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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都市委和其他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大革命失败后成都的政治形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变成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并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全国性的独裁统治。采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迫害、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统治成都地区的四川军阀纷纷投靠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其领地实行封建法西斯黑暗统治。虽然这些四川地方军阀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之间为着自身利益而互相猜忌,存在着既勾结又排斥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而这些地方军阀内部也是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但是,他们在反对革命,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尽管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一段时间内,统治成都地区的军阀没有大规模地镇压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军阀们就在各自的防区和军队中,根据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颁行的“清共条例”,建立起特务委员会、清共(铲共)委员会等反动机构,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镇压革命运动,白色恐怖笼罩全成都地区。仅刘湘的特务委员会从1929年至1935年的这6年中,共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及其他革命志士约1.7万人,其中在成都就逮捕共产党员2400人。

1936年,已经夺得全川控制权的刘湘又颁布了《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定各市县清共办法》十二条,规定各县市政府必须严厉督促各地部队,区、保、甲长,各机关、学校、团体、县工会等,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经常向政府和治安机关报告共产党的踪迹,查禁农民协会、赤色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进步团体,并实行连保具结。对“有功”者奖,隐匿不报者、共谋者,以法论处,实行“连坐”。

四川最大的军阀、最大的官僚、最大的地主,大都出自成都地区的大邑县。这个县的军阀地主占“百分之二点九的户数,占田百分之六十六,最高占田在三万亩以上,每户平均亦在三千亩以上”这些封建军阀、官僚、地主三位一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使广大工农劳苦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这些军阀为了争夺防区,争霸四川,连年混战。包括1927年年中开始的刘文辉与刘成勋之间的邛(崃)雅(安)之战,1928年上半年发生的刘湘策动的赖心辉等四部的倒杨森之战,下半年爆发的刘湘、刘文辉与杨森等部的下川东之战,1929春又爆发的杨森等部与刘文辉等部的上川东之战,1930年爆发的几乎全川军阀卷入的川北之战,1932年10月至1933年秋爆发的刘湘、刘文辉叔侄为争夺四川霸主地位的二刘之战。这些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征兵拉夫,勒索粮款,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城乡经济陷入破产,广大农民更是贫困到极点。成都及其周围各县,更是军阀混战蹂躏的重灾区。仅二刘之战中于1932年11月刘文辉部发生与田颂尧部在成都的一次巷战,双方战死官兵7000余人,市民伤亡2500余人,受灾难民数万人,不动产损失200多万元,商业方面损失700多万元。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成都地区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在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引发革命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激化。所以,成都地地区开展革命的客观基础依然是十分深厚的,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地会重新到来。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重新恢复建立起来,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站立起来,为了推翻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坚忍不拔,前仆后继,领导人民群进行革命斗争。

二、中共成都市委的建立及其演变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中共成都市级组织的最大特点是上级领导机关和自身机构变动频繁,虽然也曾遭受挫折,但总体上还是连续健全的。其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以下过程:

第一阶段:中共成都市委阶段,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1927年8月12日在重庆建立了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委)。省临委按照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立即着手对全川党、团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和恢复,决定将原中共成都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成都市委。1927年10月初,中共成都市委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历史发展史上的第一届市委。市委书记由原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已确定担任即将建立的中共川西特委书记的张秀熟兼任。组织部长程秉渊,宣传部长袁诗荛,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刘亚雄(1928年1月钟善辅接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龚堪慎。市委建立时属省临委直接领导。11月,由中共成都市委升格建立为川西特委并兼中共成都市委,两个机构,一套人马。按组织系统,成都市委改属川西特委领导。成都市委建立时,下辖彭县、郫县、邛崃、安县、青神、绵竹、蒲江等县委(以上各县委在川西特委建立后交其领导)和中共成都大学特别支部(书记钱芳祥),共有党员115人。

第二阶段:中共川西特委兼中共成都县委和中共成华县委阶段,1928年1月至1928年11月。1928年1月,根据省临委的决定,中共成都市委改建为中共成都县委,仍和中共川西特委是两级组织,一套人马,县委书记由特委书记刘荣简兼任,4月,由程秉渊接任。将组织部改为组织科,袁诗荛任科长;宣传部改建为宣传科,程秉渊任科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钟善辅,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龚堪慎。中共成都县委领导下的组织有中共成都东南区委、中共成都西北区委和军队中的个别党员。

1928年3月,为了加大对成都、华阳两县郊区的工作力度,经省临委批准,建立中共成华县委,仍同中共川西特委是两级组织,一套人马。县委书记由特委书记刘荣简兼任(5月程子健接任),组织科长李伯平(8月曾海元接任),宣传科长洪沛然(洪仿予),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刘亚雄。川西特委先后调苏雁秋(张春帆)、熊宇九(陈惠)实际负责县委的工作。成华县委的下属组织有中共少城区委(书记贺竞全)。这样,在1928年3月至5月,成都地区就有两个平级的党组织即中共成都县委和中共成华县委,两个组织管辖的地域也有交叉。由于两个县委领导人的变动,5月中旬,中共成华县委领导中共成都县范围内的工作。

第三阶段: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兼中共成华县委阶段,1928年11月至1929年8月。1928年11月,新的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在成都建立后,决定撤消中共川西特委,由省临委直接兼中共成华县委,县委领导人员也作了调整,县委书记由省临委常委程秉渊兼任(1929年5月游少彬接任),组织科长贺竞华,宣传科长陈永明,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文俊,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李茂修,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梁小明。1929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建立,8月迁重庆后不再兼管中共成华县委工作。中共成华县委开始独立工作,曾一度改为中共成华中心县委,县委领导成员也作了调整,书记曾海云(曾海元、张守恒),后郭代林接任。组织科科长张荣禄,宣传科科长洪沛然,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文俊,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田玉龙,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张慎修。这届县委领导的下属组织有中共龙泉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张元昌,后金少臣、文俊先后接任)、中共成都外南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陈永培,后文俊接任)。

第四阶段:中共成华特别区委兼管成华各区委阶段,1929年12月至1930年11月。1929年12月,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全委会的决议,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中心区域工作的指导,将中共成华县委扩建为中共成华特别区委(以下简称成华特区委),书记张春帆,负责领导川西成都附近各县党的工作。成都、华阳地区党的工作由成华特区委直接领导。成华特区委领导下的成华地区党组织有:中共成华东区委(区委书记黄汝念)、中共成华中区委(区委书记郭代林)、中共成华城区委(书记不详)。

1930年8月,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的指示,中共成华特区委改建为川西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川西行委),领导成华各区行动委员会及附近各县行动委员会。原特区委领导下的各区委也都改为各区行动委员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前期,在中共四川省临委(省委)和中共川西特委的领导下,中共成都地方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时间较短,党的组织获得较快发展,成都市级党组织领导的党员人数由大革命失败后的115人,到1930年6月发展到261人,为成都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成都地区的其他中共地方组织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成都地区,除了中共成都市委(中共成都县委、中共成华县委、中共成华特别区委等市级组织)及其领导的地方组织外,还有中共四川省临委(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川西特委等直接领导的其他地方党组织。

中共彭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彭县县委员会:1927年3月建立特支,9月改建县委,1928年3月又改建为特支,6月再改建为县委,1929年7月县委解体。10月重建特支,1930年8月改为县委,10月改为行委,1931年11月行委消失。1927年7至10月属中共成华特支领导,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属中共成都市委领导,1928年1至10月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1928年11月至1929年12月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1929年12月至1930年8月属中共成华特区委领导,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属川西行委、中共川西特委领导。先后担任书记或负责人的是杨石琴、何绍文、苟永芳、李晓渔(李宗林、李伊林、李幼常、李啸平)、兰进民(张继民、张剑横、李进民)、李伯纯、陈良尧。

中共蒲江县委、中共蒲江特支:1927年秋建立县委,1928年1月改为特支,10月改为县委,1929年3月改为特支,同年夏结束。1927年秋至12月属中共成都特支、市委领导,1928年1至10月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1928年10月至1929年夏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书记王荛(尧)钦。

中共崇宁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崇宁县委:先后属中共川西特委、省临委、省委领导,先后担任书记的是何运农(何敢)、李农乡(李农香)、贺竞华(贺余生、贺裕生)、李伯渠。

中共郫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郫县县委: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先后担任书记的是黎静中(冠英)、吉觉生(余学卿、吉俊)。

中共华阳县委:1928年1月建立,1929年结束,先后属中共四川特委、省临委领导,主要领导人不详。

中共郫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郫县县委员会:1927年10月由支部改建,1928年3月改建为县委,8月因工作失误被撤销。1927年11月以前由中共成都特支领导,以后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特支书记先后为何运农、李农乡,县委书记先后为贺竞华、李伯渠。

中共灌县委员会:1928年3月建立特支,1929年冬建立县委,1930年8月改为行委,11月结束。1928年3至10月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1928年10月至年底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1930年1至8月属中共成华特区委领导,1930年8至10月属川西行委领导。先后担任书记的是干希宇(干素)、张××。

中共邛崃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邛崃县委:先后属中共川西特委、省临委、省委领导,书记游少彬。

中共新都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新都县委:1928年6月建立,1929年12月结束。1928年6至10月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1928年10月至1929年12月属省委领导。担任书记和负责人的先后是陈晓岚、洪沛然(洪仿予、洪海帆)、黄霖。

中共郫、崇特别支部委员会:1928年郫县、崇宁两县委结束后,于同年9月建立,1930年11月结束。1928年9月至1929年12月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以后属中共川西成华区委、中共川西行动委员会领导,书记张子瑜(张子玉、张润、张胡子)。

中共金堂特别支部委员会:1929年夏初建立,1931年上半年结束。1929年夏初建立至12月,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1929年12月至1930年8月属中共成华特区委领导,1930年8月后属川西行委领导,书记不详。

中共温江特别支部委员会:1930年建立,属中共成华特区委领导,1930年8月后属川西行委、中共川西特委领导,先后担任书记的是康惠明。

中共温江县工委:1930年1月建立,1930年7月结束。先后属中共成华特区委、川西特委领导。书记曹荻秋。

中共彭县军事支部委员会(中共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支部):属中共四川省临委领导,书记钟克容。

中共邛崃特别支部委员会(邛州军支、邛州军特支):在驻邛崃第二十四军第二混成旅中建立的中共组织,属中共四川省临委领导,代理书记洪沛然,负责人杨卓云,书记张应昌。

中共新汉军事支部委员会:驻新都、广汉的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中建立的中共组织,属中共四川省临委领导,书记先后为邓作楷、帅晦仙(帅伯岑岭、帅昌时)、罗曼生、陈治均、杨月湖、侯伯英、徐昭俊、曾学国、曹荻秋。

中共新都军事支部:1928年春至1930年10月在驻新都的四川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中建立的中共组织,属中共四川省临委领导,负责人先后是曾学圃、梅子乾。

中共金堂军事支部:1930年10月广汉起义前在驻金堂的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一混成旅中建立的中共组织,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广汉起义后结束,领导人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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