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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成都国民党右派和四川军阀的反共活动

北伐革命军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四川革命运动也在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领导下迅猛发展,泸顺起义和全川各地农民的武装革命兴起,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军阀政权的生存,于是一切仇视革命的反动势力秘密地勾结在一起,共同对付革命群众。在北伐战争前后成长起来的新军阀蒋介石,凭借手中掌握的军权,在滞留地南昌和武汉国民政府讨价还价,最后发展到分庭抗礼。为了拉拢政治、军事、地理上处于优越位置的四川军阀,蒋介石于1927年初先后派出得力人员到川,频繁和四川军阀相商反革命大计,刘湘首先和蒋介石达成默契。成都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位军长也不甘落后,分别派出代表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请蒋派人到川指导。刘文辉派去的师长向育仁在南昌被蒋介石委派为“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一场不露声色的反革命阴谋开始在四川军阀的策划下进行着。3月,蒋介石连续在赣州、九江等地制造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惨案,消息传来,刘湘等四川军阀也决心在重庆寻找机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下手。

3月24日,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中共重庆地委和四川省党部决定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市民大会,声讨英美帝国主义制造的南京惨案。31日,重庆数万群众在打枪坝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群众的事件。刘湘趁机派兵对参加会议的群众进行了疯狂屠杀,造成死伤千余人的大惨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公,地委组织部长冉钧,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陈达三等共产党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骨干先后遇难。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致使四川的大革命运动先于全国宣告失败。但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幸存下来的骨干,迅速转移到涪陵县,立即发出重庆“三三一”惨案通电,要求各地的革命组织奋起声讨刘湘制造的大惨案。

消息传到成都,四川省学联总会立即去电质问刘湘: “贵军长自就职以来,迭次发生反革命事件,究竟是何居心,我成都民众闻此噩耗,异常愤激,转请贵军长于最短期内明白答复,我全川学生誓枕戈以待。” 接着,中共成都特支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造成声势,谴责刘湘在重庆的大屠杀。4月4日,在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左派市县党部和市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15个单位和团体开会,联合组成“重庆三三一惨案成都后援会”,选出刘愿庵、孙壶东、李献亭、唐伯昆、袁亚群(女)等为“省会成都援助重庆惨案各界代表”,同时作出如下决定:(一)电请中央(武汉国民政府)派特派专员来川会同办理此案;(二)警告刘湘及渝中各将领,责成他们将王(陵基)兰(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监禁查办;(三)质问向育仁并要求他表明态度;(四)推举代表与邓锡侯、刘文辉两军长交涉,切实维持省会治安。

4月8日9点钟,成都各民众团体代表在商业场集中,然后由刘愿庵率领赴刘、邓军部请愿。刘文辉、邓锡侯到场后,刘愿庵首先发言,痛斥军阀刘湘、王陵基、兰文彬等背叛国民革命,在重庆制造“三三一”大惨案,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罪行,要求邓锡侯、刘文辉两军长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讨伐刘湘,并切实维持省会治安,以杜绝类似重庆的事件发生。代表们发言以后,邓锡侯不急不慢地说道:“近日省会忽然发现有农民自卫军总司令朱玺布告,同时发现三自卫总司令李廷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之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乱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责任,要大家负责。”刘文辉接着邓锡侯的话非常圆滑地说:“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的领域。”刘愿庵立即大义凛然地据理指出:向育仁系蒋介石派回四川来进行“清党”的要员,他在重庆与刘湘等密谋,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到成都后,又企图镇压群众,干了不少反对国共合作和破坏国民革命的事,要求两位军长将向育仁驱逐出境。经过一番面对面的辩论,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结果。刘愿庵等清楚地看到,要想通过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才会有胜利的希望,于是,毅然决定离开刘、邓军部。

时在成都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与刘湘等四川七位军长联合发表“反共拥蒋”通电,刘、邓、田等任命向育仁为“省会城防司令”,并在其委任状中授予向育仁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以“便利从事,用资镇慑”的权力。向育仁大权在手,暗令成都的流氓地痞,组织省工会及清党纠察队,遍街张贴打倒欧阳缉光、刘愿庵、唐伯昆、黄映湖、刘亚雄、钟善辅等人的标语,并暗中捕去革命党员数十人。4月9日以后,市总工会办公地点被清党纠察队捣毁,工会职员数人被捕。在市总工会负责人的支持下,工人们联合学生数千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反革命派!” “拥护四川省党部!”“惩办惨杀重庆市民众的军阀!”“拥护成都市工会!”“打倒流氓地痞的省工会!”等口号,经皇城坝、顺城街、提督街,到达中山公园。工人学生们分头讲演,愤怒声讨捣毁市工会的暴行。当时参加游行的“工友学生到者均准备牺牲,毫不畏惧”。游行队伍从中山公园到西御街时,被预伏的所谓纠察队“借口暴徒捣毁省工会,即令开枪射击,当场毙工人学生数名,被捕者数十”。 游行示威后的第二天,成都市工会的领导人之一、成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骨干孟本斋落入敌人魔掌,被关押在沂水庙监狱中。敌人对他威逼利诱,妄图从他嘴里得到党的组织情况。孟本斋坚贞不屈,绝口不谈党内的事情,只说自己是工会人员,负责长机帮工会工作。敌人没有从他口中得到半点东西,关押半年后被释放。不久,孟本斋又遭第二次被捕。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很快,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所谓的国民政府。消息传来,成都的街头巷尾立即出现了以“工农商学兵驱共拥蒋大同盟”、“洗党大同盟”、“拥护南京政府大同盟”等反革命组织落款的反动标语传单。4月24日,向育仁以“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省会城防司令和四川团练副委员长的四重身份,在成都导演了“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的反共丑剧。当天,成都大学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健行社和国家主义派组织惕社头目们,纠集部分学生,窃取了“国立成都大学”校旗前去参加“清党”会议。会后,反动派指名要将刘愿庵、钟善辅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捉拿归案,并在街头用漫画丑化刘愿庵、钟善辅等为“长发顾问”、“麻面科长”。面对险恶的环境,刘愿庵、钟善辅等刚毅坚强、不畏淫威,钟善辅用刀在自己的住地墙上镌刻下了“生为坚强士,死为精忠魂”,以表自己对党和革命的豪情壮志。

二、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虽然向育仁的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但是成都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也有自己的打算,尤其是在政治方向把握上更是小心翼翼,左右逢源。一方面他们看到蒋介石有一定的实力,又有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在口头上做了一些拥蒋的文章;另一方面对就在四川附近依然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也不敢小视。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再次北伐取胜,紧接着又打垮了夏斗寅、刘佐龙的叛乱。特别是驻防万县的杨森进攻武汉时遭到的惨败,给四川军阀的印象深刻,这使虽然已经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但依然没有改变军阀本质的四川军阀还没有下决心完全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暂时保留“中立”的姿态。因此,成都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和党、团员还有活动的空间,党的机关也基本完整,党组织的日常活动工作仍能照常进行。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利用党掌握的外围合法组织,继续领导革命群众还击反革命的反共逆流。4月下旬,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决定由省学联召集成都社会科学研究社、导社等11个影响大的社团,出面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五一纪念会这天,到会有50多个团体,700余人,由导社派人担任大会主席。共产党员张秀熟、杜伯钢、袁亚群(女)和著名的左派人士李铁夫等被特别邀请莅会。李铁夫在发言中说:“今天在此愁城之中,尚能举行斯盛会,亦见同志精神之一斑。”张秀熟在会上发言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号召大家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杜伯钢也发表了演说,他说“欧洲工人之工作时间,近已多订为三八制,而反观我国工人之工作时间,有多至十五六小时,实为可惨之极。此亦吾人宣传不力。希望各同志的宣传,不但到民间去,更注重要至乡间去”。随后袁亚群和张志和等也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事隔不久,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经过协商,决定加强对成都政治局势的控制,在成都建立“四川省三军联合办事处”,以向育仁为处长,各军拨出一个团归向育仁指挥,统一指挥省会城防司令部、省会警察局、成都和华阳两县团练局与三军派出的武装执勤部队,负责省会成都的警卫、巡查、弹压、守备、行刑及戒严、搜查等事宜,其首要任务则为镇压共产党及革命运动。同时,向育仁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员登记委员会”,并在成都、重庆设立分会。4月30日,向育仁召集成都所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成都地区“清党”反共运动作了具体布置。此后,四川军阀“迭奉命令”要“厉行廓清(共产党)”,并称省城成都“尤为重要”。对反革命举起的屠刀,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们采用灵活的形式,把公开组织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继续进行着斗争。

三、大革命在成都的失败

大革命末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改变策略,领导革命群众继续坚持与反动派进行斗争。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的部分党员程秉渊(程子健)、任白戈(任煜)、朱挹清等从重庆到达成都。成都党组织安排他们中的部分人员转入秘密地下工作,选派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归来的人充实城郊的农民运动工作,有的到成都附近县发动农民,建立以贫农为基础的农民协会。彭县的党、团员深入到红岩乡、致和乡建立农民协会 ,与驻军党组织联合清算团练局长欺压百姓的罪行。5月,上级组织派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共党员杨念祖、何敢(何运农)到彭县指导农民运动。彭县党组织还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右派何墨林的斗争。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何墨林曾潜往成都与向育仁搭上关系,回到县上筹备清党委员会,拟在彭县掀起反共活动。党组织获知后,立即与驻军党组织研究,决定组织彭县国民师范学生百余人,采取突然行动抓住何游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反革命何墨林!”“要求政府惩治反革命何墨林!”强令其自呼“我是反革命何墨林!”“凡人莫学我何墨林!”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妄图在彭县进行清党的嚣张气焰。事后,邓锡侯下令捕人。由于县长黄聘三(中共党员)的拖延应付,驻军旅长刘丹五出面调停,此事不了了之。5月,蒲江县政府与驻军袭击高桥育才小学,镇压农民协会,中共蒲江党支部的石兆祥、王尧钦出面领导,迅速组织农协武装还击敌人。在击退敌人后,掀起了万人武装包围蒲江县城的革命风潮。接着,中共成都特支又派出黎灌英到蒲江县,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郫县,成都党组织指导农民发动了震动全川的武装抗粮抗捐斗争。农民军与驻军展开激烈战斗,围攻县城40余日,驻军被迫答应减轻赋税。

在成都市内,工人运动仍然是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成都党组织派出钟善辅、刘亚雄、李宗林等和学校的党、团员开展工人运动。党组织对工人运动的指示是:“在组织方面应当采取不同形式,尽量争取合法公开;在工作方法上不能停止斗争,要在斗争中来团结巩固工人力量。” 要将被查封了的成都市总工会领导下的原群众团体联合起来。经过党组织的努力,党建立了能够公开号召工人的“成都工人俱乐部”,并以此来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斗争。成都市总工会的会址被查封了,党组织就借革命力量较强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地址设立办事处。俱乐部提出了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等口号。成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钟善辅经常化装去茶馆了解工人疾苦,对工人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讲“工人是党的基本队伍,为了革命,我们就要毫不松懈地为他们工作”,因而颇受工人们的拥戴。在市总工会被砸后,工人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日夜保护他的安全。

党组织还在盐道街省立一师附属小学开办平民夜课学校,上学的除一师和附小的工友及其子女外,还有附近的居民及南府街一带的长机工人。一些学界的共产党员轮流到此讲课,志诚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共产党员郭翼棠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郭翼棠除讲课外,还深入到黄包车夫、长机帮工人及店员中,了解工人的疾苦,工人们把他当成亲密的贴心朋友。郭翼棠经常帮助工人分析穷困的原因,为工人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新的斗争口号,鼓励他们要巧妙地和资方斗到底。成都大学的学生、中共党支部书记李正恩有时来讲课,与工人谈心交友,他还在成都大学创办起校工夜课学校,并担任首届校长,自己每周授课三个夜晚,和工人交朋友,不断密切同工友的关系。他在工友中发展了蒋明贵、严子平、杨万福等为共青团员,建立起校工团支部,为进一步秘密建立校工工会准备了条件。

随着“三三一”大惨案的发生,特别是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得逞,成都一度消沉了的反革命声浪趁机高涨起来。正是在反革命声浪的配合下,向育仁在成都大张旗鼓地指挥“清党”,革命形势逆转,革命向何处去?成都党、团组织,尤其是知识界的党、团员,勇敢地担负起揭露反革命的罪行,回击反革命的理论,指出革命的新方向和任务。成都大学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学悄悄地在各处张贴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张贴武汉国民党中央讨伐蒋介石的文告等理论宣传品。还张贴墙报,揭露国民党右派健行社分子投靠军阀,破坏革命的丑行。健行社的骨干分子易光谦,以国民党党员登记委员会的名义检举李正恩等六人是共产党员。成都的军警团联合办事处立即下了一道通缉令,在7月的一天秘密逮捕了李正恩。张澜校长知道后,立即派熊晓岩教授向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提出抗议和质问:(一)李正恩是成都大学在校学生,即应逮捕,也应事先通知学校,由学校交人;(二)如说李正恩是共产党员,应该提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证明,和所作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证据;(三)此种无犯罪证据的非法捕人行动,使成都大学学生人人自危,人身自由无保障,不能安心读书,影响学校教育正常进行。希望立即释放,否则将把事实真相公诸社会舆论评议。党组织也在刘愿庵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关系营救李正恩。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李正恩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得以被学校保释出来。

从这以后,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拥护共产党的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宣告失败。这次事件发生后,成都的刘、邓、田等军阀彻底投向反革命阵营。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成都的中共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全国的省级组织中最早落实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在1923年10月就和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进行了组织联合,虽然由于形势变化工作未能继续深入开展,但是,成都的国共合作开了全国省级国共合作组织的先河,走在了全国省级国共合作建立组织的前列。

大革命初期,成都的党团组织因受军阀重压未能有效地开展工作,特别是王右木的出走和牺牲,使成都的党组织陷入了停止状态。但是,留下的一部分共产党员没有被军阀的压迫所吓倒,更没有消沉和停止工作,他们融入到成都的团组织中,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共青团组织一道,推动着成都的革命运动从低潮向高潮发展。他们以五卅运动为契机,掀起了成都反帝反封建的一次次革命运动,并为成都团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和条件,也为成都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中共成都特支就在大革命运动深入发展之时建立。党的特支诞生后,即开始迅速落实中共重庆地委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推进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的建立。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的建立,使成都的革命运动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场以工农民众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在成都兴起,民主革命思想在成都得到空前的传播,成都党、团组织在此期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大革命后期,中共成都党团组织的领导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和国民党合作推进的大革命运动之中,对于中共党、团组织的自身发展和自身建设有所忽略,使党的成都地方组织力量有所削弱,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大革命运动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成都也不例外。当反革命的潮流汹涌而来时,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采取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回避反革命镇压的锋芒,从而出现了在全国和四川的其他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已转入低潮时,成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还保持着向前发展的势头。但成都的这种革命发展势头只是暂时的、局部的,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成都的大革命运动最终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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