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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抗日救亡运动和农村的土地革命
2021-1-18 来源:本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期,统治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加紧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的镇压,加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使这一时期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机构和人员变动频繁,党的领导人被捕较多,当然整个组织被破坏。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除在城市领导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外,主要是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一、中共成华县委的恢复和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中共成都市级组织从1930年底中共成华县委的恢复到1935年春遭受严重破坏,经历了以下过程。

1930年11月,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束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各级党、团组织,在成都建立中共川西特委,领导川西各地党的工作,同时决定恢复中共成华县委和各区委。县委书记万进修,宣传沈文炳,组织不详。其下属组织有:中共成华东区委,书记罗世良(后邹风平接任);中共成华南区委,书记刘道生(后王用全接任);中共傅家坝区委,书记罗石精。1931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再次遭敌人破坏后从重庆迁到成都,遂撤销中共川西特委,中共成华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县委书记杨仁杰(曹勉之、覃文先后接任),组织曹免之(后罗石精接任),宣传曾子冀(后邹风平接任)。其下属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是:中共成华外东区委,书记先后为叶好向(叶德明、叶自荣)、邹风平;中共成华外南区委,书记先后为邓廷碧(邓可语、邓大汉)尚惠明、饶孟文(饶世俊);中共成华中区区委,书记先后为曾绍舟、马如龙;中共成华东二区委(成华东区委改建),书记先后为罗世良、鞠怀安。

1932年3月,中共成华县委员会改为中共成华区委员会(简称成华区委会),由省委兼,下设中区、东区、南区三个委员会,属省委直接领导。中共成华中区委书记马如龙(马如隆、冯伯廉、二马)。中共成华南区委书记先后为廖寒非(廖家珍、石了云、廖世荣、钟绍成、廖福源、景华、鲁栅)、刘道生、王波,领导的下属组织有:独轮车工厂党支部、牛骨工厂党支部、华西大学党支部、第二十四军校党支部、妇女党支部、生绉党支部、大中印刷厂党支部、第二十四军驻武侯某团各连党支部。中共成华东区委书记蒋昌俊、陈济民等,其下属组织有兵工厂党支部、东门外独轮车党支部、九眼桥茶专党支部、四川大学党支部、德弘校党支部等。中共中和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马如龙、杨嗣谦等,主要领导中兴场、中和场和高店子一带农村党的工作。

1933年初,恢复中共成华区(市)委员会,由省委领导。书记先后为廖寒非、覃文,组织廖寒非,宣传先后为李维章、覃道生(谭德政、穆生、覃胡子)。这时成华区委员会领导的东区党员人数已减少,并入城区共有八九十人(连省委工作人员共百余人)。城区有兵工厂党支部、长机厂党支部、学生党支部等,南区有兵工厂党支部、包车党支部、东外兵工厂党支部。

1933年4月10日,成都市清共委员会成立。5月,军阀刘湘攻占成都。7月,在成都设立“四川省督办署成都分署”。为避免敌人破坏党的组织,省委决定撤销统一的党团区委,设立东、南、北三个区委,属省委直接领导。中共成华东区委书记邓俊,中共成华南区委书记覃道生,中共成华北区委书记不详。

1933年9月,中共南区区委交通员郑万禄被捕叛变,出卖了与他接头的南区区委宣传委员林永贤。11月,林永贤牺牲在东校场。同月,郑万禄又带领特务在四圣祠街茶馆内,将正在筹建中的中共东区区委书记邓俊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南区区委书记覃道生逮捕,二人壮烈牺牲。

1933年10月,军阀刘湘在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20万兵力分六路向川陕苏区进攻。在他们“围剿”红军的同时,又利用叛徒、特务在城乡内外大搞“清乡”,更加疯狂地破坏成都地区的党组织。这时成都已无市委一级组织,区委直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区委遭破坏后,直属省委领导的东区3个支部,18人;南区6个支部,24人;北特支部5人。共计10个支部,有党员47人,团员30余人,但这些基层党组织的党团员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为坚持斗争和领导成华地区工作,1933年底,省委又决定恢复中共成华区(市)委员会,受省委直接领导。省委派骆德福(骆是愚)到成都任成华区(市)委书记,但工作尚未展开,即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4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再派俞进建立中共成华区委,并任书记。不久,俞进被捕叛变,致使区委全体成员和一些党员被捕,王柱臣继任书记。6至7月,先后被捕的有共青团成华区委书记杨世忠(后叛变),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共青团省委书记唐有德(王洪寻),共青团省委组织部长罗培华,共青团三台巡视员(曾任共青团成华区委委员)张安顺和中共成华区委书记王柱臣等。7月,中共四川省委派组织部长余若萍兼管成华区委工作,1935年4月,余出席中共召开的会议时在牛市口被捕后叛变。至此,成都各级党、团组织全被破坏。

1930年底至1935年春这五年,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期,在成都地区,除了中共成华区委领导的中共地方组织外,还存在过中共四川省委等领导的其他地方组织,主要的有:

中共彭仁华特别区委(特支):中共四川省委于1932年在成华东二区的基础上建立,区委机关设在仁寿县古佛洞,领导彭山、仁寿、华阳三县边区革命队伍斗争。1934年6月停止活动,同年9月建立特支,1935年特支结束。书记先后为童光敏(童希文、童学纯)、王柱臣、田伯隆、赵利群。

中共彭县特别支部委员会:1932年春,中共绵竹中心县委派人建立,书记李晓鱼。

中共什彭特别支部委员会:1933年11月建立,领导什邡、彭县、广汉党组织,1934年春结束,属中共绵安中心县委领导,书记骆德明(骆绮女、络时中)。

中共彭新汉特别支部委员会:1934春由什彭特支改建,同年8月结束,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书记骆德明。

中共彭什汉特别支部委员会:1934年8月建立,负责彭县、新都、广汉等县党的工作。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书记不清。

中共温江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先后为康明惠、李信孚。1931年1至4月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1931年5月至1935年7月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1935年7月遭破坏。

中共邛崃特别支部委员会:1931年1至4月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5月至同年冬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书记周寒森。1931年冬结束。

中共邛大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邛大县委员会:1932年建特支,1933年改为县委(亦称邛大蒲县委),主要领导邛崃、大邑、蒲江等县党组织,1932年春至10月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1933年10月至1935年1月属中共邛大特别区委领导。书记先后为宋其康(宋裕)、王明安、朱建文(侯伯英、侯剑秋、王洲、侯登仁)、曾海云(张守悟恒),代理书记余宏文(余伯峦)。1935年1月被破坏。

中共上川南特别支部委员会:1933年6月建立,1933年10月29日邛大特别区委建立时结束,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书记余宏文。

中共邛大特区委员会:1933年10月建立,1935年1月结束,书记余宏文。

中共崇州第一支部、第二支部:中共川南特委1934年春派共产党员孟鹤松、严景鸿、老张到驻崇庆怀远镇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路第五团组织起义,秘密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支部。第一支部书记孟鹤松,第二支部书记李杰。

另外,红军长征途经成都地区时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主要有1935年10月至1936年2月,红军在转战成都地区时在邛崃县境建立的两个地方党组织,均属红四方面军组建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一个是中共双塔区委,书记薛正祥;一个是中共太和区委,负责人欧阳丙。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正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大军猖狂“围剿”中央红军和各个革命根据地,四川军阀为争夺四川统治权全力进行混战的时候,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侵略军——关东军制造借口,突然袭击沈阳中国驻军,十几万东北军在蒋介石“绝不抵抗”的命令下后撤,日军在短短4个月内侵占东北全境,百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大好河山,转眼沦落为日本的占领地。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并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增强,国内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全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迅速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强烈地震动了成都民众。成都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先后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斗争的高潮。

1931年9月25日,“成都市民反日会”成立。成都市民反日会成立后,即积极参加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大会”组织的各项抗日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日宣传、请愿、游行等。29日,全市工、农、商、学、兵各界300多个团体,共数万人举行反日游行大会,并制定标语口号及宣传大纲,组织宣传队,通告农民罢耕,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士兵罢操,停止一切宴会娱乐,全市下半旗致哀。30日,成都市60余工、农团体通电全国,主张对日宣战,并拟联合其他民众团体一致讨日。从9月底到10月上旬,“成都市工人反日团”、“成都市印刷工人反日团”、“劳工讨日义勇军”等各抗日团体相继成立,广泛进行反日宣传,积极筹备参加预定的双十节全省反日示威大会。10月10日,成都各界及工人数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反日救国大会,发表反日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同上海人民一道奋起抗战,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成都人民迅速呼应,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参加者十分广泛,有共产党人、国民党军政界及工商界和广大学生、市民等。农属培根工会和外东兵工厂、拱背桥兵工厂、外南二十四军兵工厂等工人都先后组织起讨日义勇军或反日义勇队。第二十四军修械所工人以“国家危急,人人有武装之必要”,要求刘文辉军长发给枪支,在每日工作之余进行军事训练2小时,为抗击日军做准备。与此同时,成都商会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励行团,召开对日经济绝交大会。从九一八至“一·二八”以后,成都先后成立了“四川抗日救国大会”、“抗日义勇军省总监部”、“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国民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促成会”,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大刀队,以及各种“反日会”、“反日团”、“抗宣队”、“对日经济绝交大会”、“经济绝交厉行团”、“肃清仇货委员会”等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组织。

1931年11月,东北黑龙江省著名将领马占山没有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率领驻军与日本侵略军激战,轰动全国。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成都开展了一系列声援活动。首先是成都各界民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1932年2月20日,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了约万人的盛大欢送会。敢死队出川,从成都经简阳、遂宁、合川、重庆、万县,再经汉口、南京赴上海前线,沿途受到广大民众的欢送。途中,“敢死队”广为宣传抗日,遍贴抗日标语,高呼口号,发表讲演,控诉日寇侵略我国的罪行和野心,揭露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软弱无能及军阀袖手旁观、自固势力的危急局势,呼吁各界同胞团结一致奋勇抗日,在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3月7日,四川省抗日救国大会在成都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有各界百余团体参加,游行群众达8万余人,工农商学界强烈要求川军出川抗日。在反日高潮中,中共四川省委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工人,指导工人运动,1932年春创办了刊物《工人之路》周刊。《工人之路》第一期便刊出了一篇《工人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寇》的文章,号召“我们要解除痛苦,我们要生存在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里面,我们必须打倒榨取工人血汗的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政府。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办法,便是在反日运动中,工人立刻自动武装起来,组织反日义勇军……只有这样干,才能推广反日运动,夺得反日最后胜利……”当时就有外南兵工厂部分工人自动组织起一小队工人义勇军,决心愿当反日前锋。生绉工人的加薪斗争胜利后,成立了反日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此时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四川军阀也还在继续混乱,这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因此,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在领导民众的抗日救亡斗争的同时,又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1932年初,马路总局加派外南长途黄包车工人的马路捐和牌子捐。外南长途包车工人自马路总局抽取过道捐(每辆车每月5角)以来,就酝酿着强烈的不满情结,这接踵而来的重捐,一下点燃了包车工人的反抗怒火。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全南路700多包车工人立即组织了包车工友互助会,推代表与马路总局交涉,坚决反对加收马路捐和牌子捐。马路总局对工人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扣留了工人代表。工人们立即集合起来,一齐到二十四军军部去示威请愿,马路总局慑于工人团结的力量,被迫释放了被扣工人代表,又以“年假不征”来缓和工人斗争情绪,工人们没有受骗上当,继续斗争。马路总局见各种伎俩都不奏效,就请二十四军实行武力仲裁。农历正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四军出面召开有马路总局、黄色工会、工商联合会等代表参加的仲裁会,却把包车工友互助会排斥在会议之外,作出了损害包车工人利益的决议。工人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反复长达一个多月,马路总局才被迫让步减半征收。

同年2月下旬,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外东、外南、石羊场、簇桥的生绉工人,团结一致进行了一次加薪斗争。当时因物价飞涨,城内所有的生绉帮工友都先后加了工资,而城外的工友却被厂方隐瞒着一直未给加薪。他们得到消息后,非常气愤,加之这几个厂的厂方和工贼组织黄色工会,强迫工人一律入会,要每人出两枚铜元为会费,这就如火上浇油,促成斗争的爆发。各厂工人选出的代表经过协商,提出共同的斗争要求:1.不但增加工资,而且工资要按银价米价的涨落计算;2.改善日常的伙食,过去的伙食每日都是三样陈菜,现在应取消两样陈菜,换上两样新鲜莱;3.各工作场的床铺帐被,好的坏的全不统一,现在应马上换成统一的;4.今后厂方应保护失业的工友,如发现有失业的工友,厂方应马上设法给工做。这四条要求定出后,工人们一致起来响应;根据各厂的具体情况,采用了不同的斗争方式。簇桥工人三次集合包围帮董,向老板示威,并在斗争中揭露工商联合会的欺骗,最后达到了增资的大部分要求。石羊场有生绉工300余人,省工会在这里发展了几十个会员,派来一名代表,专门抽会费,巴结老板,工人们甚觉讨厌。此次工人要求加薪,就要他们出面领导。省工会代表说这是工人整他们的冤枉,骂工人“多事”并阻挡工人斗争。工人们认清了工贼的真面目,把省工会的牌子取下来丢进厕所,不准省工会再到石羊场活动,几十个省工会的会员也全部宣布退出。工人们直接向老板进行交涉,结果加薪条件完全实现,照原工资增加二分之一到十分之九。工人在取得胜利后立即着手筹组自己的工会。东门外是生绉工人最多的地方,亦是老板剥削压迫最厉害的地方。老板罗金廷诡计多端,组织工商联合会来束缚限制工人,但他看到城外生绉工人的联合行动,加薪斗争浪潮汹涌,知道不加一点不行,也于3月1日答应给工人加薪。南门外其他生绉工人也成功地获得了加薪。

1932年1月,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外南牛骨帮工人开展了增资罢工斗争。南门外牛骨工人有100余人,分捶大骨、小骨、熬油、挑运四个工种。工人们捶骨头渣子,捶一斤四十个钱,老板拿去卖一吊多钱一斤。工人工资很少,生活昂贵,难以度日。于是全体工人团结起来斗争,经反复谈判,老板答应渣子加成六十个钱一斤,捶大骨的二吊四百钱一天,炼油的三吊一天,从3月实行。工人们认为未达到要求,3月8日晚,工人们在大茶铺集合,讨论提出六个条件:1.工资要加到八十个钱一斤,大骨头、炼油的照四十斤算;2.工资随米价折算;3.限制招收徒弟,三年一个;4.不得限制工作,反对一天要做够60斤;5.不准开除工友;6.徒弟取消十斤公口,每天只与他白做15斤。3月9日午前,全体工人在大树亭集齐,与领导者一同去见会厂主,叫他当众答复条件。厂主只答应炼油的加成三吊六,从1月算起。由于领导者胆小怕事,一些工友在罢工两天后生活亦出现困难,因而在取得部分胜利后议决复了工。

1932年3月24日,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外南机械厂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军警压迫、侮辱工人。当时因有几个工人上晚工时忘带出入证,厂门口的稽查就指使守厂卫兵将这几个工人痛打一顿,并罚跪在厂门前路上示众,激起全厂工友的极大愤慨,当晚即一致罢工。工人们在厂内平坝上集齐,同声高呼要厂方惩办稽查处和肇事卫兵。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斗争,由厂内工程师出面劝解,答应在次日办理此事,工人们始行散出厂外。25日清晨七点钟,全厂工友齐集厂门口不进去,厂内职员出来数次交涉,均被工人骂回或打跑。后工程师王仲槐出来劝解,答应把问题解决好,要工人先进厂再谈。却不知工人被哄进厂后,厂方就翻了脸,扬言要开除闹事工人,工人们才知上当。事后又经过进一步发动,工人们又在厂外实行了罢工,并印发了许多油印传单,提出处罚肇事卫兵、事后不得借故开除工友、士兵不得干涉工人行动等三个条件。并号召工友团结起来,直接找厂总办交涉,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最后工厂不得不做出了让步。

统治成都的军阀,面对工人此起彼伏的斗争,甚感惊恐。他们以扰乱治安为名抓捕和惩办罢工工人。1932年5月,长机帮工人陈朝富、王清泉、李海清等以带头罢工“罪名”被逮捕,并以妨碍秩序罪判处徒刑。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亦气势汹汹地下令称:“近查本市各业工人,每因加薪问题,不由劳资协议,即擅行强迫罢工,并酿出种种非法行为,扰乱治安,良非浅鲜。昨特下喻各业工人,以后如要求主方加薪,须先具呈到局,酌情议增,倘强迫罢工结队滋事,无论是否主动,概照暴徒判罪,决不宽容。”但是,成都广大工人并没有畏惧,而是坚持进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伙食、改进工作条件和救济失业等等的斗争。1932年5月到年底,仅披露报端和有史料可查的即有印刷、造币、铁器、屠宰等20个工厂和行业的工人进行了争取改善待遇、反对无故开除工人的斗争。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蜀锦工人,在军阀的残酷统治和老板的压榨下,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他们在中共长机支部的发动和领导下,每年都有大的行动。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剧,整个蜀锦业很不景气,大批作坊关闭,工人失业。这又给工人的斗争增加很多困难。早在1929年八九月间,蜀锦工人即开展过增资斗争,取得增加工价30%至50%的胜利。1930年1月,蜀锦工人又以生活昂贵要求增资,厂方推诿未予解决。到1931年9月初,成都因粮荒米价暴涨,工人生活艰难,要求增加工资,而厂方却反以“米价过高,亏折甚巨”,拒绝增加工价。工人们忍无可忍,遂于9日纷纷罢工。这下才惊动了资方,他们一方面声称工人有不良分子煽动,要求当局查办,禁止罢工,以除后患;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同意增加工资,织工工资每尺增加100文至180文,挽工、料工也照比例增加了工资。1932年4月,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又领导蜀锦工人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增资斗争。当时成都生产低落,百物倍涨,工商失业,经济恐惶,几于不可收拾。4月下旬,工人们组织了“成华长机帮全体工人加薪委员会”,并于4月28日致函资方要求增加工资,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一律罢工。资方却仍用拖延、威胁来对付。5月1日,工人们在加薪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了全行业大罢工,参加者达数千人。5月3日,加薪委员会针对资方的破坏,发出《告工友书》,明确提出:(一)长机工友团结起来;(二)要求立即增加工资十分之六;(三)改良待遇每日三餐饭;(四)请求各界工友援助;(五)反对逮捕、压迫工友;(六)反对一切改良欺骗;(七)破坏罢工的就是工贼;(八)力争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这时资方亦开会商量对策,诬蔑此次罢工全系少数工人怂恿而起,显系蓄意煽动工潮,别有用心,工资已于去年增加过,不能再增,并即报告当局要求镇压。5月5日,资方以协商为名要求工人派代表到春熙路重光茶楼谈判,暗地却勾结军警逮捕了前去谈判的工人代表陈朝富、易栋梁两人。愤怒的工人在加薪委员会的领导下召开大会,散发传单,发出通电,不断揭露老板和工贼破坏罢工的阴谋,驳斥资方的种种诬蔑,阐明罢工的理由,呼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加薪委员会的再告工友书写道:“我们的要求增加工资十分之六,添夜饭一顿,本是微薄得很了,哪有丝毫过分!我们整天劳动,所得的代价是什么,不过是咸菜饭两顿,工钱两三吊(还有一吊几的),在这米卖五千几一升,柴卖二百几一斤的生活环境下,除了夜饭、洗衣而外,那还有钱供养父母妻室儿女”。虽然这些活动亦招致了反动当局的进一步镇压,工人李海清等又遭逮捕,但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罢工工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月底,逼使当局只得出面解决。5月31日,社会局召集工、商双方代表调解,决定织工工资每尺增加100文至180文,接头增加3000文,合计每万头为1.2万文,牵经工、料工亦参照增加。坚持一个多月的增资罢工斗争,终于获得了基本胜利。

成都印刷工人是一支较有文化的工人队伍,对于时事政治问题,比起其他行业工人也就更关心一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印刷工人群众反日情绪积极高涨。球新印刷厂排字工人姜汝炽、何幼安首先发起组织“球新印刷工人反日团”开展宣传活动。接着大中、维新等十多个印刷厂也相继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0月初建立了“成都市印刷工人反日团”,领导全市印刷业工人进行反日爱国活动。当时在印刷业中,地下党团的力量较强,他们尽力动员工人参加反日团的活动,大中印刷厂更出版了《印刷厂工人反日刊》,宣传共产党的反日主张。12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蓉字第十一号通告,提出了一些“左”倾错误口号,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开展年关斗争,走上拥苏拥红道路。号召在城市要领导工人、店员示威请愿,包围政府机关,要求增加工资、年关分红、发清欠晌,反对开除、解雇;提出尽可能动员群众举行各种公开的大会和飞行集会,领导可能的总同盟罢工等。在这种错误决定的指导下,球新印刷厂中文排字课全体学徒在共青团支部领导下,于1932年1月发动了年关斗争,向资方提出:“1.发清十一、十二两月欠薪;2.三年级学生每月照付二元四角;3.学生功课一律三万;4.检字还字工资照给;5.夜工双倍;6.不得借故开除工人”等六项要求。学工们两次包围柜房,在资方已答应了四项条件并于第二天发了欠薪后仍继续坚持斗争。同年5月9日,国民党改组派在少城公园召开市民反日大会,印刷工人反日团以“欺骗群众”为由冲击大会,并跳上讲台夺取话筒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当场即遭到军警镇压,工人们被冲散。当时党组织还要经常组织“飞行集会”,发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之类的演讲,甚至在街上行人背上贴(有时也在自己背上贴)内容极左的标语,这样既暴露了自己,又脱离了群众,让敌人更加加紧了镇压。

1932年,军阀在成都进行巷战后,各业萧条,许多工人生活困难,成都印刷工人处境更为艰难,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处于地下的党组织也需要有公开合法的组织来团结教育广大工人群众。球新印刷厂共青团支部书记祝康玉(后改名郑子芳)利用工人中旧的行会习惯,首先发起组织“茶会”,每周在春熙路“陆羽茶楼”聚会几次。以后另一些厂的“茶会”也相继建立。他和印刷工人、团支部宣传委员王志明,积极分子王光玉等,利用这种形式向群众宣传,讲明工人要组织起来的道理,唤醒工人群众的觉悟。11月,组织了印刷工人失业团,在商业场宜春茶社楼上设立了登记处,向资方开展复职斗争,向当局发动请愿,虽然未得到解决,但却团结教育了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工人要求成立印刷排字工会,于是在茶会的基础上,由各印刷厂推选代表进行组织工会的筹备工作。1933年7月,相继成立了成都印刷铸字、排字、铅机、石印制版等工会组织。在印刷排字业工会成立会上,选举了吴绍湘为理事长,祝康玉为副理事长(1934年底改选时被选为理事长)。排字工会的成立,是经过省工会头头马云衢立案,国民党省党部批准的,还颁发了证书,成为合法的工会组织。印刷四业工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工友联合会,动员不分彼此,尽量扶助,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1935年春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后,强令成都各报刊登中央社电讯稿,这就增加了排字、印刷的工作量,从白班到夜班连续站十几个小时,引起工人强烈反对。为了改善劳动条件,由工会出面组织,经过反复酝酿,选择了蒋介石即将来蓉这一时机,发出罢工宣言。由于事前工会向省工会打过报告,有理有节,迫使国民党省党部和厂方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大报纸一张增加四人,两张的增加八人,这样每人一周可以休息两天,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同时又解决了几十个工人的就业问题。但后来由于敌人的进一步镇压,共青团市委领导朱泽等被捕,祝康玉、王志明等团的组织关系中断,资方也借故解雇了祝康玉等一批工人。以上的工人运动,按当时省委的指示,分别在各厂、各工会党组织中展开。党组织向成都市人民发出的“反失业、反战争、反饥饿”的斗争号召,组织的各行各业的宣传队,到街上公开进行反对军阀混乱,反对饥饿的演讲,呼吁组织反战大同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等都深入人心,得到了各界人民群众的拥护。到红军入川,四川军阀混战停止,转向一致对付红军后,成都的党组织又有了大的发展。

三、抗捐军的革命斗争

为了继续领导邛崃县、大邑县一带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中共四川省委于1932年春派共产党员宋其康到邛崃建立了中共邛(崃)大(邑)特别支部(1933年夏改为县委,亦称中共邛大蒲县委),以加强对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邛、大、蒲县委在省委的指导下,卓有成效地领导群众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西征入川,经过陕南,越大巴山,翻秦岭,进入四川境内解放了通南巴。次年2月,在通江县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川陕苏区(亦称通南巴苏区)。为了配合通南巴苏区的巩固,打乱军阀们的防御部署,中共邛大蒲县委遵照省委的指示,决定组建抗捐军,发动武装起义。

为了起义成功,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一,邛大蒲县委以“抗捐大同盟”的名义广发宣言、通电、公函、布告以及“抗捐大同盟斗争纲领”和“告各县人民书”,还专门办了《翻身报》进行抗捐宣传,为起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第二,中共邛大蒲县委派出党员干部,深入城乡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赤卫队、儿童团和苏维埃之友社等群众组织,还对当地的土匪绿林部队做了争取工作,为起义做了组织上的准备。第三,通过自制土枪土炮、购买一些新式步枪和采取起义人员自带武器的办法解决了枪支弹药问题。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秘密地组织了上川南抗捐军。上川南抗捐军设总司令部,总司令部下辖两个路司令部,路司令部下辖几个大队,共计500余人。

1933年6月26日,上川南抗捐军在邛崃南路王店乡举起了义旗,宣布了武装起义,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上川南抗捐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孟光远任总司令,余宏文任政委(7月到任)。群众大会上宣读了总司令部的两大布告,活捉公审了当地的恶霸,并将其中罪大恶极的现任团总予以处决。抗捐军为民除害的行为,受到群众的赞扬,抗捐军的义旗犹如黑夜的火炬,为穷人照亮了求生的道路,不少人当场就要求参加抗捐军。

抗捐军的起义,使敌人十分恐慌,他们对抗捐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和“围剿”。抗捐军在王店先后击溃了从夹关区和邛崃县扑来的团防队和伪军。随后抗捐军又主动出击,兵分五路攻打夹关。1933年农历五月初十凌晨占领夹关。当天下午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捐军“废除苛捐杂税,惩办土豪劣绅”的宗旨。当场处决了团总、恶霸、土豪和县府的提款委员共四人。夹关南北两岸群众拍手称快,纷纷要求参加抗捐军,队伍一下壮大到600多人。

抗捐军占领夹关不几天,敌人分几路围攻夹关。由于敌强我弱,抗捐军决定分兵突围,到洪雅、名山、蒲江等县交界处的总岗山会师。经过浴血奋战,1933年农历八月中旬,抗捐军一路、二路在车岭镇会师,后又主动撤出车岭镇,于同年八月下旬,将部队逐步转移到了总岗山。这时,队伍已发展到了1000多人。

抗捐军进驻总岗山后,由于条件艰苦、纪律严明,还要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和随时准备打仗,使原来怀着不同目的参加革命的各种人产生动摇。原是绿林好汉的人受不了革命纪律的约束,想升官发财的人也决定另谋出路,就是为吃饭活命而来的人也不愿过这种艰苦的生活,这些人纷纷要求离开队伍。总司令部为了使基本队伍不受影响,同意他们离去。剩下的抗捐军队伍为了避开敌人的进攻,也撤离了总岗山,回名山县的黑竹关、廖场,邛崃县的夹关、王店等乡镇,及大邑县的灌口、王泗等乡镇地带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由于抗捐军内部的分化,艰苦的游击转战,使队伍人员锐减,加之1933年农历十月初十抗捐军又中敌人奸计,最后只剩下20多个人。面对这种情况,抗捐军决定将枪弹暂时藏起来,将人员进行了分散安置。

1933年冬月下旬,根据省委指示,这20多个同志又在王泗重新组织红军游击队(对外仍称上川南抗捐军)开展斗争。中共邛大党组织于1934年7月,在邛崃石头乡的蒋山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辖区为邛崃市现在的石头、临济、道佐、银杏、太和、天台、高何、火井、油榨、南宝、夹关等11个乡镇及蒲江县的甘溪、大塘的各一部分和名山县的廖场、中锋各一部分,幅员纵横70余里。

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甫臣。还设有文书、妇女、武装、土地,粮食等委员。

邛大特区的党组织为“中共邛大特区委员会”,下辖邛崃、蒲江、大邑和相邻的名山、丹棱、洪雅、崇庆等县的一些党组织。书记会宏文、军事委员侯伯英,组织委员闵一涵,宣传委员何曼修。还有妇女、儿童、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在特区内本着土地改革的精神,开展划阶级成分,带领群众追缴契约、债券,惩办豪绅地主。在特区外实行“不向地主交一粒租粮,不向国民党军阀政府交一文捐税”政策。使国民党军阀极度恐慌,从1934年冬起,先后出动15个县的驻军与团防队,轮番向邛大特区进行“围剿”,地主豪绅“还乡团”乘机报复。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和特区政府带领群众进行坚决反击。1935年春,特区政府和游击大队的领导及红军派在游击大队的干部安旭之等相继实被捕牺牲后,红军游击大队根据党的指示和部署实行隐蔽。  

1934年初秋,根据省委指示,为配合红军长征,将上川南抗捐军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下辖七个中队和一个别动队,共800多人,各队划分了主要活动地区。省委又于1934年农历八月派人来加强了领导,成立了游击区区委。

抗捐军部队经过加强领导,整编扩大后,指战员们士气大振,对游击区内的土豪劣绅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尤其是1934年秋至1935年冬这一时期,游击区内地主跑了,农民不交租不缴税,还乡团也不敢轻易进入,人民群众无不扬眉吐气。对此,反动军阀却非常恐慌,1934年秋至1935年冬就出动了15个县的驻军与团队进行“围剿”,都遭到游击队有力的还击和抵抗。

1935年初冬,四川军阀政府为了阻止红四方面军东进,破坏邛大蒲地区党组织和“围剿”红军游击队,成立了四川“剿匪”总部,刘湘自任总司令,并在邛崃设“剿匪总部邛崃行营”。但红四方面军仍于1935年农历十月十一日分三路进入邛崃县境。反动派慌了手脚,向邛大蒲集结的军阀部队越来越多,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州、唐式遵、潘文华、范绍增、王缵绪、孙震、杨森等部的人员。尾随其后进行监督的是蒋介石嫡系薛岳部。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参谋长贺国光亦赶到邛崃巡视。在重兵压境的恶劣环境下,当年被赶出游击区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趁势组成还乡团杀了回来,对抗捐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反攻倒算。内部不坚定分子和原来从绿林中争取过来的不纯分子,也投敌叛变,帮着敌人清剿屠杀抗捐军。在敌人的“清剿”进犯下,邛大蒲县委机关和游击队总司令部均被破坏。1935年农历冬月,由于叛徒出卖,党和游击队领导人先后被捕,英勇就义。邛大蒲地区的抗捐军斗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

抗捐军这支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武装,自1932年至1934年,由宣传组织队伍到占领王店夹关,上总岗山突围,向大邑县发展新区,以后又回到王店,建立苏维埃政权,设立总司令部,涉及成都附近10多个县,配合了红军长征,为我党领导四川农民公开武装抗捐,以及游击战争,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既基本达到扰乱敌人后方,牵制部分兵力,一定程度上打乱军阀部队围攻川陕苏区的部署,支持配合川北红军作战的预定目的,又开辟了以邛(崃)蒲(江)名(山)三县交界为中心,纵横邛(崃)、蒲(江)、名(山)、丹(棱)、芦(山)、大(邑)、崇(庆)等县山丘地区广阔的红色区域,有效地打击了军阀政府的封建统治。直到1935年1月领导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时为止,它为成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将永远铭刻史册。

四、红军长征在邛崃的革命活动

1935年6月,长征中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随后,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则坚持使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地区,并于9月15日和17日,相继发出《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继“绥崇丹懋战役”之后,接着发动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红军到邛崃,就是为了实施这个战役的局部计划。

1935年10月,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的南下红军,以其凌厉的攻势,在连克宝兴县、天全县、芦山县等处守敌后,控制了邛崃山脉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形成直捣成都的战略态势。接着,神速挥师向名山县、邛崃地区进击。以期相机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西南的三角地带。

刘湘唯恐川西有失,成都难保。急调其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增、李家钰等部,星夜赶赴名山和邛崃,连同原来的守敌,拼凑80余团,约20余万兵力,沿名山县以东和邛崃县南之太和场、夹关,邛崃县西之木梯垴、安家坡,到芦山县、天全县一线纵深配置。随后,北线守敌邓锡侯部又从横山岗、大川、太平等处撤至大邑县境内篼坝河,南线守敌潘文华部则从名山县退至蒲江县大塘铺一带,以期扼阻南下红军。刘湘不仅将“剿总”行营移设邛崃县,而且在邛崃县的平落修“竹城”,作为他的前线指挥所。而蒋介石的嫡系薜岳部则受命前线督战。

11月6日开始,向名山县、邛崃县地区进击的南下红军第四军、三十军、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九军第二十五师等部,分别以德城、永炎、漳树、拔起、提高、抽权、崇安、道州、经理、抗义、西山、丁乙等政治部代号,兵分三路,在11月18日前,相继进驻邛崃县境内。

一路红军从芦山大川出发,顺小河子前进,过玉溪河上游,翻南宝山,一举突破敌军设在安家坡、瓦厂岗、冷浸沟、木梯垴等处的封锁。红九军军直第76团、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等部,于11月6日,陆续进入邛西的火井南宝(6日)、油榨(6日)、水口(13日)等乡境内。其先头部队中的一部分,直抵邛崃城西外三公里处的白鹤山。

另一路红军,分别从宝兴县和芦山县的太平场出发,翻越邛崃县、芦山县交界的镇西山,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八团及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等部,于11月6日,相继进入邛崃县西部的高兴(6日)、沙坝、何家(6日)、火井(6日)等乡境内。12日,以当地群众为向导,穿隐蔽的丛林小道,抄捷径向天车坡守敌突发猛攻,一举歼灭李家钰部戴松如团驻守天车坡的一个营,又乘胜击溃戴团驻守三角堰的另一个预备营,戴慌不择路,率残部向南溃逃。

再一路红军,从雅安五家口入邛崃境。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四团等部,于11月12日翻邛崃县、雅安县交界的石嘏子山进入邛崃县南部的太和乡,是夜突袭邛南夹关,一举击溃夹关守敌李克元团。13日拂晓,王树声(前敌副总指挥)集中红军中纵队及右纵队四军,共15个团的兵力,向邛崃县南边的太和场和与之相邻的名山县朱家场守敌发起猛攻,在溃敌吴长林等两个团后,一路(红三十军一部)乘胜追至夹关王店左侧,遇敌增援的刘乃铸部阻击,回师夹关,又继续南进;一路(红九军第二十七师)沿名山县、邛崃县大道进击,连破敌堡200多个,随即进占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一路(红三十军一部)进击道佐(13日),相继进占道佐、三角埝等地,又继续南进。到17日,主力向名山县百丈左右靠近。红三十军第九十三师反攻名山县,红三十二军则向名(山)洪(雅)大道突击,以吸引邛崃方向的援敌出动。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红军进攻,百丈决战的战幕由此拉开。历时七天七夜的百丈决战,红军有的部队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咬手雷拉火索,与步步进逼的敌人同归于尽。敌我双方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红军以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毙伤敌军1.5万余人。战后,转入战略防御的红军,于是月下旬移师北起九顶山、经天台山、五家口,迄名山县西北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在这一带与敌军相峙。

进入邛崃县境内的红军,在与敌军作战的同时,还派出人员发动与领导邛崃西、南部二路山群众,开展建立苏维埃政府、组建群众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队伍等一系列地方工作。

红军进入邛崃境内,就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和群众武装。派出了宣传队,在要道、桥梁、山岩、石壁,以及街面、村寨的墙壁上,刷写与镌刻标语,张贴油印传单与革命口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宣传妇女解放,宣传抗日救国以及瓦解敌军和号召人民参加红军等。红军以其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伤害穷苦百姓的言行,与过去在这里驻扎过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红军的宣传与风范,使当地群众倍感亲切,加上这一带,有中共党的地方组织活动,有党的群众工作基础,党秘密成立过“农协”等群众组织,领导过武装抗捐斗争,有党员、游击队员、农民积极分子隐蔽待机的革命环境。当地群众在红军的宣传下便很快发动起来,投入到红军领导开展的宣传、组织、建政、支前、实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队伍中去了。

红军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原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辖域,很快建立了两个区苏维埃政府和九个乡苏维埃政府及群众武装。

石塔区苏维埃政府治地设在高何镇石镇石塔寺内,上属当时芦山县境内的太平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靖口、石塔、沙坝、何家、火井、油榨六个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杨贵堂。设有土地、粮食、组织、秘书、劳工、工会、交通、少工等委员。区委书记薛正祥(红军),区委妇女书记吕明珍(红军)、区委游击队指导员柳义文(红军)。

太和区苏维埃政府治地设在太和场上彭笏臣家,上属当时芦山县境内太平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辖太和、三角埝、(今天台)两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陈小斋,土地委员刘正伦。太和区委由红军干部欧阳负责。

南宝乡苏维埃政府治地设在南宝乡小葫椒村,上属芦山境内太平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尹惠成,副主席张洪发,委员朱吉士、朱祥云、殷家成、尹怀山、杨忠诚等。

红军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在各乡组建赤卫军、红军游击队独立营,当时参加武装组织的人有1000多人。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开展了惩治土豪劣绅、分田分地、没收浮财、筹粮支前、扩大红军等工作。分田分地达20多个村,筹粮支前各乡在万公斤以上,参加红军的1000多人,今查明姓名地址的有963人。因红军战略转移,驻邛红军于1936年2月25日起陆续撤离邛崃境,留下的红军和苏维埃干部领导群众继续坚持斗争。

红军在领导穷苦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参照川陕省委《川陕苏区指挥部条例(草案)》,帮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群众武装。在邛崃境内,区、乡苏维埃武装组织的名称,与通南巴苏区赤卫队和游击队的分类有所不同。有的称红军游击队,有的又称独立营。这些群众武装。虽然都不脱产,但其任务都是维护社会治安、惩治豪绅恶霸土匪、积极参加与保护支前群众队伍的安全,以及配合红军作战等等。在邛崃西南二路领导群众共组建了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红军游击队六个营(队)、26个连(中队),共1260余人。

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工农政权、组建群众武装的同时,有的还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儿童团(有的又称童子团)、妇女委员会等群众组织。

惩办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邛崃县村、乡、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即带领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首先,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对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与人民为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采取坚决镇压打击的政策,查封与没收恶霸豪绅的财产,称之为“打土豪”,邛崃称为“打粮户”或“打绅粮”。这些查封没收的财产,一部分作为军需支前,绝大部分则由各乡苏维埃政府分配给穷苦农民群众。这种做法既是当时解决入境红军部队给养的好办法,也是刚建立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既是发动群众的有效办法,也是土地革命必须进行的第一步工作。

土地革命最主要、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分田分地。首先成立有乡苏、村苏土地委员组成的土地委员会,召集各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一道,组成全乡的分田分地的领导机构,即土地分配委员会。各村苏维埃土地分配委员会和农民代表,在乡苏维埃土地分配委员会的带领下,先划分阶级成分,然后进行土地的查评与土地的分配工作。在邛崃县境内的两个区苏维埃、九个乡苏维埃、几十个村苏维埃政权中,先后共有20个村开展过分田分地工作。

中共邛崃地方组织领导当地群众,对南下红军给予了大力支援。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群众与红军形成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广大群众将自己的命运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处处以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利益为重,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开展的各项工作无不积极支持和配合。1936年初,各乡苏维埃政府“扩红”工作的消息一传出,不少青壮年农民自发争先恐后去报名,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姐送弟,父子同报名,弟兄、姐弟同参军的场面。据不完全统计,邛崃当年随红军北上的就有1000多人(今查到姓名、住址的就有963人),他们当中既有各级苏维埃干部和群众武装的成员,也有前期参加过武装抗捐斗争的队员,而更多的则是一般的农民群众。邛崃地区的党组织还动员和组织群众,为红军运送伤员,送粮食等作战物资,为红军做向导、侦察敌情、传送情报等,尤其是慷慨地支援了红军大批粮食。邛崃地区人民为红军做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邛崃地区的红军,在邛崃境内活动了112天,于1936年2月25日,因战略转移全部撤出邛崃。红军撤离邛崃后,先前外逃的豪绅、地主、恶霸,纠集一批人枪,扯起“铲共义勇军”、“剿共义勇队”、“名雅邛山防队”等各种旗号,又卷土重来,恢复血腥的反动统治。凡苏维埃干部及其家属、红军游击队或红军北上人员的亲属、红军撤离时留在邛崃境内的红军干部,以及红军在邛时的农民积极分子等,不少都死在“还乡团”的屠刀之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邛崃有过两次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这是成都地方党组织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立与建设方面的尝试,它英勇地反击了敌人的屠杀,动摇了反动政权,在四川的土地上播下了红色的火种,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地区书写了一首悲壮激烈的战斗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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