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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声援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热潮

国共合作一年后的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这次惨案的发生,是帝国主义向中国革命运动的一次大示威。为此,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接着,共青团中央、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等组织都声讨了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号召全国各阶层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成都的共青团组织,在得到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和中共中央与团中央的号召后,团组织的负责人、共产党员钟善辅和团员、省学联会执行主席廖恩波等研究,决定由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出面发起,联络一批革命团体于6月15日召开一次筹备会。是日上午,四川学生联合会、学行励进会、赤心评论社、平民学社等联衔邀请的各团体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在川北会馆召开,对成都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工作进行了研究,通过了成都的声援团体定名为“英日惨杀华人案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会议决定由当日出席会议的各团体分头联络未参会其他团体加入国民外交后援会,还确定了召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安排郭祖和易嘉熊为成立大会上的宣言起草人。为了严密有力地领导这次运动,会议决定成立总务、交际、文书、庶务、宣传五部。各部有明确的分工,办公地点暂设在东马棚外语专门学校,每团体交纳会金半元,工会减半。会后,又以四川学生联合会、学行励进会、青年之友社、成都劳动会、反帝大同盟等20余个团体联合发出启事,邀请各团体派出代表于18日10时在川北会馆参加“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为了大造革命声势,赤心评论社、社会主义研究会、合力周刊、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等团体联衔发出了通电声援沪案,控诉英日罪行,表示誓做上海人民的后盾。省学联会还安排成都各校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制造沪案的真相,并派代表赴各报社法团和督署请愿。

6月18日,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准时在川北会馆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团体共120多个,到会的各界人士共1000余人。大会由廖恩波主持。会上通过了简章、宣言和下设五部的安排,并推举四川学生联合会、学行励进会、赤心评论社、改造讨论社、四川女子师范学校等五校为各部负责的正副团体。随后,温江、双流、崇庆、灌县、新都、彭县、华阳等县也成立了后援会组织。各地参加国民外交后援会的主要成员是青年学生、工人、市民、商人、教师,也有军队中的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还有宗教界的人士。省议会和驻成都的实力派人物邓锡侯、刘文辉等也都向上海商学联合会发出了慰问电,抗议英日制造的暴行。一个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在成都形成,这为成都声援上海的反帝运动,发展成都的革命群众运动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根据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的决定和宣言精神,6月20日,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在高等师范召开联席会议,到会代表100多人。廖恩波主持会议,他对将于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大会(即群众大会)的安排作了详细报告,强调落实宣言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游行示威,宣传讲演,要求北京执政府提出抗议,进行交涉;第二步,开展经济绝交,实行“三罢”,要求停止军阀混战,一致对外;第三步,组织救国敢死团,准备抗击英日,自动召集国民大会,议定开展更大规模的运动,其目标是“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 《商务日报》1925年6月30日。6月21日,按照这三个步骤,成都全城实行罢市、罢工和罢课,悬旗致哀,悼念死难同胞。当天上午,各学校、各界群众团体齐集西较场举行大会,每人手执小旗一面,上书各种标语,如“打倒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等。一时间,人潮似海,“万头攒动,旗帜如云”。 《国民公报》1925年6月23日。谢啸仙谢啸仙,江苏人,共青团员,同恽代英来川,当时任成都高等师范体育专修科教师。1925年下半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北伐在攻打武汉城时阵亡。担任大会总指挥,由童子军维持秩序。参加的学校有成都高师、高师附中、四川公学、成都公学、成都县立中学、成都联中、华阳县立中学等各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华西坝美国人毕启为了阻止华西大学的广益、华英、明德等四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去参加大会,前一天便函请了宪兵一个连前去镇慑,但到21日早晨,当宪兵到达学校时,绝大多数学生早已奔赴会场。到会的工人团体有四川总工会、劳工互助团、劳工联合会、四川印刷界劳工互助团、长机帮工会等。一向被军阀控制十分严密的兵工厂、造币厂的部分工人也冲破阻力、冒着失业和生命的危险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纺织、生绉、药材、估衣、山货、服装、照像、绸帽、生丝等60多帮的工商团体店员。参会的有《西陲日报》、《国民公报》、《民视日报》、《四川日报》、《四川晚报》、《市政日刊》等新闻团体、单位的职工和记者。大会的总人数达3万多人。

大会正式开始后,首先由大会主席廖恩波讲话。他揭露了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残杀我国工人、学生的罪行,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非达到目的不止。然后,尹亮易、刘小溪、郭祖、袁亚群(共产党员)等参会代表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们讲话的共同点,都是希望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最后,廖恩波宣读了大会通电,通电提出了成都后援会解决沪案的四项基本要求:1、惩办凶手,重恤受伤同学,英日政府向我国道歉;第三步,凡英日在华雇佣一切华人退职,与英日绝交,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

通电宣读完后,进行了游行。各学校、各群众团体在游行时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国民公报》刊印的《沪案专号》,《西陲日报》、《民视日报》出的专刊,赤心评论社印发的《反对帝国主义专号》,也沿途散发一空。为了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在游行中进行了募捐活动,沿途群众踊跃捐助,场面感人。国民外交后援会事先做了480个募捐箱,分发给各团体,后经验收,共募集到款项274元4角和铜元2700多串。当晚,通俗教育馆的新剧部、艺术部和美化社合演“英日惨杀华人”的话剧。表演逼真,观看群众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动,有的观众当即慷慨解囊,在演出过程中又有募捐。储才中学和成都联中的学生,入夜后还在东大街一带茶社门前讲演,引来很多听讲的群众。

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召开的这次群众大会及相关的活动,由于事前准备充分,会议在动员群众,提高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情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成都人民声援上海五卅运动进入高潮。

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陆续展开的声援五卅惨案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军阀势力。正当成都人民怀着满腔义愤抗议英日暴行,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誓死争取民族解放的时候,驻扎在成都地区的亲英军阀杨森却热衷于用武力统一四川。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反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在群众游行集会的当天,就在城内外张贴镇压群众运动的布告,还美其名为“维持本日街市秩序”。次日,杨森又命令四川全省戒严司令向成杰取缔国民外交后援会,同时电告成都工商各团体“无违轨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主持四川军务、政务的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署和四川交涉署,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爱国的具体表示和措施,对国民外交后援会要求置之不理。为了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于6月23日召集了各群众团体代表80余人在高等师范开会,商议组成请愿团,向督、省两署请愿,并要求四川交涉署对杨森的命令提出严重抗议。经过讨论,决定由到会的六大团体各举一人作为请愿团的发言人,推举谢啸仙为请愿团领导人,由他带领请愿团赴督、省两署请愿。请愿团先赴督办公署请愿,杨森避而不见,仅派出一位秘书接见代表。当时省长署在重庆设立了省长行署,成都的省署是有名无实,请愿团便直接赴交涉署,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后,交涉署的季宗孟才被迫接见代表。请愿团当面提出国民大会通过的四项条件,要求北京执政府一致严肃交涉。季在表示钦佩一类应酬话后,答应“即日依照议决各条件,致电外交部,严重交涉”,但是季又说,希望人民与政府一致,对英日领事和各国侨民“尤应礼貌有加”。

杨森看到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不遵从他的禁令,不仅继续开展爱国运动,而且组成浩浩荡荡的请愿团到督署请愿,立即命令四川全省戒严司令向成杰再次发布更为严厉的五条禁令:1.禁止沿街索款项。2.禁止演说。3.禁止散贴传单及各种小旗标语。4.禁止游行示威。5.禁止罢市、罢课。23日,向成杰命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熊炬,“于明日务联络宪兵队实行取缔”。第二天,督署派人到国民外交后援会,要挟后援会遵守五条禁令。廖恩波等立刻予以当面驳斥,说明后援会对于声援上海案的所有步骤都已在宣言中说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上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本会完全不负责任。至于禁令的第一、四、五条,实际已经停止,第二、三条是领导群众应该开展的正常活动,必须继续进行。紧接着,戒严司令部又派人强硬要求后援会严守五条禁令。廖恩波、谢啸仙等义正辞严地重申,国民外交后援会坚持反对杨森发出的五条禁令,决定继续开展爱国运动。遂分成出版、讲演、新闻、调查四股,进一步扩大宣传活动。包括出版《三日刊》附画报一种,由日新画报社及爱国沥血团负责,摘新剧团多次上演英日在上海惨杀华人的活报剧及亡国历史剧;函请私塾研究会长通知各私塾教师聚会,宣传部专门派人前去讲演。6月中旬前后,成都四周的华阳县、成都县、彭县、温江县、双流县、新津县先后成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外交后援会,举行了群众集会或示威游行。

6月24日,四川省戒严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宪和便衣人员四出巡查,监视学生行动;杨森又命令省会警察厅,随时配合拿办,从严查处。他们还大造谣言,说什么有人在端午节(6月25日)举行暴动。25日,储才中学的学生在少城公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旁讲演,宪兵荷枪实弹,出面禁止,幸经调停,未酿成流血事件。同一天,市面治安如常,而戒严司令部却煞有介事地派出大批武装在外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四圣祠街密布岗哨,实行戒严,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26日清晨,廖恩波等作为后援会的代表前往督署面见杨森,说明沪案关系国家存亡,后援会必须通过散发传单和讲演等形式,向群众讲明英日惨杀华人的事实真相,而且在此前的所有活动中也从未发生过骚扰之事。杨森竟然说反帝爱国运动会引起盗贼乘机抢劫人民,又以保护外侨和外国领事相要挟。廖恩波等当面给以反驳,并一再阐明爱国大义。最后,杨森不得不表示答应后援会继续散发传单和讲演的要求,并转知戒严司令部和警察厅。

为了打破五条禁令发布后的紧张局面和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后援会于27日邀请军政长官、各机关头目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在通俗教育馆内举行茶话会。会上,廖恩波致欢迎词,郭祖报告了沪案真相,谢啸仙则在报告了国民大会情况和捐款处理办法之后,当众声明不能执行戒严司令部五条禁令中的二三条禁令,望军政长官给予谅解和支持 。卢作孚、毛仲成、孙卓章、夏斧私等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支持外交后援会的工作。这次茶话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廖恩波在外交后援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前次茶话会后,各机关领袖,亦甚了解,深表同情。与此同时,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又发出代电,呼吁各地整顿团练,希望‘人人为御敌之兵,且杀国内兵匪之患’,效法太平天国,造成刀枪林立的局面,使侵略者无可奈何。”由于外交后援会能团结各阶层的群众,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敢于坚持爱国的正义行动,反对杨森炮制的禁令,才使反帝爱国运动越过了军阀们设置的巨大障碍而继续向前发展。

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与军阀的斗争取得胜利后,赓即制定出了更为全面的计划,要求把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运动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去,要求后援会各成员单位派出宣传人员赴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宣传队员除青年学生而外,还有工人、店员和农民、军人组成的宣传队,分数路步行到茶店子、龙泉驿、灌县、新津县、新都县、双流县等地讲演。他们除口头讲演外,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办漫画展览等,一些学校和文艺人士还上演新剧(话剧),成都通俗教育馆还在门前设置黑板,介绍五卅惨案经过和各地有关消息。

政治斗争蓬蓬勃勃开展后,紧随其后的是经济斗争,成都的商界开展了抵制英日货物的斗争。在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的同时,成都的商界又单独成立了“成都商界国民外交后援会”,但实际上是两个牌子一个机构。成都商界后援会在成立大会上就作出抵制英日货物三项决定,但在商界后援会抵制英日货物时受到部分商人的反对,因查禁英日货物而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帝统一战线开始出现分裂。早就对学生反帝运动不满的军阀,对买办资本家进行拉拢,对学生、工人的爱国行为进行无端指责。四川戒严司令部发出布告,说:“排斥仇货,须循序以进,分别仇货购进之先后,以定相当之处理。倘一律目为仇货,而贱视之,诋毁之,检查之,没收之,处分之,未竟其功,而内部已蒙其害。”并且诬蔑工人、学生等开展这场运动是“逞一时之气”,是“豆萁之煎”,“本司令责任所在,定于必要时,执法以绳也”。 成都总商会为了表示执行他们自己公布的决议办法,曾在东门外九眼桥和走马街邮局一带检查仇货。但在戒严司令部发出上述布告后,商会就宣布:“各商号亦遵照本会议决,平价拍卖。照此办理,则已到英日货品,更无检查之必要。”刚出生不久的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中显得十分软弱。由于他们的软弱和妥协,国民外交后援会名义组织的成都各界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大受挫折。

成都人民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历时一月,是在中共成都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倡议和发动下开展起来的,许多党员团员都参加到了后援会的领导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这次运动,不仅党团员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积累了组织群众革命运动的经验,也为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成都各界人民开展的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虽然被军阀暂时压制下去了,但是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1925年12月,四川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成都高等师范致公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川各地的学生代表52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省学联负责人廖恩波主持。这次学生代表会议,是遵照全国学联总会第七届会议(四川学联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上海大学的三名川籍学生:李硕勋、杨达、欧阳本义)的指示精神召开的。成都团组织、劳工联合会及其他各界代表,共20人列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改进学生本身利益案》、《学联会代表大会宣言》、《学生联合会致学联总会电》、《对于反动教育实施案》、《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案》、《反基督教案》、《平民教育实施案》、《川东学潮案》等十六个重要决议案。这次会议按照全国学联总会改组省学联的指示精神,选举出了新的省学联领导成员,廖恩波当选为省学联会主席,川南(泸州)学联、叙永县学联、资中县学联、永川县学联、盐亭县学联、广汉县学联、铜梁县学联和成都大专院校的一些共青团员进入省学联会领导层。对于今后全川青年的革命方向,会议提出的总目标是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混战。会议还对全川的学生组织、斗争方式、组织纪律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划。这次会议是五四运动后四川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盛会,会议产生的省学联成为了统一全川的学生团体。

省学生联合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成都人民又在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的组织下,开始准备迎接在上海五卅惨案中牺牲的何秉彝烈士灵柩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继上一年声援五卅惨案开展的反帝斗争的又一次成都人民爱国热忱和革命精神的集中展示。何秉彝(1902—1925)彭县人,共产党员,字念兹,1922年在彭县中学毕业后,考入成都工业专科学校,1923年5月离开成都东进上海求学,第二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数理专科。在上海期间,何秉彝看到“国事日非,民不聊生”,“外遭帝国主义之侵略,内受万恶军阀之蹂躏”,东南沿海比之成都更甚。何秉彝深切地感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才能救国救民。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这年秋天,他转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社会科学。他忠诚勇敢,坚毅卓绝,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社会活动,常常深入工人、市民中去进行工作,还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行。由于表现突出,何秉彝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上海共青团地委组织部长。5月30日上午,担任五卅示威游行总指挥部联络员的何秉彝,带领上海大学第四决死队奔赴租界中心地带示威讲演,遭遇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游行群众,何秉彝背部连中三枪倒地,仍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第二天何秉彝在上海仁济医院牺牲,时年23岁。

在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的筹备会上,到会的1000多人听到何秉彝牺牲的消息都异常悲愤,当即决定召开追悼会。会后,外交后援会又决定将烈士的遗体运回成都,并电告重庆等地,烈士灵柩过境时,一致举行追悼,俟灵柩运抵成都后,再由各界举行规模宏大的追悼会,并准备在烈士安葬的地方铸铜像以表永远的怀念,还成立何秉彝治丧委员会。何秉彝的家乡彭县得知其牺牲的消息后,各界群众也成立了追悼何秉彝烈士筹备会,在其后召开追悼大会的时候,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派出代表参加。1925年冬,何秉彝烈士的灵柩运至重庆时,重庆人民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进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1926年5月28日,当何秉彝灵柩运至成都牛市口时,十里长街,成千上万的群众肃立两旁,大家都怀着沉痛的心情迎接何秉彝灵柩的到来。灵柩停放在成都高师致公堂,全市学生代表轮流守灵。29日和30日,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在皇城内的高师附中连续召开了两天的追悼会,各阶层人士都前去悼念,其中学生最多。烈士灵柩停放成都后,军阀政府长期置若罔闻,未妥善安排,致使灵柩无法运回家乡彭县安葬。后来,在各界进步人士的积极筹备和努力下,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做了安排,将烈士安葬在成都北门外金绳寺。1949年冬天,国民党在溃逃前夕,掘毁了烈士的坟墓。建国后,彭县人民为纪念这位五卅牺牲的英雄,特建了“秉彝亭”,来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生命的共产党员。

二、以人力车工人为主的工人罢工斗争

通过广泛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成都工人阶级的革命信心和勇气,五卅运动后,成都的人力车工人也奋起为争自身权利而掀起了一场持久的罢工运动。

人力车工人,当时又称为黄包车夫,他们具有传统的斗争精神,曾举行过多次的罢工。据1926年1月统计,成都全市有车主(即车行老板)58家。有车达百辆以上的19家,其中利通车行最大,有车500辆。其余的以二三十辆、五六十辆居多,成都总计人力车在5000辆左右,按一车一人计算,成都人力车工人也在5000以上,这是成都一支较强的工人队伍。人力车工人常常没日没夜地拉着租来的黄包车风里来雨里去,而一天的劳动所得,几乎全被老板与揽头(又称二老板)剥削去了,自己却所剩无几 。车老板和揽头还想方设法地压榨人力车工人的血汗钱。如规定所有租车的工人都要穿号衣(一种兰底白字印有车号的粗布背心),否则不给租车,而号衣是超出成本价收费的。又如,租车时还要请保人,并预交十元的押金。开始,老板订了一条十分苛刻的规定,就是车租一定要以银元为标准来折算,而工人每拉一趟客人又只能得到几个铜板,到了下午工人们只得把所挣到的铜板,拿到商号或钱庄去兑换成银毫子,兑换银毫子的钱庄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经过这样的几次无故的被盘剥后,到工人手上的钱就所剩无几了,甚至还要倒贴。因此,成都的人力车工人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地工作,仍然无法养活家小,甚至无法养活自己,常有工人倒毙路旁。为了生存,他们开始自发地串联起来,准备和资方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1925年冬,成都的部分人力车工人为反对昂贵的车租就举行过一次罢工运动,由于缺少统一指挥,力量分散,最终在资方的高压下失败了。随后,成都利通等八家车行老板,竟将每日的车租由五角增至六七角,激起了全体人力车工人的巨大愤慨。成都党团组织知道人力车工人这个情况后,刘愿庵立即派出善于做工人运动的党、团员钟善辅、刘亚雄、李宗林等深入到人力车工人中去。他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革命觉悟,用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提高工人的斗争信心。经过细致的工作,党、团组织在人力车工人中培养了一批革命的积极分子。党、团员为工人们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斗争方案,又将方案通过积极分子传达到全体工人中,绝大部分的人力车工人接受了党、团组织提出的斗争方案。1926年1月初,人力车工人召开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并发出《罢工宣言》,宣言指出上次罢工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莫得团结,莫得办法的缘故,所以我各公司的车夫,特别办了一个成都人力车工会,昨天大家议定,从明天起一律罢工不拉车,如果有人破坏同行的再去拉车,我们会里派出纠察队,定要干涉他们,并要处罚他们”。会议还推举代表向车行公司交涉,向市政公所请愿。

1月27日,在成都团组织的指导下,人力车工会在皇城坝召开劳工大会,有1000多工人代表到会,会上通过了减少车租、取消揽费、每日租钱由铜元计算、夜车灯费概由公司发给等八项要求。为了团结更多的工人和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人力车工会在报刊上再次发表了《罢工宣言》,呼吁社会各界同情人力车工人的组织和人士给予支持。会后,全体人力车工人集队到市政公所请愿。当局不予理睬,租车公司也互相通气,商讨对策,坚持车租底钱不变,还放出话来说:不拉就算了,立即退还押金,解除契约。这时年关将近,工人思想波动。工会也有退让的迹象,在宣言中说“只要公司稍稍让步即复工”。

此时中共成都党、团组织决定,由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和成都劳工联合会出面,派人作劳资双方的调停代表。经过周旋,劳资双方决定选择中山公园(今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劳资会议,进行商议。资方知道由省学联和劳工联合会两个组织出面调停对他们不利,因而他们中的多数不派代表参加会议,而少数到会的代表也是抱着探听虚实的态度,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不是推诿搪塞,就是软磨硬抗。工人们在成都党、团组织的支持下,并没有因为罢工斗争陷入僵局而灰心丧气,而是参与其中,继续不断地进行抗争。省学生联合会和劳工联合会也给予工人大力支持。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了缓解工人与资方的尖锐对立,省议会也提出应该取消“人力车杂费”,指责“资本家虐待劳工可恨,望市政公所严加取缔”。《国民公报》还提出了解决罢工工人问题的方案,要工人们先复工,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工人们的罢工斗争已经持续了好多天了,再和资方相持下去,生活的问题更加困难,成都党、团组织也没有经费来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只好让其复工。

1925年冬至1926年春的几个月中,成都人力车工人先后两次罢工都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成都在军阀的武力统治下,一方面,资方多以军阀官僚为靠山,共同对付工人。而另一方面,成都各工会之间一时难以形成声势浩大的支持人力车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当时成都的中共地方组织在人力车工人中的力量也比较薄弱,罢工起来以后才派人去做工作,显得比较仓促;人力车工人又分散在全城各处,难以统一掌握,缺乏坚强的团结和一致的决心。加之,这次罢工的时间接近年关,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的人力车工人,见罢工没有希望,便另谋生路,或者返回农村过年,使人力车工人的战斗力大大地削弱了;而能够最勇敢地支持工人的学生也在寒假期间纷纷离校,使得罢工声势顿减。同时,由于四川军阀的连年战争,农村破产者很多,大批游民流入城市,这些人没有技术,进不了工厂和作坊,形成城市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而拉车的力气活就是他们最适合的职业之一。因此,造成了人多车少,有大量的后备军,这是资方有恃无恐采取强硬态度的最重要法码。

人力车工人的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在成都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能为自己谋利益的组织——人力车工会。通过罢工斗争,工人们看清了社会制度的黑暗和丑恶,工人们的团结性和革命性有所增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声讨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九五惨案的反帝爱国斗争

1926年下半年,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锐不可挡之势,斩关夺隘,在长江流域和江浙战场都取得了辉煌战果。各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英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行将土崩瓦解的吴佩孚集团,加紧了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动,不仅调遣军舰来华示威,在东南沿海制造流血事件,还利用商轮在中国内河胡作非为。英国轮船在水急浪高的长江中上游段的四川万县多次肆意寻衅肇事,以淹死中国人为儿戏,在6月至8月的三个月内,先后以轮船在长江快速行驶,掀起巨浪,浪沉中国木船多艘,淹死中国军民70余人。英帝国主义的这一行径,遭到万县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万县驻军扣留了英帝国主义的商轮两艘。为此,9月5日,英帝国主义开来军舰炮击万县城,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和死伤千余人的大惨案。万县惨案震惊全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式的英帝国主义”。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专门用一期的版面为万县惨案做专号。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学联等组织都发表了宣言和快邮代电,支持万县人民,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野蛮屠杀。

万县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后,9月16日,共产党员刘亚雄、钟善辅主持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率先发表宣言,主张实行对英经济绝交,抵制英、日帝国主义者。宣言说:“五卅之血未干,万城之惨案重演,彼帝国主义者,用屠杀政策,势将绝我华裔,闻此噩耗,悲愤填膺。”宣言号召:“凡我同胞,急宜奋起,实行与英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成都的青年学生走在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前列,立即组织起宣传队向群众讲演,华西大学学生入城游行,分头散发全体学生通过的宣言3000余份。无比愤怒的成都人民在国民党左派市党部的领导下,联合各界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核心的“万县惨案成都国民雪耻会”(以下简称雪耻会)。雪耻会还以劳工联合会、劳动自治会、总商会、店员联合会、省农会、省议会、武士总会南台支部等七个团体为委员,组成以钟善辅为主任的罢工委员会。从此,成都人民在雪耻会和罢工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雪耻会首先制定了对英经济绝交的措施:不买英国货物,不使用英国钱币,不搭乘英国商轮,不存款于英国银行,不装运英货,不接受英轮客货,不供给英人及英轮的油盐、柴炭及食物用品,不做英人买办水手、领江及一切雇工。同时,雪耻会还制定了抵制英日货物时,要求成都各界需要立即配合执行的八条标准。对英经济绝交措施公布后,成都雪耻会立即组织了纠察队查禁英货,这一行动,得到成都各阶层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省会警察厅和城防司令部迫于形势,也发文通知各城门守备,届时协助雪耻会纠察队检查仇货。成都查禁英货工作一直进行到1927年3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成都市内风起云涌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很快带动起了城郊的新都县、华阳县、双流县、灌县、温江县、新津县、彭县等地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的运动。

10月5日,成都市万余人举行了万案同日纪念游行,制订了市民公约,提出了赔偿、惩凶、撤销驻渝英领事,要求四川军队封锁夔门,禁止英轮在内河行驶,宣布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华西大学、华英女中等教会学校的学生,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勇敢地参加了成都雪耻会组织的大游行。华大学生返校后,遭到华西大学校长、美国人毕启的指责,扬言再胡闹就马上开除学籍。毕启的言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大家反复讨论,准备退学,他们的行动得到雪耻会的坚决支持。10月7日,学生组成“华西大学学生退学团”,随即发出《华西大学学生退学团宣言》、《退学团致各界通电》、《退学团向四川省议会请愿书》,退学团还专门编辑出版《团刊》,揭露英人在华的种种侵略罪行,呼吁国家收回教育权等。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和四川农业专门学校学生先后发出《援助华西大学退学团宣言》,《四川日报》特为退学团撰文,给予了同情和赞许。地方政府、军政机关、省学联会等对退学团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10月20日,为了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华西大学、华西协中、华英女中、华美女中、城内外各教堂、教会以及教会办的学校、医院和外国人家中雇佣的厨师、看门、跑街、送信、杂工、车夫、女佣、保姆等男女工人600余人,在成都党团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感召下举行罢工,声明不给仇人做工,立即自行解雇,全部撤走,外国人毫无知觉,感到狼狈不堪。所有罢工工人在各界募捐的支持下,在劳动自治会领有一张“罢工证”,每天凭证按家庭人数,每人领取伙食大洋二角。罢工会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执行公约。工人中如有愿意另找工作的,罢工会替他们妥为安置。钟善辅、刘亚雄等还组织工人在外南临江庵及城内四圣祠茶社等处,讲述反帝斗争的重大意义;工人们组织的宣传队到市区各地,向人民群众报告罢工经过,控诉英人罪行,获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

在学生退学、工人罢工浪潮的冲击下,不少的外国人办的学校、医院等都几近瘫痪。一部分外国人不得不灰溜溜地跑回国内去了。留下的一些权势较高的人,则妄图通过驻成都英领事的作用压迫官方勒令工人复工,或采取软办法收买工人。但这些办法无一得逞。他们只好央人出面调解,对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一概承认。钟善辅、曹品、李铁夫等代表罢工委员会还同英国人饶德伟、美国人毕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谈判中指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事实。这些外国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对万案的不平”,愿意致电英国政府,“伸张正义,谴责这一罪行”。并还一再声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和爱国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衷心赞成,表示佩服。”谈判最后达成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此次成都工人为万案而罢工,纯系爱国举动,故由调解人商得双方同意,罢工期间内工人应得之工资不得扣除,并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第二,侨蓉英民,发出宣言,对于万案,主张公道,并由侨蓉英民请求英国驻成都领事致电英国政府,公平解决万县惨案。第三,改良工人待遇:甲、中国年关、节关、国庆及世界劳动节,应休工;乙、工人、雇主发生纠纷未得了结时,雇主不得动辄加以无理压迫,应请双方赞同之第三者,出面解决之。

在通过这些协议之后,罢工委员会赓即发表了《万案罢工工人复职宣言》,向工人们宣告洋人完全接受复工条件,成都的英侨将通电全世界,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宣言还同时提醒人民,究竟万案怎样解决,英侨能够实行条件与否,我们不敢断定,所以我们的复工是暂时的。在成都的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在签订协定的当天,就按照谈判承诺,遵照协定的主要条件,并依据罢工委员会审核过的中、英文稿,发出了给全世界人民的一封通电和给英国政府的一个专电,声讨英帝国主义在万县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对英国政府作出很严厉的谴责。

成都人民声讨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九五惨案的运动,在各界群众的一致努力下取得了胜利。在成都党、团组织的领导下,11月21日 “九五爱国工友联欢社” 成立。这次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深入程度和广泛性上,其声势之浩大,近似于辛亥时期四川的保路运动。

四、成都市工会的建立

以声援五卅运动为起点,成都的工人运动也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继续发展。

1926年3月14日,成都劳工联合会、成都劳动自治会等团体发起,成都各界参加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刘愿庵、杨吉辅在大会上讲演,大会通过了改中城公园为中山公园及言论出版自由等提案。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基督教!拥护广东国民政府!”等口号。不久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学生为主的2000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要求段政府立即驳复八国通牒。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4月9日,成都学界成立了“北京三一八惨案成都各校后援会”,发出声援通电,声讨段执政的残暴罪行。17日,成都各校学生5000多人集会在少城公园,会上,省学联发表宣言,表示要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向一切帝国主义者与其工具实行最猛烈的进攻”。28日,以成都40余校的学生和工界等群众5万余人在西较场隆重举行北京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同月,成都牛骨帮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虐待而举行罢工,劳工联合会通电声援牛骨业工人的正义行动。接着省城泥木石雕五行业建筑工人举行反对惨重剥削和增资罢工,矛头直指封建行会——“鲁班会”与揽头(包工头)。因建筑帮供奉鲁班,所以又称鲁班会,但鲁班会逐步被资本家和把头操纵,他们出面承包工程后,又以最低的工薪付给工人,从中榨取血汗。在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下,建筑工人举行了全市大罢工,正在为军阀资本家修建房屋的工人们,立即停工参加游行示威。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对神会统治!”、“打倒剥削压榨工人的封建把头!”、“工人们团结起来!参加自己的组织——工会”等。工人还派出代表团同鲁班会说理斗争。在群众的压力下,帮会的头头只好表示鲁班会由工人自由参加,不得勉强,工资问题由劳资双方协商,资方须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工人们在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成立了成都市建筑工会。在“五一”劳动节来临时,成都工人阶级又举行了示威游行。6月,粗丝帮工人在成都顺城街安乐寺召开工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700余人,大家推举劳工联合会副会长钟善辅为主席、黄映湖为速记,代表会议选出了李绍章为工会会长,祝少青为副会长,陈鸿章为书记。

6月,成都工运负责人之一的刘亚雄被选为全国劳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7月,成都劳工联合会召开各行业代表会议,着重研究了成立成都市工会的问题。经过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数月的筹备,1926年10月10日,成都工人市工会诞生。来自长机帮、生绉、建筑、劳动自治会、牛骨、剌绣、粗丝等42个分工会的代表245人,聚集在成都南府街川主庙,共同参加市工会的成立大会。这天的来宾有成都革命新闻社长唐伯琨等20多人。钟善辅为大会主席,周尚明、高诗伯等为大会记录,刘亚雄在会上对劳工联合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钟善辅将筹备市工会的经过向大会作了汇报。唐伯琨及生绉帮二区工会代表王口臣,粗丝分工会会长李绍章,机织一区分工会张远田等在大会上发了言。会议讨论通过了和工人利益息息相关的市工会办公地点案、禁止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及职员案、援助罢工案、工人休息案、假借工会撞骗案、经费案等一系列提案。大会选举产生出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的市工会的领导机构,由会长刘亚雄,副会长钟善辅,评议员孟本斋等九人组成。

市工会成立后,创办了《工友》为机关刊物,宣传工会的革命方向,指导工人运动。文字通俗易懂,很是适合工人口味,仅出了四期就停刊了

成都市工会成立后,即着手对各分工会进行整顿,加强对工人的思想教育。1926年11月初,成都汽车工会在中山公园乐观茶社开会,到会工人150余人,讨论了改组分工会、成立总工会等事项。

11月25日至12月4日,由中共四川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在重庆召开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成都市工会向大会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在此前后,成都市工会还发起了声援重庆大同印刷局和《公益晚报》记者、职员及印刷工人的斗争,专函慰问被捕工友,痛斥重庆警察厅长,声援南川县民众的革命运动。1927年2月8日,西川邮务总工会在成都建立,发出宣言说:“我们今后愿意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意,努力联合全世界的邮务工人,和其他各项平民,为自身利益而奋斗,为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国民革命完成大同主义而奋斗。”邮务工会还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等提案,遭到代理邮务长儒福立的强烈反对,声言不承认工会,并勾结当局,派出军警监视职工,破坏工会工作,使邮务工会陷入困境。成都市工会立即发出支援宣言,声援邮务工人的斗争。随后国民党左派市党部也出面支持邮务工会,党、团组织又指示各级组织动员外围组织和民众团体一致声援。在强大的压力下,代理邮务长被迫书面承认工会的存在,签署同意邮务工会提出的工会职员在任期内不得调遣,对邮局的一切弊端,工会有告发弹劾权,取消邮局一切不平等待遇等六项决议。

由于市工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各行各业筹建的现代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先后有军械、电政、丝业、棉织、靴鞋、店员、排字、厨工、理发、泥帮、京果、茗工、房客、油漆匾对书业、新闻业、粗丝等工会建立。这些工会以不同的形式,分别发表自己的宣言。

成都市工会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的关心和支持。1927年2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苏兆征、代理委员长李立三签署委任状并发出通告,委任钟善辅、刘亚雄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通告热情赞扬钟善辅、刘亚雄“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对于四川工人运动情形,尤能深切了解”。同年3月21日,成都市工会奉全国总工会第六七号令,改名为成都市总工会,继续深入开展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

在大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国民党左派市党部也用了相当的精力抓工人运动,使成都工人运动发展有较好的环境。在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的报告中,也把成都总工会等列入其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报告称领导下的工会有:成都市工会,该会所辖分工会有20余个,会员最多。

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成都市工会所属的基层工会已发展到64个,会员人数达万人以上,成为成都地区举足轻重的革命力量。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杨公在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运动报告》,对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建立的市工会作过这样的评价:“这是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并为工人利益奋斗的市工会,在事实上确为工人争得了自身利益和要求,所以一般工人很坚决的拥护着他。”这是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深入工人工会的结果。

五、革命团体和进步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中国大革命运动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政治环境朝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革命实践中,成都是四川最早诞生党、团组织的地方。这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成都地区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和他们中的革命分子,在成都党、团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站在了革命时代的前列,勇敢地投入到革命的潮流之中。成都党、团组织要求各级组织可以根据不同条件、不同形式建立党、团组织领导的外围核心团体。运用建立的公开组织,学习宣传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革命宗旨,把大批的革命志士聚集到党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可运用革命团体的力量,去推进革命运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成都地区的党、团员们,积极地行动起来,开创了少年俱乐部、社会科学研究社、导社、共进社、新青年革命团以及妇女团青年组织等。

1925年初,成都少年俱乐部成立,这是共青团员张子玉在少城公园创办以成都小学和初中学生为主的第一个团的外围组织。周尚明、李宗林等一批团员加入该俱乐部。俱乐部的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青年学习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并参加成都党、团组织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少年俱乐部的成员最多时达到200余人,彭县、叙永县、泸县等地受到影响,也建立起类似的组织。1926年夏,张子玉受党的派遣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少年俱乐部的工作由省立一中的高凌暂时负责。不久,团组织决定由周尚明、高诗白等负责少年俱乐部的工作,10月市工会成立后,高诗白被安排到市工会工作,周尚明等决定将无固定社址的少年俱乐部也搬到市工会所在地中山公园(今成都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还创办了一张名为《红英》的小报,由罗世盐负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捣毁了市工会,少年俱乐部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少年俱乐部建立之后,1925年6月,成都大学党、团组织创建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以下简称社科社)又成立。这是成都地区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活动最有成效的组织。其时正是声援五卅革命运动之际,成都大学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与革命青年,都迫切地感到有建立一个能公开的团体的必要,便于加强党、团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党员、团员何志远、李正恩、钱芳祥等,经过酝酿,邀请了王道文、张代耕等同学,在校内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制定的宗旨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民主革命。社科社在名义上属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外南十六区分部,实际上受中共成都特支的直接领导。李正恩、钱芳祥等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校内党、团组织负责人。社科社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社员学习马列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社科社在1926年1月创办了机关刊物《野火》周刊,由团员梁造今、张星石任主编。主要内容是宣传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新三民主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每半月一期。曾在成都著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代销,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大革命失败后,《野火》则宣传党的苏维埃路线。《野火》周刊的出版得到了校长张澜的支持,特别是在经费方面,每月由学校补贴出版费五六十元。同时,受成都党组织委托,社员张星石还和省学联负责人龚堪慎共同创办了《四川学生》周刊。社科社在开展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社员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积极投入到全市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去。

在大革命运动中,社科社还与国家主义派的“惕社”进行了一次较量。惕社与社科社成立时间差不多,成都大学的国家主义派在李璜的支持下,组织起了以宣扬国家主义理论为宗旨的惕社。国家主义派是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在法国成长起来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发起人是川籍人曾琦(隆昌人)、李璜(成都人)。他们在法国大肆鼓吹中国需要国家主义,否定中国的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吹捧法国反动政府和国内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还散布实业救国和搞改良主义的谬论。国家主义的理论一出笼就受到留法俭学党、团组织的严厉驳斥,但由于他们的理论有一定的诱惑力,还是很快在国内外散布开来。国家主义派的主要人员是四川人,因此,他们着重在四川传播国家主义派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重庆、万县等地传播时,遭到当时在重庆、万县的肖楚女等的坚决批驳,而不能立足后,李璜等又窜到成都,把成都大学当成他在成都地区宣扬国家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根据地。1926年下半年,国民党右派也在成都大学建立起“健行社”,与惕社一起,依靠封建军阀,其纲领和活动与社科社对立。其实质是争夺青年,也是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理论战线上的反映,这关系到成都地区的革命前途,引起了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高度重视,中共成都地方组织指导社科社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成都大学的校长张澜历来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同意三个组织在校内展开以学术讲演形式,进行公开的三派观点的大较量。 惕社为欢迎国家主义派首领李璜来成都大学任教,向学校借用礼堂,请李璜作报告。 社科社听说后,遂以纪念即将到来的“三一八惨案”周年和“五一”节为由,向学校建议:“既要在学校讲话,大家都讲。”于是,张澜校长决定:校内三派学生组织都请专家主讲,开成一个学术讲演会,并表示要亲临听讲。校内外各进步团体和各校师生听到这一消息,大多数人都热心支持社科社的这次活动。中共成都特支研究后,决定由中共特支的宣传委员刘愿庵亲自出席大会讲演。学术研讨会在致公堂举行,校长张澜,本校教授、学生、社会知名人士和外校师生1000多人到会,盛况空前。李璜首先讲演,说什么国家风雨飘摇,难保安全,讲民权、民生,侈谈耳!至于共产主义,更是黄粱美梦,脱离国情,害国、害民、害己。接着是健行社请的杨吉甫教授讲,他说:国家主义太狭窄,共产主义太遥远,路子都走不通,只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在现实社会中能实行。最后是“社科社”请的刘愿庵讲演。刘愿庵走上讲台说:刚才李先生讲的,国家要独立富强,讲得好,但是怎样建设?我没有听明白李先生是怎么讲的,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国家里,这个不讲反帝反军阀的国家主义,真有点不好讲。杨先生又告诉我们,只有三民主义才合国情,对!只是我想这个三民主义,恐怕应该是三年前孙中山先生阐释过的新三民主义,是要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的三民主义,只有孙中山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争得国家独立;有了独立,又打倒了依赖帝国主义作恶的军阀,要建设富强的国家,也还要依靠工农大众。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也才能真正反帝建国。刘愿庵的讲演一结束,张澜校长立即站起身来,带头鼓掌,连声称赞:“讲得好!讲得好!”会场掌声响成一片。随后,成都大学社科社联合校内学生组织发出驱逐李璜通电,成都党、团组织领导下各革命组织也先后发起了对国家主义派理论的批驳,使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在成都没有市场,而李璜也躲了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又开始抬头。1927年秋,成都大学学生会改选,社科社还利用墙报同健行社、惕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共青团员王向忠和共产党员王道文合写了《新陋室铭》,对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926年和1927年的暑假,成都大学招收了两届新生,社科社也两次扩大组织,两次修改自己的章程。1926年秋,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成都大学学生、中共党组织领导人李正恩和钱芳祥按照党的指示,修改了 社科社简章,他们把原来的学术研究团体改为青年革命团体,公开宣布奉行三民主义,贯彻三大政策,努力民主革命。把社科社的成员编为10人一组,每周进行小组学习。1927年暑假后开学之际,钱芳祥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去研究社会和参与革命实践。

社科社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已达到五六百人,在农业专科学校和彭县还建有分社。

 社科社的发展,引起了军阀们的注意。在稍后发生的军阀屠杀14名革命志士的“二一六”惨案中,成都大学社科社就有六人遇难。此后,成都大学学生会和全体教职员订出公约,规定校内的三政治团体不得再以团体的名义继续在校内活动。社科社的活动转入了地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评论社科社说:“社会科学研究社学生,多诚实君子,有志之士,有为青年,予与扶助,乃为国育材。”

成都大学社科社成立几个月后,成都师范大学也由共产党员苟永芳发起组织了成都地区另一个有名的进步团体“导社”,成立之初即有三四十人参加。导社成立就参加了声援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组织成都师大的学生上街游行。1927年1月,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的消息传来,导社以收回租界为内容张贴公告,批驳国家主义派宣扬的“读书救国”理论,以唤醒参加国家主义派的学生。大革命失败后,成都师范大学的导社活动进入半公开状态,继续进行着斗争。他们一方面四处张贴武汉国民政府讨伐蒋介石的文告,同时揭露国家主义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向育仁的卑劣行径。在1927年秋,成都师范大学招收新生之际,导社又秘密发展了新入学的共产党员张博诗等入社,不久社员就已发展到七八十人。他们积极参加了成都地区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反劣币运动斗争,直到“二一六”惨案发生后,张博诗牺牲,苟永芳等被通缉,导社才被迫完全转入地下活动。

另外,同时进行革命活动的组织还有四川法政专门学校的“共进社”。这个组织由该校的中共党支部书记龚堪慎和曹品等组织建立,龚堪慎担任该社总务主任。共进社把领导同学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校内国民党右派组织“中社”进行斗争作为己任。同时,龚堪慎还和成都大学预科、共产党员张星石接受党的任务,创办四川学联机关报《四川学生》周刊,张星石担任主编,龚堪慎负责组稿。“二一六”惨案后,共进社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27年下半年,在成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担任教务主任的共产党员袁诗荛,在附中组织成立了“新青年革命团”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新青年革命团先后吸收青年共40余人。他们还创办革命图书馆,室内陈列着《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袁诗荛经常到革命团讲演,还鼓励大家要做革命的先锋和闯将,指导大家参加实际斗争。

大革命时期,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先后直接在青年学生中建立的较大的进步组织还有:志诚法政专门学校的“锐社”、省立一中的“石犀社”、省立第一师范校的“赤锋社”,还有其他青年学生建立的“朝鸣社”、“嘤嘤社”、“学行励进社”、“平民学社成都分社”等一大批社团。这些革命的进步组织,把成都大中专院校的革命青年团结到党的周围,对于推动成都地区的革命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正是这些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的带动,才使成都各阶层群众的革命激情得到很大的发挥,连当时很难参加革命活动的妇女也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并建立起了一些妇女组织。1924年6月11日,成都的四川女界联合会理事长杜璜、胡兰畦等人就在成都酝酿成立妇女公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是:以研究家庭新旧关系,谋妇女经济发展,改进家庭制度为宗旨。8月26日,女界妇女联合会派出胡兰畦、胡蕴瑜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国共合作组织召开的商讨妇女组织联合问题的会议。1926年6月1日,王凛若等在成都筹备“四川成都妇女劳动协会”,提出该会的宗旨是改善女工待遇,男女工资平等,女工妊娠及产期应特别给薪,争取妇女做“有人格的人”。1927年1月,成都各界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制定的十二条奋斗纲领是:依据三民主义,团结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战线,共同去争取完成国民革命,最终谋求妇女的解放。1927年4月2日,在已成立的妇女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成都妇女协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派员孙壶东、刘愿庵出席会议并作了演讲,号召妇女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去,不仅要谋求自身的解放,还要为国民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青年知识分子创建的革命组织,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和群众投奔到革命的旗帜下,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党的外围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6年12月下旬,党组织邀集成都70余个革命团体的代表在中城公园宜凤茶社,召开了成都青年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公推“社会主义促进会”代表柯仲生为大会主席, “新社”代表朱潮碧报告联合会筹备经过。会议选举出成都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单位为“中山服务团”、“三民主义学会”、“中社”、“社会科学研究社”、“共进社”、“平民学社”六个团体。新当选的中山服务团代表钟善辅在讲演中说:我们之所以要成立这个广大青年的联合会,主要是反革命太嚣张,“故有联合各革命青年团体之组织,以图根本打倒一切反革命。但现在革命空气虽行高潮,但投机之假革命颇多。在从前敌友易分,攻击颇易,今混杂不清,非有彻底之认识,断难认定谁为革命,谁为假革命。我希望各团体须加倍努力,多在事实上表现,真假自易出之”。随后,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了促使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新职的刘文辉真正转向革命的议决三条办法:(一)决定发出宣言促其真实革命;(二)参加军民联欢会,提高革命空气;(三)在刘文辉行就职典礼日(1927年1月1日),全体出发在市面上去讲演,促使刘文辉等往革命方向靠拢。

成立会的第二天,青年联合会的六团体执行委员又在中城公园宜凤茶社召开执行委员会,推选钟善辅为会议执行主席,龚堪慎为大会记录。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刘文辉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典礼时的宣言内容,决定印发1000份传单散发;还通过了就职大会时的宣传大纲及口号标语,决定立即密函通知各团体分别到各街头讲演,进一步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

大革命运动在成都催生了一批以研究和宣传革命理论为己任的革命团体和进步组织,它们不仅直接鼓励和影响了有关行业的革命行动,也为成都地区整体的宣传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建立后,在党部下面专门设立了宣传部,根据临时省党部的指示,又建立了由五人组成的市党部宣传委员会,由何嘉模(中共党员)负责。同时,市党部指示各区分部选出宣传委员,要求各级党部把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市党部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在配合革命的进程,结合革命的实践,推进成都地区的革命理论传播工作。党部还将筹集到的经费,首先用于印刷《新军人运动》、《农民的好朋友》和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广为散发。每逢群众运动及各种纪念日,市党部的宣传委员会都要组织发表公开的宣言、传单。市党部办有《成都党刊》、《革命潮旬刊》、《三民周刊》、《火星旬刊》、《共进》、《赤光》、《红涛》等,这些刊物都是以中共党员、团员为主创办的,因此,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在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中起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还有一些中共党员、团员,先后进入成都的《西陲日报》、《四川日报》、《九五日报》中任职,尽量配合开展国民革命工作的宣传,同时也传播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市党部和各种进步团体还特别重视对最易接受革命新思想、新理论的青年学生这个群体的宣传。为了把省外一些重要的革命理论输入成都,党创办了中山书报流通社,购有最新的、各种版本的革命书籍七八十种,共千余册,目的是给无能力买书,或者是没有机会买书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纪念孙中山先生,大力宣扬革命,市党部决定将城内的中城公园改为中山公园,不久后,又将中山书报流通社改扩建为中山图书馆,同时还计划修建先总理的专祠纪念地。至今仍然立于春熙路的孙中山坐式铜雕像,就是当年国共合作的有力见证。

成都的国共合作在大革命时期有较大的进展,为革命开展做了许多工作,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努力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的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大革命艰难曲折的前期,凡是成都大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其中的领导者、组织者、核心成员均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面临危险,冲锋在前。直到大革命末期,国民党右派发起反革命政变,查封市党部时,也是成都市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刘愿庵、钟善辅等,坚决奋起声讨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屠杀共产党与革命群众的罪行,坚持斗争。

六、军运工作的开展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到四川,四川人民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临时四川省党部的领导下,掀起了支援北伐革命的高潮。北伐的主战场虽然远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和两湖等地,但四川也成为北伐战略部署上的重要基点。四川位于长江上游,四川军阀的势力一向强大,拥有军队20余万人,特别是驻扎长江上中游交界处的万县地区的川军杨森部,和北伐军的对头吴佩孚有非常密切的往来。其余的四川军阀也是摇摆不定,观望是他们的基本策略。北伐军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四川军阀的向背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早在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吴玉章就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也曾多次向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公提出,希望“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杨公等在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先后回到四川,即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积极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投入国民革命的工作,目的是藉以减轻四川军阀对北伐革命军的压力,同时也为四川的革命运动造就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在中共四川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四川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进一步开始高涨,成都成为川西地区的革命中心。以工人、学生为主体掀起的革命运动,在成都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在农村,农民协会在国民党成都地区左派党部的领导下也逐步建立起来,形成了有力地支援北伐革命的群众运动。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之际,中共重庆地委又决定派人到川西的彭县、崇宁县的驻军中开展军事运动。

彭县、崇宁县驻军属邓锡侯江防军第二师黄隐部,这支部队中的二旅、三旅早就倾向革命,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比较拥护国共合作。1925年夏,二、三旅得知广东黄埔军校中成立有“青年军人联合会”,是由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其革命性和战斗性在广东有很大的影响。该会的章程和革命宗旨得到二、三旅多数官兵的认同,他们也决意走黄埔军校的革命道路,决定建立一个类似组织,经过王文鼎、旷继勋、刘丹五等筹备后,于1925年8月,在二、三旅军队中首先建立起革命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推举二旅旅长甘德明、三旅旅长刘丹五和团长旷继勋、王汉章、吴仁轩、张克纯及军医王文鼎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分会成立后,就在要求进步的官兵中发展会员。这个组织表面是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实际上是组织大家学习进步书刊,讨论时事政治,破除军队旧习。在部队的管理上也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使部队出现了平等友爱的新气象。随后,执行委员会还派出钟克容(旷继勋团的营长)赴广东与国民政府联系,同时寻找共产党的组织,准备请共产党人到部队来工作。在广东,钟克容向国民政府汇报了二、三旅的情况;同时找到了共产党组织;向党组织汇报了四川彭县等地驻军二、三旅的情况;钟克容还在广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在重庆筹备建立国共合作的临时省党部后,二、三旅立即和临时省党部取得联系,并在其指导下进一步开展工作。1925年底,四川的国民党右派趁吴玉章等临时左派省党部执行委员离开重庆到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机,在重庆和省内各地掀起了夺取临时省党部权力的斗争,遭到临时左派党部邓刚等的坚决反对。右派党人还强行召开了所谓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作出了临时省党部迁往成都的决定。同时,国民党上海右派中央也发出第八号令,谓吴玉章、邓懋修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其中央执委身份即予解除,另委陈静修、黄斗寅等四人为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陈等纠集右派党人在重庆另设省党部,与吴玉章等领导的省党部形成对立。消息传出,立即遭到各级左派党部的坚决反对。驻彭县等地的二、三旅得知后,坚定地站在吴玉章为首的临时左派省党部一边,立即在成都以四川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名义发出《反对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人来川组织省党部宣言》。宣言说:“国民党的党员们——尤其是四川的国民党员——你们就应该起来帮助那真正能实行本党主义的人,去共同努力革命工作,遇有反革命分子,务希望铲除尽净,这才算是我们革命党员应具的本能。内奸不除,实在说不上革命!所以国民革命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肃清内奸’!”“现在上海反革命的伪中央委员会,正式派了三位(四位)代表来川组织省党部。同志们!我们既认清右派的反革命行动,那么,右派的代表,我们当然要驱逐他,诛灭他!勿使妨害我们革命的工作!并须同时联合起来,坚决拥护广东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代表,使在最短期中将川省党部组织就绪,好训练和指挥党员一致努力于国民革命!”“今天我们四川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我们全川的青年军人郑重宣言:为期国民革命之成功,三民主义之实现,对于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派来的代表,誓不承认!并采取革命党必要的手段对付之!”宣言发出以后,二、三旅又抓紧时间筹备建立国民党左派特别区党部,到1926年7月1日,第二、三旅分别建立了特别区党部,在团级单位建立区分部10个,区分部下设小组54个。

国民党左派组织在二、三旅中建立后,便开始实施训练干部人才和士兵的工作,两旅各创办一所军官研究所,每所安排下级军官150余人,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后毕业。对于士兵的训练,每旅办两个教导队,每队约120余人。军官研究所所授的政治训练课目主要为中国革命史、外交失败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各国革命史等。士兵主要学习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关税问题等。对其中识字能力较弱者,赶教识字,读字课本为革命四字经。士兵们在识字中不知不觉中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头脑开始焕然一新。同时,部队又在财政军饷及行政经费方面实行公开民主,一切收支公开宣布,还请地方觉悟团体来监督用途。这些活动的开展,使部队对国民革命的认识不断加深,革命觉悟逐渐提高。特别是驻防彭县的三旅旅长刘丹五,因与中共党员时有接触,思想比较开明,对自己旅的主力团团长旷继勋的革命活动比较支持,他因身体不太好,只要离开彭县养病,旅部的许多事就委托旷继勋处理。

二、三旅建立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在四川军阀军队中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情况早已被中共重庆地委所了解,因此,派遣刚从武汉同朱德一起到达重庆的秦青川以临时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也在重庆的彭县驻军代表钟克容,于1926年10月3日,绕道合川县、安岳县经成都前往彭县去加强二、三旅的军运工作。在合川县的黄慕颜部驻地,秦青川受邀到该部队学生队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军人》的演说。到成都后,秦青川积极联络关系人,听取各阶层群众的意愿声,发出了“不畏艰险,随时随地抨击那恶劣卑污的思想、下贱贪鄙的行为”的呼声。

10月25日,秦青川到达彭县三旅驻地,受到该部进步官兵的热烈欢迎。秦青川首先在部队中正式成立政治部和士兵委员会,他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秦青川和钟克容很快秘密地介绍了王文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条件下组成彭县驻军党支部,直属成都特支领导。

秦青川在三旅以政治部主任的公开身份,在旷继勋等的支持下利用一切机会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先后到旅属第六团作《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报告,到第五团作《在未来大战中我们应先有的觉悟》的报告。在士兵中,秦青川等也加紧开展政治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仅秦青川就给三旅的官兵作政治时事报告10多场,不断努力地向各级官兵灌输革命理论,宣传革命的光明前途。秦青川还到彭县县党部作《最近一年中国的政治局面及国民革命之发展》讲演,对于彭县党部和该旅的国民党左派党部不全面或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整改补充,以增强党部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彭县驻军本身就有很好的革命基础,加之秦青川的工作,使该部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战斗性得到空前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真正的革命志士。部队的中共支部经过考察,先后秘密发展了团长旷继勋和王汉光、陈国儒、雷小龙、李心田、黄孔乡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快地改造出革命的部队,该部领导还将士兵们的讲演式训练时间加长,规定下级军官在特定的时间内,日授政治课三小时,中级军官每周开政治训练讨论会一次;坚决在部队中禁食鸦片和赌博等恶习,废除对地方老百姓的各种苛捐杂税,对于重要的纪念节、纪念周都要举办活动;部队还成立了报社,翻印上千革命小册子《三民主义问答》等在军队中和地方发送,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1月25日至12月4日,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临时二、三旅特别区党部派出王文鼎、董人宁出席会议,并被国民党省党部特别安排在会上作《江防二、三旅特别区党部党务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回顾了特别区党部的成立经过,以及如何帮助建立彭县党部的情形。报告欣喜地说道:“近来各项工作均较为顺利,比较从前亦与民众日益接近,武力民众化的功夫转瞬即要完全做到。”会议期间,王文鼎和董人宁还参加了由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公与刘伯承召开的军事会议。所以,当中共重庆地委在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为牵制四川军阀等企图进攻武汉,推进四川革命的新发展,于12月初在泸州和顺庆(今南充)分别发动了以刘伯承任总指挥的万余川军的大起义,驻防彭县的旷继勋得知后立即通电响应。

二、三旅的变化引起了军阀们的注意,江防军司令黄隐亲自到彭县的部队巡视,并颁布不准倡言革命的禁令。为了部队的稳定,秦青川决定离开彭县回重庆向党组织汇报。到重庆后,秦青川又被派往万县杨森部做军运工作。  

中共重庆地委通过秦青川在彭县驻军中短短两三个月的工作,培养了骨干力量,为进一步推进这支部队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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