、杨兵谏行为罪不容赦,死有余辜,而《大声》在《今日张学良》一文中,陈述了张学良扣留蒋介石无罪,有意识地透露了张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战而退,放弃东北是受蒋介石之命的内幕。《大声》还刊登了《宋庆龄等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提案》,《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致蒋委员长的公开信》、《双十二前张学良之请缨抗敌书》、《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件提议召集和平会议通电》、《为呼吁“和平统一”、“抗日救亡”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表明抗战态度的文章。从而帮助广大群众结合当时现实理解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奋斗救中国”,国共合作抗日的根本大计。

此外,《大声》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就是开辟“通俗哲学”专栏,向读者灌输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给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一个认识抗战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民先队负责人彭文龙承担了撰写“通俗哲学”专栏全部文章的任务。他按照车耀先关于一要通俗,二要结合现实的指示,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用活泼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洁明快的风格准确地表达出来,因而深受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成都民先队以《大声》为阵地,以鲜明而犀利的文章,来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阴谋,传达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指示成都地区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他们在编辑时力求做到文字通俗易懂,消息真实及时。因此,《大声》深受读者的欢迎。创刊时发行1500份,到第三期发行量已增加到5000余份,有时还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成都是不多见的。与此同时,《大声》也引起了四川省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他们指使歹徒殴打报童,撕毁报纸,命令大中学校校长禁止学生阅读和订购《大声》,甚至给车耀先寄附有子弹的恐吓信。为此,车耀先公开登出《答友人书》,宣称:“我毅然和友人组织‘抗敌后援会’,我编辑《大声》,目的在唤起民众,强化民族意识,督促政府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我想这是中国国民应该做的事,这完全没有错!可是,这就不得了,什么‘反动刊物’呀,‘宣传共党’呀……等等罪名都来了。我想,只要政府愿踏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也愿步邵飘萍的后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爱国者威武不能屈的坚强品格和为国为民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雄心壮志。

《大声》出版了13期后,终于在1937年4月17日被当局无理查封。但国民党的迫害并没有使革命者却步,车耀先和周海文、胡绩伟等民先队员为复刊与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5月8日,停刊20天的《大声》改名为《大生》继续出刊,民先队员仍是《大生》的主力。6月,出至第五期的《大生》又被国民党无端查封。经过车耀先和民先队的不懈努力,《大生》于七七事变的第三天又以《图存》为刊名与读者见面了。由此可见《大声》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刊物。

抗战爆发前,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成都地区先后还出现了《新时代》、《四川日报》、《建设晚报》等报刊,也在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中的一支先锋队伍和骨干力量,正如《初职级政府》中所说,“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下,发动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个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大多城市”。民先队成都队(以下简称成都民先队)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派到成都的共产党员、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与成都地区进步学生相结合而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主要力量。

民先成都队从酝酿到成立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1935年到1936年间,成都地区曾一度低落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因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又逐步兴起。1936年8月24日的“成都事件”,使成都广大爱国民众的抗日激情高涨。同时,以刘湘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在我党的推动下,开始改变反共立场和压制民众的政策,为成都地区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自此,一些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的青年学生,积极组织起各种读书会和小团体。但这些社团的活动有限,因抗日救国的客观形势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有明确奋斗目标,较为广泛的群众性革命组织,作为这场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成都民先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青年学生运动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在此期间,两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饶孟文(饶世俊)和车耀先,在鼓动、支持和引导进步青年参加救亡行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共产党员饶孟文,一方面引导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团员,组织比较秘密的“进社”,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一方面帮助在“成都事件”中结识的天府中学进步职员侯方岳(侯泰阶)、省师进步学生张显仪等积极投入救亡活动。1936年,在饶孟文的指导下,侯方岳、张显仪、江度、张德铨等开始筹划建立一个进步的核心组织。同年暑假,在上海读书、因参加进步活动而暴露的川籍学生张黎群(黎储力)在全国学联的帮助下到四川大学借读。张黎群返回成都后,立即邀约原来熟悉的一些同乡同学,按照全国学联章程,建立了“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主要在中学生中发展组织,开展活动。学联建立后,饶孟文指导侯方岳等及时联合张黎群以及蒋桂锐、叶兆麒、戴碧湘等各自领导的申之社、业余读书会等九个小团体的30余人,于1936年9月在牛市口外塔子山新新农场的一个僻静的苗圃里,召开了以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命名的“海燕社”成立大会。这是成都地区较早且较大的一个进步救亡团体,它由侯方岳、蒋桂锐等负责日常工作。由于饶孟文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不了解党中央关于改造共青团的指示精神,仍然按照原来共青团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式来指导海燕社的活动。因此海燕社成立之后,发展社员比较严格,开展群众工作不够放手。但他的成员多是原来各种小社团的领导骨干,有一定群众工作的基础,加之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工作方向也日趋明确,所以它逐渐成为成都地区一支很有影响的救亡力量。

1936年9月,四川大学在全国扩大招生。在北平处境危险的一二九运动骨干、民先队队员、共产党员韩天石、王广义根据党的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并带着北平党组织和民先总队部的指示,到成都建立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共北平市委要求他们借入读川大的机会,在成都开展活动,具体任务是首先在学生中建立民先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待党的组织关系转到成都后,即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们来川入学时,邀约了北京大学等校转学川大的万骥、张希钦、王维章、张樾武等10余个民先队员同行,意在同这些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同学建立联系,使其赴川后能继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先锋骨干作用。

9月中旬,韩天石等抵蓉。当时的成都,一方面是反共宣传十分嚣张,街上到处贴着诬蔑丑化共产党、红军的漫画、标语;另一方面,省市当局又允许市民下半旗纪念九一八,比起其他一些地方,又稍显“开明”。韩天石等认为这种形势对于开展救亡活动还是比较有利的,便积极地在川大内开始了联络进步同学的工作。那时,四川大学的学生中已有了一些小组织。政治经济系的周韧、胡绩伟和教育系的彭文龙等团结一部分倾向进步的同学,组织了时事座谈会、读书会、社会调查小组等,经常在一起阅读《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分析国内外形势,议论青年学生的历史责任等问题。他们仰慕北平一二九运动,敬佩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来川大就读的同学。周韧、胡绩伟等通过同班同学万骥结识了韩天石和王广义,由于彼此思想接近,因而一见如故。韩天石向他们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经验和民先队的性质、任务,并联系成都的情况,谈了自己对如何开展救亡运动的意见。大家讨论研究后,一致认为,必须像北平学生那样,建立组织,形成核心,团结广大同学和社会青年共同奋斗。

经过酝酿准备,由韩天石、王广义、周韧、胡绩伟、涂万鹏、万骥、张樾武、王维章、张希钦、彭文龙、彭为果等16人发起组织的成都民先队,于1936年10月初在四川大学正式建立。成立会上,根据北平民先队的《宣言》、《工作纲要》、《斗争纲领》、组织系统和规约,制订了成都民先队的斗争纲领和工作纲要,认真研究了当前的工作任务和斗争策略。选举产生了由韩天石等五人组成的队部委员会,韩天石任队长,王广义、周海文分管组织(王广义另兼管秘书和交通工作),胡绩伟、涂万鹏分管宣传。成都民先队建立后,通过韩天石主动与全国民先总队部取得联系并接受其领导。

成都民先队建立后的第一步工作是发展队员,扩大组织。经过审慎选择,民先队迅速地在成都大、中学校发展了一批思想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敢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政策,赞同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入队。第一批发展的队员有四川大学的邓照明、熊复、黄昌运、汤幼言(丁洪),华西协中的张文澄、肖道履(王揖),省立师范的彭为商(彭塞)、郭永江,天府中学的叶兆麒,成都县中的郭治澄等。这些最早的队员,大都曾是各种读书会、壁报社的领导或主要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他们加入民先队后,迅速成长为发展民先队组织、开展群众性救亡运动的骨干。成都民先队不仅重视从数量上发展和壮大组织,而且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用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队员。队委会专门编印了《民先汇报》,即《MS》(民先队汉语拉丁化缩写)周报,供队员阅读,以加深队员对民先队性质、任务、纲领的了解,同时还组织队员联系抗日救亡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断地培养队员们的政治识别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成都民先队建立后,按照党的指示和北平民先队的经验,始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方面。

1936年11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部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继8月奋起抗击敌寇后,再次打败了日伪军的联合进攻,取得了收复绥远省百灵庙的巨大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迅速掀起了援绥运动。成都民先队和海燕社闻风而动,民先队员在川大发起成立了“绥东抗敌后援会”,海燕社负责人侯方岳带领部分海燕社员到市中心春熙路等处影、剧院及街头开展宣传活动,并于11月12日(星期天)停伙,发动全校学生把节约下来的全天伙食费捐献给绥远抗日将士。

同年11月18日,民先队负责人以四川大学学生的身份同部分社会团体及救亡组织和学生的代表,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召开了“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发起大会。大会由车耀先主持,有各界代表50余人参加。会上成立了由四川大、注音字母促进会、力文社、时代青年、市商会、三八读书会、邮务工会、成都人力车工会、华美女中、省立成都师范、成都戏剧协社等组成的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筹备会。

同年11月23日,上海发生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社会各界纷纷声援。成都民先队以活路社的名义,同海燕社、力文社等团体秘密联络。在春熙路青年会礼堂召开了以成都学生为主体的成都各界声援“七君子”、抗议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集会。会上,车耀先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给与会群众以深刻的教育和难忘的印象。就在这时,一群复兴社特务分子一轰而入,捣乱了会场,使大会中途停止。这次大会虽然未能按计划进行完毕,但对全市群众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次集会的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成都民先队的韩天石、周韧,海燕社的侯泰阶、蒋桂锐,与受张曙时领导的、在《力文》半月刊(不久改为《建设晚报》)工作的共产党员甘道生和中学教师、共产党员周源江(女)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后,他们常在南打金街进步教授叶雨仓家里和《建设晚报》编辑部聚会碰头,商讨筹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相互配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事宜。这些活动,客观上为成都学生运动同社会各界抗日民主运动的大联合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广大爱国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部分民先队员加入了学联并进入领导行列。民先队的领导成员彭文龙、涂万鹏,海燕社的骨干叶兆麒分别负责学联的总务、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时叶兆麒尚在中学读书,不便经常出校活动,民先队指派川大学生、民先队骨干邓照明协助他的工作。叶兆麒还自出租金租了一间民房,作为学联联络工作之用。由于民先队员的积极活动,学联中的许多骨干分子也被吸收到民先队里来了。学联实际上已成为民先队和海燕社共同的外围组织。

西安事变后,成都民先队采取多种形式团结培养进步青年,扩大救亡组织,以迎接抗战救亡高潮的到来。当时,民先队员在各校分别以读书会、读报会、歌咏队、墙报、联欢、郊游、座谈等方式广泛地发动和团结同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不断地壮大民先组织。如彭文龙、熊复等组织的寒假读书会,帮助同学补习英语,组织他们阅读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和茅盾的《子夜》等进步书籍,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并从中培养和发展一批民先队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民先队又吸收了“申之社”中的20多位成员和从上海暨南大学转学川大的各界救国会骨干分子康乃尔等入队。华西协中在本校发展了陈志浪等十多人,并成立了由张文澄任中队长的华西协中民先中队。建国中学车崇英、余硕卿(张露萍烈士,1938年赴延安后入党)、王腾波等女生,华美女中(教会学校)学生甘佩文(甘露)、胡述英等八人也先后加入了成都民先队,成为救亡运动中的女先锋。

1937年5月7日,华美女中的美籍校长和训育主任秉承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旨意,强令开除带头从事救亡活动的甘佩文的学籍,并对其他参加救亡活动的民先队员进行迫害,不许出校门,不许会客,不准对外联系,甚至勒令她们期末转学。面对敌人的淫威,她们中没有一个人屈服。在她们被软禁期间,民先队派人秘密送去进步书刊,支持她们的正义斗争,在《新时代》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华美女中学校当局的反动行径。经过她们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有力支持,华美女中当局不得不取消禁令,收回成命。

这时,成都民先队队员已经发展到近百人,他们分布在各大、中学校,其中川大、省师、华西协中最多。为了斗争的需要和联络的方便,民先队建立了区队、分队和小队等基层组织,区队部委员会增添了康乃尔、彭文龙、蒋桂锐、张文澄为委员,扩大了队部领导机构。鉴于白色恐怖仍有发生,政治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为防止出现组织不纯的情况,成都民先队制订了积极而慎重的组织发展原则,加强了组织生活。规定:吸收队员必须严格按照队章规定的条件,由队员一人介绍,支队讨论通过,经上级组织批准。队部规定,各级组织每周须有一次组织生活会,由上级组织派人出席指导,其内容包括: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汇报、讨论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民先总部和成都民先队部编印的教育材料;学习民先队的纲领;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学习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西安事变、汪精卫回国、何应钦来川等进行讨论分析,以明辨是非,统一认识。

西安事变以后到1937年春天,成都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引导下,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加紧酝酿筹建各界救国会。成都民先队主动积极地投身到筹建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筹建起成都各界救国会的有成都学生联合会、业余知识社、成都记者救国会、成都文化合作会、省会西城区联保救国会、文艺家协会、剧人协会、民本生产合作社、大声周刊社、文化界救国会、三八读书会、汽车工人救国会、服装工人救国会、申之社、海燕社、国防文学座谈会、活路社等36个团体。其中有的是成都民先队的公开活动组织,如活路社;有的是以成都民先队为中坚的群众团体,如大声周刊社、学生救国联合会、申之社、业余知识社等;在国防文学座谈会、文化界联合会、三八读书会等社团中也有民先队员。

1937年3月14日,各界救国会在城北区的一个古庙“十方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有上述参加筹备的各团体的代表及其他各方面的爱国青年、爱国人士共数百人。韩天石、车耀先、侯方岳等先后发言。大会选出了20多人组成的执委会,执委会又推选出九人组成常委会。民先队领导成员韩天石、周海文、康乃尔和海燕社负责人侯方岳、蒋桂锐等被推选为常委会成员。

成都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在成都民先队的积极支持和协助下,迅速建立了各界救国会的基层组织。民先队以大学里的队员为骨干,以学联为基础,建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民先队员甘佩文和周源江以三八读书会为核心,团结部分职业妇女和女学生,建立了省妇女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民先队员熊复等参加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并同其中的共产党员陈克勤、陈言恩等负责宣传工作;民先队员刘万敏、王志明、祝康龙等发起建立了工人救国会;民先队员彭为果、彭为商两兄弟推动父亲彭劭农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建立了工商界救国会等。这些救国会组织,在成都各界救国会常委会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积极工作,为推动成都地区救亡运动作了应有的贡献。正是在各界救国会的发展、壮大中,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指导下,逐渐由小型分散活动发展到公开的大型集会。

1937年5月31日,成都各界救国会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各界群众纪念五卅惨案十二周年大会,大会由以民先队员为主体的学生救国联合会负责组织工作。学联主要负责人、民先队队委彭文龙担任了大会主席,他在代表各界救国会的讲话中,号召成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全力投入救亡洪流。各群众救亡团体代表也在会上踊跃发言。大会还邀请各方面知名人士参加,如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军政府都督、人称“五老七贤”之一的尹昌衡应邀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民先队组织了纠察队和交通队,保证了大会和游行的顺利进行。这次集会游行,声势较大,影响较广,教育鼓舞了群众。

成都民先队除了与本地各救亡组织团结合作开展活动外,还十分注意与外地进步社团的交往。它以成都学联的名义同北平、上海等地学联和全国学联建立了联系,经常交流斗争经验,传递各方面信息。在对外宣传方面,成都民先队也是做得比较好的。当时华西大学德语教授、捷克人魏路诗(Ruth Weiss)办了一个英文刊物《成都新闻》,民先队派邓照明、周曼如与之联系,提供了不少讲述成都学生运动及抗日救亡运动情祝的稿件,通过她的刊物向国外宣传成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斗争状况和实际情况,让外国人对当时成都的社会情况和现状有所了解。

1937年6月,民先队与海燕社合二为一。为什么合并,这要追溯到1937年4月,北平民先队员、四川籍学生肖玲(女),由北平民先队介绍,陪同北平学联代表杨克夫(杨蕴青,共产党员)等来成都。成都民先队以学联名义召开了全市大、中学生欢迎北平学联代表的大会。嗣后,海燕社也组织了欢迎会。北平学联代表在同民先队和海燕社的接触中,了解到民先和海燕社是以成都职业青年为主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的两大核心组织,建议两个组织合并,联合起来,统一工作步调,增强抗日力量。鉴于民先队和海燕社在学联及抗日救亡活动中已有了广泛的合作和配合,组织上也逐渐互相渗透,有的民先队员参加了海燕社,不少海燕社员又参加了民先队的情况,双方认为北平学联代表的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于是,民先队派出队委周海文同海燕社指导者饶孟文直接联系,商讨合并事宜。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合并,并决定采用在全国有影响的民先队作为合并后的组织名称。1937年6月,民先队和海燕社在成都市文庙后街桂花小学正式召开合并大会,会后选举出新的领导机构。其成员有韩天石、王广义、周海文、胡绩伟、涂万鹏、康乃尔、江牧岳、饶孟文、侯方岳、彭文龙、张文澄、肖玲等。海燕社、民先队合并后,进一步扩大了民先队的组织,在成份方面增加了工人、职员和店员,总人数发展到160多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成都民先队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更加积极地动员民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前,民先成都队队员陈伯林、共产党员陈克琴等,组织一批爱国学生成立了以演唱抗日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天明歌咏团”,轮流在每天拂晓走遍大街小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唤醒人们起来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亡的中华民族而斗争。9月,成都民先队建立了四人的党小组,成员是韩天石、王广义、陈毅乔、刘忠渊,这是成都民先队的领导核心。10月,成都民先队召开会员大会传达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彭真和北平民先队总部的指示,选举韩天石、周海文、胡绩伟等人为成都民先队新的领导成员,韩天石任队长。同月,蒋幕岳、胡绩伟、陈伯林等筹建了“星芒通讯社”,出版了《星芒》周刊,以宣传真理、追求进步、鼓吹抗战、唤醒民众为宗旨,以通俗易懂为特点,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劳苦大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后来,星芒通讯社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初,星芒通讯社内建立了党的支部,使其成为成都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重要抗日救亡群众团体。11月底,成都民先队又创办了《抗日先锋》作为机关刊物,在加强队员思想教育,宣传中共全面抗战路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国民党反动派强令解散,成都民先队也完全停止了活动。

成都民先队自1936年10月开始活动,到1938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十个月,此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重要时期。成都民先队从诞生之日起,始终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助手和联系群众纽带的作用,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民众,利用一切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深入城乡,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思想传播到民众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成都区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领导。

纵观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在这十年中的自身建设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历程,可以看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中共成都地方组织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精神,利用四川军阀混战而未及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实施大规模镇压的有利时机,加快自身的组织发展,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根据广大教师和学生、工人的要求,及时在城市开展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及反帝爱国运动,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取得的胜利是主要的。在这一时期的中期,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认识和充分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反而不顾客观条件,脱离实际,在工人群众中组织红军之友社、工人之友社,错误地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组织成都革命政府的计划,大量张贴红色标语,还进行“飞行集会”等盲目、冒险行动,使党团员和革命骨干暴露,遭受敌人的镇压,党的力量和革命运动损失严重,连中共成都市级组织及基层组织都连续被破坏而长期得不到恢复。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虽然中共市级组织还没有恢复和重建,但保存下来的党、团员和各地派到成都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利用四川军阀和蒋介石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把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发动工农民众开展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党的力量也在斗争中获得稳步发展,为中共成都市级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有力地说明,成都地区有着和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社会历史特点,革命面临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要战胜这样强大的敌人不可能一举成功,革命斗争的进程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同时也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方组织,一方面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必须要把上级指示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使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少走弯路,取得更大成效。

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在中共四川省委、川西特委等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成都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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