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www.zgcdds.cn
今天是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首页 > 蓉城党史  
贯彻八七会议和六大精神, 坚持革命斗争
2021-1-18 来源:本站

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成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主要是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和六大精神,坚持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先后开展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择师运动、改善工人待遇的斗争。在农村,主要是在邛崃,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了反预征粮的斗争,还发动了广汉起义。

一、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二一六”惨案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成都地区中共组织一时尚未遭受太大的破坏。在中共成都特支和后来建立的中共成都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些进步社团,并继续领导成都地区人民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党在四川省立师范学校开办了工人夜校补习学校,建立了“省一师校工会”和“附小教职员联合会”;成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以党、团员为骨干,先后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导社、共进社、锐社、石犀社、赤峰社、潮鸣社、嘤嘤社等,当时被称为八大赤色团体,在成都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党还领导了少年俱乐部,这些组织都比较健全,逐步在成都各学校中形成为一支较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共成都市委依靠这批骨干力量,开展了反对四川军阀黑暗统治,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改善教职员工生活待遇的斗争。

当时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各地的屠宰税,但由于军阀拥兵称雄,纷纷截留肉税为扩军备饷,致使教育经费来源枯竭,不单是教育设施得不到基本的维护而日见破败,而且教职员工工资也大打折扣,并不能按期发放,有的拖欠工资甚至超过一年以上,不少教职员工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使成都的教育事业几乎濒于绝境。1922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就爆发过一次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1927年冬,刚建立不久的中共成都市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领导成都地区教职员工和学生,继1922年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之后,再次掀起了反对封建军阀黑暗统治,要求发放教师欠薪,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改善教职员工生活待遇的运动。11月24日,中共成都市委经过精心布置,决定由全川学生联合会出面,成立了“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省立各校学生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构,向省教育厅提出“发给教职员一个半月工资,以维持生活和确保教育经费独立”的要求,但未能得到答复。联合会随即宣布:实行罢教,展开索薪运动。于是,成都展开了以学生提出“教育有经费”、教师呼吁“发薪维生度日”为内容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11月28日,省立18所学校,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骨干,实行总同盟罢课。12月3日,“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各界后援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坚决支持教育经费独立。罢课范围从大、中学校迅速扩展到小学。成都各私立学校,则相应发表《援助教育经费独立宣言》。一批批有组织的各校进步师生,直接向省教育厅问责,反对方责问教育经费收支管理处。12月5日,当局被迫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教育经费问题。会议由四川省长、军阀刘文辉主持,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也派代表参加,四川省教育厅长万克明及各公立学校院长、校长及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发生了争执。学联代表、共产党员龚堪慎、李正恩等在会上提出六项提案,并要求参加教育经费收支机构和监察机构,而遭到教育厅长万克明(川军第二十八军秘书)的蛮横拒绝。激于义愤的几千学生将万克明押上大街游行示众,同时,沿途高呼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华兴街第二十八军军部门口时,万克明乘隙逃进军营,几名追踪的学生被军队扣留。第二天,当局迫于全市学生的强烈抗议,将被扣留学生全部释放。12月18日,省立学校校长团向省教育厅提出集体辞职。

由中共成都市委领导、全川学生联合会发起的这次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经媒体传播在全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再加上回乡学生的声援,运动迅速扩展到重庆、自贡、岳池等地。全川各地学校师生纷纷响应,积极参与。湖北全省学生总会驰电支持学联斗争,《上海日报》社通电声援。12月23日,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成都省立各校学生联合会发出《再次申请实际交还肉税》书,也获得省内外的广泛支持。

这次斗争持续时间达一月之久,终于迫使当局同意教育经费独立。四川军阀刘湘通电全川,吁请各防区接受将全川肉税划作教育经费的要求,暂时拨发教职员一部分工资。还迫使省教育厅长万克明辞职。但实际上教育经费问题并未获得彻底解决。

为控制学生运动,1928年1月,省教育厅撤换了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唐世芳(效实),并委派国民党四川候补执行委员、刘文辉的军部秘书杨廷铨任省一中校长。消息传出,遭到进步学生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以各大中学校党员、团员为骨干,石犀社为核心组织成立了“拒杨大同盟”,发行了刊物《拒杨钟声》,掀起了“反杨掌校”的择师斗争,坚决反对杨廷铨到校任职。

杨廷铨仗恃有军阀做后盾,无视学生的反对,于1928年1月14日竟在武装士兵数十人的护卫下强行入校,强行接管校印,殴打和开除了一些反对他的学生,并贴出校告,开除学生代表程进思等10余人。这些将离校的学生立即组织了“离校团”,1月30日在《国民公报》刊登了《省立第一中学被迫离校团启事》,郑重声明:“敝校此次拒杨运动已进行十数日,其目的在教育经费之彻底独立及为学校本身谋利益,并无所谓捣乱与受利用”,指控杨廷铨武装劫校。2月5日,中共川西特委和中共成都市委组织发动了成都各大中学校进步社团的学生数万人在支矶石公园集会,声援省一中学生。会后,由共产党员李正恩率领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2月14日上午,杨廷铨只身来校办理招生事宜。石犀社的程进思等离校百余学生,直奔校长室质问杨廷铨,要求收回成命,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交出校印,离开学校。杨态度横蛮,拒不接受学生要求,还恼羞成怒,辱骂学生,并指挥校工殴打学生,激起众怒,受到学生的反击,当即被群情激愤的学生打死,并将其尸体抛入井中。

本来,在此之前,成都的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早已就逮捕杀害成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社团的领导者和骨干的事进行了阴谋策划,还在党领导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时,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已收集拟定了黑名单,为大规模镇压革命运动做了前期准备。省一中学生没有听从党组织的招呼,仅凭热情和冲动很不策略地打死了杨廷铨,为四川军阀进行疯狂镇压和杀戮提供了口实。2月14日,当局竟用石灰包将关押了近一年的成都工人领袖、共产党员孟本斋秘密地闷死在黑牢之中。这是白色恐怖军阀当局向共产党人举起的第一刀,随即便发生了大批屠杀共产党人的二一六惨案。1928年2月16日晨,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以省一中事件为借口,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成大、师大、法专、志诚法专、省师、师大附中等六所学校,按照事先拟定的名单,逮捕了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川师大教务主任袁诗荛,中共成都市委委员、法政学院党支部书记、中共川西特委学委书记龚堪慎,中共川西特委工委委员、中共成都市委青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志诚法政专门学校学生郭翼棠,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共青团川西特委委员李正恩,中共成都市委学委王向忠,中共成都大学特支书记钱芳祥,共青团川西特委兼成都市委书记周尚明,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张博诗,中共党员王道文、胡景瑗,共青团省一师支部书记石帮榘,共青团员陈选,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韩钟霖,省一师赤锋社成员白贞瑞等15人,除一人取保释放外,未经审讯,于当日午后四时,全部以共产党罪名枪杀于成都下莲池。这次血腥的镇压,彻底地暴露了成都军阀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惨案发生后,成都大学临时学生会、校长张澜及该校教职员工相继抗议辞职并发表抗议宣言。张澜校长说:“深痛学府之尊严已失,而人权又毫无保障,遂决辞职。”成大临时学生会在抗议宣言中指出:“中国教育之被蹂躏摧残,莫过于四川,四川教育之被蹂躏摧残,莫极于今日。”“既痛公理之不伸,复惧人权之永失保障。”省一中教职员登报驳斥反动当局捏造的谎言。成都各界人士在少城公园举行了“二一六”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二一六”惨案后,虽然中共成都市委仍然存在,并且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但是共青团成都市委遭到破坏,团的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捕被杀,党领导建立的各级进步团体全部瓦解,使成都的革命迅即转入低潮。

二、工人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

军阀的横征暴敛,致使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困苦不堪。据《国民公报》关于“成都工人生活调查”:兵工厂工人工资最高,每月为20元(伙食自给),绸缎(长机)、棉业、泥工、石工、牛骨、铁货、理发等绝大多数行业的工人除主家供给低劣伙食外,工资仅六七元。“调查”中称:年来,百货昂贵,银价飞腾,工人生活艰巨。本市各业工人,所得工资,大约均以铜币计算,合为银币收入甚微。膳家既感不足,失业日益增多。一些人因生活所逼而不断出现人间悲剧:“近来米珠薪桂,贫民生活,尤觉难堪。米价每石涨至22元,薪柴每斤3角余,终日劳苦,不得一饱,较之往年,饥荒十倍,流离载道,惨不忍睹。”另据当年报载:“曾家巷街居民唐伯云,在城内某工厂作工,月薪约12元,仅敷家用,但无积蓄,不幸前日被工厂无故裁撤,唐因此失业,曾托人四面谋事,累遭白眼,近以家中断炊,借贷无门竟服毒自尽”。成都广大工人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

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根据中共四川省临委(省委)和川西特委的指示,适应广大工人改善生活待遇的强烈要求,发动和组织成都地区工人群众开展了多次反对四川军阀黑暗统治,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

1.领导人力车工人要求减少车租的罢工斗争。

1927年冬,成都地区人力车工人因物价高涨,难以维持生活,要求减少车租。而肇成人力车公司为谋取暴利,反将车租提高5%,工人的收入已无力维持最低生活,只好忍痛退租。12月30日,该公司老板竟指使收买流氓打手,将退租的两名工人吊打致死。1928年1月1日,中共川西特委和成都市委发动成都人力车工人大罢工,全市2.8万名人力车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工人们要求惩办凶手,降低车租。同时宣布:罢工20天。华阳县农民协会和成都市政总工会6万多工人一致声援。面对瘫痪的全市交通和强大的罢工压力,当局被迫拘捕凶手,同意减少车租。1月9日,车老板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按原车租降低20%。是年6月27日,人力车工人在成立“成都人力车总工会” 同时,发表反对国民党控制的职工会宣言,明确要求再减车租。党领导的人力车工人运动,让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2.领导独轮车工人争取行车权的斗争。

独轮车又名“鸡公车”,它是木质轮圈、外加一个铁箍的手推车,能载重200斤左右,既可运物,又可载人。成都地处川西平原,道路平坦,这种车运行方便,是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成都地区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推鸡公车也成为不少穷人特别是贫苦农民在农闲时谋生的手段。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都附近各县通向成都的马路(即公路)不断修建和增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之间的矛盾也增多了,军阀刘文辉的马路局以示布告,以保护公路为由,不准市郊独轮车在公路上行驶,并派出护路队强迫执行,派兵砸烂了几百辆独轮车。这一行动激起了独轮车工人的愤怒,他们群起反抗。1929年6月10日,在中共成都县委的领导下,成都的独轮车工会成立了“川西独轮车总工会”,约3万名会员。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和请愿,反对军阀抽捐,反对无理限制,愤怒的独轮车工人挖毁了从成都新南门到新津的公路,捣毁了桥梁,使汽车一度无法通行。6月23日,川西独轮车总工会又发出《告川西独轮车工人及农民书》,并号召大家7月1日罢工一天,支援破路斗争。由于工人的罢工,交通被截断,造成了成都市区的粮源紧张,引起了市民的不满,迫使刘文辉在6月24日取消了不许独特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的禁令,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8年1月,中共川西特委和成都市委领导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劣币的斗争。

此次斗争要追溯到1925年。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割据成都,见铸造“新厂版”5角银币有利可图,先后争相设厂,仿造含银量很低的“杂版” 5角银币,作为辅币,流通市面,供作军需,牟取暴利,聚敛民财,变相将军费转嫁给人民大众。受其影响,彭县驻军旅长刘丹五,索性指使其团长吴仁轩在城关小南街办起造币厂,利用手工铸造半元额银币。一时间,破、烂、哑、假劣币充斥市面。到1927年,成都、灌县两地的造币厂就多达13处。仅刘、邓、田的防区就发行3000万元,形成成都地区金融混乱、物价猛涨、工商倒闭、失业剧增的无序状态,广大人民深受其害。

对此,成都及郊县党组织按川西特委部署,采用化装表演等形式,揭露劣币给人民大众带来的危害,借此宣传抗租抗税,号召民众起来斗争。1928年1月4日,由成都学生联合会所属各校进步社团出面,联合工、农、商、学各界百余团体,在四川省一师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劣币大同盟”。成都人力车第七职工会、成大校工会等30余团体被选为负责人;决定推出五个团体为代表向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阀请愿。要求当局采取三大措施:(1)请三军长捣毁私厂,若不执行,则民众力量捣毁;(2)四川造币厂每日所出的银元定期调换,以收回市面流行的劣币;(3)禁止大(银)元或良币出境。并组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1月8日,工人、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贴标语、散传单、做讲演,揭露军阀的欺骗行为,痛斥军阀、奸商,历数劣币罪状,把反劣币的经济斗争导向反抗军阀的政治斗争,号召群众起来抗争。三军联合办事处闻讯,贴出《禁止鼓励反劣币风潮和擅发标语传单》的布告,并施计瓦解反劣币大同盟,逮捕反劣币大同盟宣传队学生4人。广大师生和群众闻讯后更为愤慨,成都师大导社立即发表了《为反劣币被捕学生宣言》,并举行了全市各界罢工、罢课、罢市联合行动。由于反劣币大同盟的坚决斗争和各界群众的强烈抗议,军阀地方当局被迫释放了学生,并于17日表示接受反劣币大同盟提出的三项要求,捣毁了私厂,颁令一律不再使用劣币,并在全市设5处银币兑换所,以缓和矛盾。而彭县的造币厂,则通过驻军团长共产党员旷继勋与部队党组织一起做通了刘丹五的工作后也停办了。反劣币的斗争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3.领导工人开展的索薪斗争。

1930年前后,成都各行各业的工人生活本来已经非常困难,而有些老板还借故不按月给工人发工资。1930年7月,外东兵工厂由军阀田颂尧亲任厂总办期间,竟连续欠工人9个月工资,工人们的生活极为困苦,但厂方仍强迫工人饿着肚子上班为他们卖命,同时扩充护厂大队,加紧对工人的控制和镇压,并由会办王会安组织黄色工会欺骗工人。当时,多数工人拖家养口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向厂方提出先发部分欠薪暂时维持眼前生活,谁知厂方拒不答应,有的工人连饿带气就关车不干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成华特别区委发动和组织工人,成立了“索薪团”,由共产党员冯占文、龚俊明组织全体工人罢工。厂方这时先假意答应复工后即补薪,但是待工人复工后却仍不补发欠薪,工人们义愤填膺,于7月18日这天,冲破了工厂卫兵的阻拦,进城上街游行并散发了“外东兵工厂工人索薪团告白”的传单,揭露军阀和厂方扣发工人工资的罪行及全厂广大工人及其家属们的生活惨状,要求全市父老、兄弟同情和支持,并强烈要求“发清欠薪”,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压迫、反对打骂搜腰包、工会由工人自办”等口号。回厂后继续坚持罢工。厂方见此情况,不得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发放了欠薪。

在此期间,中共成都地方组织还组织成都工人进行了以下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统治的斗争:1930年1月至3月,人力车工人开展了反对高利盘剥、反对提高车租的斗争;春熙路600余店员工人反虐待的斗争;三倒拐盐业工人开展年关加薪斗争;铜业工人反黄色工会的斗争;建筑工人反行会抽收会金的斗争等。还有,同年9月,京果工人、笔业工人要求加薪而罢工。同年12月,华英书局铅印科工人抗议减少工价而罢工。1931年1月,全市清洁工人因增薪未果而罢工。同年5月,人力车工人因主方擅自加租而开展减租斗争,并成立了减租委员会,同月,建筑六个行业工人为增加工价开始罢工后坚持达一月之久。1931年的下半年中,先后有服装、刨烟、绫纱、屠宰、货架油漆、生绉、弹牦、捶骨、砖瓦等行业工人因生活困苦开展加薪斗争,多数达到了增加工价的要求。中共成都党组织组织、发动和领导的这些工人斗争大都取得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待遇的胜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斗争,锻炼了工人群众,培养了骨干力量,既鼓舞了工人们的信心,也丰富了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经验。

三、拆除“华大”围墙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6年和1930年拆除“华大”围墙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学生、市民群众进行的又一次卓有成效的反帝爱国行动。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五个教会向内地渗透,于1910年在成都华西坝联合创办了“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以后简称华西大学)。1926年,中共成都特支针对外国教会无视中国主权,在华西大学周围筑起围墙(形同设置租界),使南门外数千灌溉沟渠被截,农民耕耘出入大受干扰,工人往返做工、运输,市民出外谋生都得绕道10余里,严重危害工农和市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罪恶行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拆除“华大”围墙的斗争,迫使外国教会拆毁了华西大学围墙。

但帝国主义分子并未甘心。1930年5月底,华西大学美籍校长毕启借口英国籍教授苏道璞在校内被人劫杀,即以“防匪”为名,不经当局批准,擅自动工在学校周围把围墙重修起来,再一次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纷纷起来斗争。在中共成华特区委的领导下,成都的工人阶级同全市各界群众,万众一心,向军阀统治者表示:“你们怕洋人,我们不怕!你们不反,我们反!”7月6日,“四川省报界联合会”还提出:“中国外国人受中国法律同等保护”、“收回华西大学校产及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企业银行”、“反对西人无论假借宗教、学校任何名义购买中国土地”、“誓死反对成都外国人在华西大学修筑租界,训练巡捕”。接着,“四川各界反帝大同盟”发出响亮宣言:“华西坝是中华民国的土地,不是割让地,租借地。照国际法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华西坝有完全的主权,决不许外国任意支配处分。”南门外的农民也向省、市政府提出拆除华大围墙的要求。

为了统一行动,中共成华特区委发动全市各界群众团体于7月下旬联合成立了“成都市各界民众反对南台寺筑城大会”。群众斗争情绪极为高昂,特别是直接受害的农民,强烈要求动手拆除围墙。7月29日,大会致函华大,限3日内将围墙自行拆毁,否则将率领全市民众来校代为拆毁。在舆论及群众的压力下,成都市军政当局不得不相继向市公安局、工务局发出指令、训令,要求彻查,最后认定:“该校筑墙隔断对于交通及附近居民担运出入实有妨碍”;“华西大学近因苏案发生,竟在该处建筑围墙,对于交通政令诸多不合,请予取缔等情……”在向省政府的报告中称:“复查成都既非租界,该侨民等寄居本市自应受所在国法律管辖保护,何能以苏案发生借口自卫擅自筑墙,碍及水利交通。职府工务局派员查勘属实……”但他们却又要各群众团体“静候核办,勿任自由行动,滋生事端”。并在此前派了一连军队去校保护,致使华大校方有恃无恐,对拆墙之事置之不理。但事态已发展到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的地步。成都市各界民众反对南台寺筑城大会根据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8月4日清晨,工人、学生、市民群众数千人分头开始行动,一部分先在市区游行示威高呼口号以壮大声威、分散警方注意力,大部分队伍则按照部署,以最快速度拆毁围墙。待校方觉察,督促军队干涉鸣枪示警时,华大四周所有的围墙已被愤怒的群众全部拆毁,连砖头也已被砸烂。气急败坏的学校当局,急忙向军阀的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求援,待军队开到后,所有爱国群众已无一损伤地安全撤走。

事后,8月15日,高师附中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杨国杰在主持讨论反对华西坝筑墙问题会议时,被学生中的国家派分子告密,与会的40人全遭逮捕,杨国杰被枪杀于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杨国杰的牺牲,让群众进一步提高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本性的认识,人们用鲜血在春熙路孙中山的铜像下书写“打倒国民党”等标语以示抗议。

四、反预征粮斗争

辛亥革命后,四川的大小军阀各自拥兵为霸。地处川康要道的邛崃县,在军阀们的心目中既是火拼必争的军事要隘,又是搜刮军需、饱其私囊的膏腴之地。据史料记载,1933年时,邛崃境内的田赋已预征到了1959年。加上地主、豪绅的盘剥,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广大农民群众对军阀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和统治十分不满,积蓄着强烈的反抗情绪。

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党的六大关于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精神,针对军阀政府不断勒派捐款和地主豪绅重租剥削农民,而农民群众又一贫如洗,不堪其负这对矛盾,在邛崃县、大邑县地区有效地开展宣传群众和引导群众工作,从日常生活斗争入手,先开展以反对军阀和地主预征粮为主要内容的斗争,逐步发展为公开的武装抗捐,以及游击战争,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1928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派党员游少彬建立了中共邛崃特支后,便开始建立下属组织,发展党员。1929年,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又将特支改建为中共邛崃县委。

中共邛崃地方组织遵照上级党组织的一系列指示,1928年夏秋,被派到城郊和邛南、邛西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严景鸿、高秉章、植尚荣和进步青年孟光远,以及在当地联中发展的一批共青团员相继深入农村,在当地中共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以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预征粮款、反对地方豪绅重租剥削、反对苛捐杂税为内容的宣传工作,进而通过结拜、组织团体等形式,公开或秘密地展开团结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是年9月11日,高秉章、杨文波、杨纯炎等,在邛西的何家、火井乡镇一带公开成立“广益会”;同年秋,严景鸿与进步青年周寒森等,在城郊的孔明、白鹤、西和等乡镇一带,组建了秘密农会。而任道荣、植尚荣、孟光远等,则在邛南道佐、王店、平落(乐)、石头等乡镇一带秘密组建农民协会。同年冬,孙宏图回到邛崃不几天便同正在城郊开展抗粮抗捐宣传组织工作的严景鸿、周寒森等取得联系,赓即,严景鸿在群众组织中发动成立抗款队伍;孙宏图则以县指委委员身份联络各乡袍哥与团总,共同开展反军阀预征粮款的活动。同时,在邛崃县的牟场、孔明、平落、夹关、高场、何家等乡镇,他们在进步群众、秘密农会和广益会的暗中保护下宣传与组织群众。

在西和盘陀寺,严景鸿、孙宏图召集罗炳成(青年教师)、何家隆(中共党员)、梁中兴(中共党员)、叶宜湘、包福顺、孟全盛等二三十名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秘密组织队伍,立誓:在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当他们得悉县长要宴请团总在县府商办再预征粮款,孙宏图先期与各团总达成一致,随即在县府公开闹垮县长吴祖元召集的预征粮款会议。吴气极败坏,即派驻军一个连严守城区四门捉拿孙。孙宏图巧妙地趁天黑化装离城与严景鸿商量对策,然后同周寒森、苏天益等赶到孔明封家营,连夜编宣传资料、画漫画、印传单,揭露乱派捐款的罪行。同时写快电,一报国民党省党部指委,二送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第二十九军田颂尧部及附近各县,又派王祝平送亲笔信件到眉山、仁寿等处联络,以扩大影响。县中学校的党、团员则组织一些进步同学参与反预征粮斗争。县中学生张在志在衙门口张贴标语时被捕,遭到拷打。城区各校进步学生知道后,借县府抓学生拷打一事,开展宣传,准备罢课,要求释放被抓学生。

刘文辉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采取换马术,撤了吴祖元的县长职,改派余承宣接任。余更加变本加厉,一到邛崃,就同驻军团长余痴虎一道,镇压邛崃的反预征粮活动。他们一面捕杀闹抗粮的领头人,一面派兵到邛崃的孔明、白鹤、西和、平落等乡镇逮捕并毒打参加反预征粮的民众。1929年1月8日,孙宏图被逮捕,随即遭到杀害。不久,何家场的广益会负责人高秉章也被反动势力杀害。孙牺牲后,严景鸿、周寒森等被迫离邛,其余参加过活动的党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被迫转入隐蔽。

邛崃这次震动全川的反军阀预征粮斗争,虽然因军阀政府派兵镇压而受挫,但却为邛崃地方党组织随后组织开展的抗捐斗争作了铺垫和酝酿。

五、广汉起义

1930年10月,由中共成华特区委改建的川西行动委员会领导了广汉起义,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四川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一次军队武装起义。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1930年6月中旬,中央派余乃文到川,任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余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以及中央对四川工作的指示,要求四川党在政治上服从中央路线,以武汉为中心,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为贯彻中央精神,7月27日,省委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议,讨论接受了中央路线及省委的贯彻意见,决定开展全川的秋收武装暴动,将四川划为五个军区,组织17路红军,当时金堂、德阳以西10余县为第四军区,以成华为中心,广汉、成都组织为15路红军。各路队伍限在三个月内发动起义,以造成全川“革命的巨潮”。 8月,中共四川省委收到中央《决议》,并按中央精神,在重庆组成了“四川省行动委员会”,将中共成华特区委改建为川西行动委员会,领导包括汉州(广汉)在内的成都及附近各县党组织(行动委员会)。同时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即策动合川、江津部队起义,攻打重庆;策动广汉、新津的部队起义,攻占成都。紧接着,江津起义一开始就被反动军阀镇压,归于失败;合川、新津两地革命力量薄弱,起义条件不成熟。只有驻防广汉的川军第二混成旅,经过党几年的工作,基础较好。川西行动委员会即提出,发动广汉驻军士兵暴动于10月起义,并在广汉、什邡、绵竹等县组织农民武装,配合军队起义。广汉、新都一带驻军为川军第三十师(师长邓锡侯)所属的第六十旅,旅长陈离。陈离字静珊,安岳人,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愿意支持革命,1927年以来和中共即有联系。大革命失败,他欣然接受中共四川省委和川西特委意见,有计划地从成都转移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广汉及其所部暂时隐蔽。1927年,该部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邓锡侯升任军长,六十旅改编为第二混成旅(相当师级的编制),旅长仍由陈离担任。该旅所属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连。旅部和一、二团驻广汉,三团驻新都。同年张秀熟根据川西特委指示,去广汉工作,并介绍该部第二团团长陶凯、旅参谋长刘的均、三营营长曾学圃三人入党。此后,川西特委又输送了一批党员到广汉,分别安置到军队和地方工作。这些同志,积极开展兵运,发展党员,很快建立了党的领导核心“军队特支”。到1930年该部的党员已达100多人。该旅三个团,八个营,半数以上都有党的支部或小组,不少连排都有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人都成为后来起义的骨干力量。

广汉地方党组织也发展很快,1928年就建立了中共广汉特支,1929年建立了中共广汉县委,下属有工人、农民、中学、小学、城区平民等支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省委和川西特委又转移一批党员来到广汉,使地方党的力量大大加强。1930年,川西特委又派曹荻秋同志到广汉工作,曹去后加强了军队和地方党之间的联系,为起义创造了条件。

这支部队的一些老军官很腐败。他们虐待士兵、做生意、吸鸦片、搞赌博、玩姘头。在中共军队特支的促使下,陈离决意整顿部属,改造军队。他首先和刘的均、陶凯、曾学圃、钟克容等一批党员,组成一个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五育社”来负责部队的军事、财务、政训,以及和地方的联络。他们计划从成都招收一个有100多人的学生班,来改变军队素质。川西特委趁此机会输送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入伍。在陈离更新一批文书、录事等营、连基层人员时,军队特支又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推举去替代这些职务。这些党团员、进步青年在部队中帮助士兵写信、读文章,开展文体活动,以丰富连队生活,逐步改变了士兵恶习。军队特支不仅抓了对旧军队的改造,还为地方兴办学校,修建公路,架设电线,举办社会救济事业,这些都深得民心。我党在第二混成旅以近四年的时间,投入了近200人的力量,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防区面貌改观,军队素质一新。这些无疑为武装革命大暴动做好了前期准备。

1930年10月10日,成都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照例要在成都举行国庆阅兵庆祝,第二混成旅奉命前来参加。军阀们见第二混成旅与他们的其他部队不同,就非常反感,认为官兵都赤化了。检阅后的次日,邓召集全体官兵训话,除大讲了“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胡话外,命令部队“限期清理”,“如果你们不清理,我就要动手清理”。并令陈离立即率队撤离成都返防驻地做此项工作。

陈离在上司的警告和压力下,既要保护本部进步官兵,又要不违抗上级指示,同时还要保全自己,事处两难。在此之前的8月份,中共川西特委就作了“广汉起义”的决议和部署,并积极进行官兵的动员工作和地方配合等各方面的准备。根据决议:第二混成旅驻广汉的第一、二团党的力量强,政治基础好,决定在广汉发动武装起义;成都是军阀盘踞的政治、军事中心,反动势力很强,起义后决不能攻打成都,还要迅速撤出广汉,转入绵竹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依山游击”;广汉距成都90华里,反动军队朝发夕至,起义时应切断敌人联络,使起义军顺利撤走;起义时“要兵不要官”,排长以上军官,不论是否党员,起义后一律离部,另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充任。

1930年10月25日夜11时,广汉起义爆发。驻北门外的第二团第三营首先鸣枪,紧接着各处驻军亦鸣枪响应。起义领导小组鸣枪鸣笛,集合全体官兵宣布起义。起义军砸开武器库,夺取枪支弹药。起义当晚未发生大的战斗。26日拂晓,全城恢复平静。起义军打出红军旗号,宣布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派人全城鸣锣传话“昨晚驻军武装起义,百姓勿惊,各安生理,市场开市,商店开门”。接着一方面按计划将一批官僚、豪绅一一逮捕,根据他们罪恶民愤,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砸开粮仓,救济贫民。又派出宣传队全城宣传,并以“广汉县苏维埃政府”发布布告,还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当天下午,行委在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县苏维埃政府,设在旧县府内,并颁布了有关政策法令,实行一切权力归人民。又派人将监狱砸开,放出全部无辜群众,将粮税廒册、文书契约等付之一炬,使广大人民群众欢呼雀跃。

10月26日午后,起义部队开始向绵竹县方向转移。27日到达绵竹县新市镇,当地党组织率领数百农民武装,带上枪支、大刀、长矛,担上粮食、茶水慰劳和支援红军,附近乡的农民武装亦来支援。这时成都的邓锡侯才获知广汉兵变。急令所属第一、六、八混成旅,各派一个团向绵竹追击。田颂尧部,亦派出两团向绵竹县、什邡县、德阳县方向截击起义军。这时起义军一面与追击部队战斗,一面组织军力攻取绵竹县城。在攻城战斗中,因缺少重型武器始终无法破城,弹药消耗很大又无法补充,人员伤亡不少也无从增援,起义军处境十分艰难,最后只好全部撤离绵竹县城区,向山区转移。起义军途中不断遭到邓、田军队追击,又遭反动民团、土匪武装截击,腹背受敌,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大损失,前敌委员会决定将外来干部分散转移,给起义军战士,每人发六至八元路费,资送回家,大部分领导人也都分散转移。

广汉起义后,1930年11月,邓、田、刘和三军联合办事处,除在成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外,广汉城内更是一片白色恐怖,100多人被逮捕囚禁,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被残杀的22人。原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离,被处以“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处分,并令陈“自行筹措,重建部队,限期足额,听候点验”。

广汉起义是共产党武装反抗四川军阀反动统治的一次英勇尝试,对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以极大的震动,向广大民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共产党人和起义者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将永载史册。但这次起义受“左”倾盲动错误影响,是在起义工作尚不充分,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发动的,又执行了“要兵不要官”(这是当时来自中央的指示)的关门政策,将一些培育多年的中共党员军官和有进步倾向的军官一概摒弃,选拔一些在士兵中没有威信、缺乏指挥能力的外来干部和普通士兵为各级领导人员,致使在转战绵竹山区时,在未受到敌人优势兵力打击下,就归于失败。这次兵变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几乎全部断送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力量。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主办: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Copyright © 2001-2022 成都市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非商业使用请注明出处!
蜀ICP备12023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