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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在成都的形成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社会

20世纪20年代,是成都现代社会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四川封建军阀势力很快崛起,军阀们为争夺各自的利益,把四川推入到连年的混战之中,成都处在四川军阀混战的中心位置。从1917年起,成都先后发生大的战争有:刘存厚与罗佩金、戴戡的争夺战;四川军阀与云南军阀在成都的战争;熊克武攻占成都战;杨森赶走熊克武占领成都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打走杨森等大的战役。稍后,刘文辉和刘湘又发动了四川军阀混战史上最大的二刘之战。连年战争使成都人民承受的苦难成为全川之最。因此,成都人民反对军阀混战的呼声也就格外地高涨。在四川,一些倾向保境安民的地方实力派,也想尽快结束四川战乱纷争的混乱局面。

1918年2月,熊克武率部占领成都后,于5月22日在成都以靖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召开驻四川各军首脑会议,为了保持相对的稳定,熊克武颁布了“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规定部队分区卫戍,开防区制之先河,本想以此来约束各派军阀的行为,以求苟安一时,但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当时的策划防区者所不曾预料到的。

熊克武将成都、华阳、温江、郫县、新繁、灌县、广汉、崇庆、双流、彭县、新津、金堂、新都等市县划分第一防区。熊克武驻成都以四川督军兼摄民政长官的身份行使权力,为谋军令、政令的统一,曾规定各师级军官均由督军委任,各县行政官吏由督署委派,县里的各项税款,均须报缴督署,统筹统支等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军阀根本不理会规定的制度,而是在防守区域任意行事,把党、政、军、民、财、建、教等一切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小军阀以防区为势力范围,俨然独立王国。在他们看来,有防区便有了军费,有了军费,就能不断扩军,实力扩大,又可以争夺防区,川军因此迅速膨胀,由以前的两万多人扩大到后来最多时达20余万人,循环不已的军阀混战频繁不断。

1912年到1935年间,四川共爆发大大小小的军阀之战达480多次。在众多的战争中,又数防区形成后的战争最为频繁,几乎月月天天都在打仗,大小军阀们忙于争防区,没有谁来关心老百姓的死活。仅有的一点教育经费也被军阀们挪用于战争,至辛亥革命以来,学界师生因争生存、争教育经费而发动了多次革命运动,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四川学界争生存、争教育经费的运动贯穿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

战祸连年不休,苛捐杂税直线上升,金融紊乱,纸币大量贬值,大小军阀为了筹集战费,各自在防区内自铸钱币,成都商民损失惨重,工厂开工严重不足,百业萧条,工商业者纷纷停闭歇业。一些苦苦挣扎运转中的工厂,资本家对工人实行残酷剥削,以榨取剩余价值,工人们无法为生,只有奋起罢工,成都工人和资本家的激烈斗争此起彼伏。川民苦于兵,苦于匪,苦于苛捐杂税,苦于币制紊乱,物价暴涨,以及苦于一切民力不胜之供应,被迫无奈,青壮年者,或当兵,或流落山林为匪,或辗转逃亡,流散四方,饥民成群,四出求食,老弱死于沟壑,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起。在面对人祸的同时,又遭遇水旱频仍,疫疾流行,米珠薪桂。熊克武曾令成都筹议平粜,杯水车薪,只是一种应付而已。有20多万人口的城区,仅因一次霍乱及软脚病而死的就达4000余人。

成都市内经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税款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驻成都的部队便将税赋的重点放在农村,巧立名目,一年征收两三次,到后来发展到征五六次。因征税名目有限,到1923年开始,成都军阀开始出现预征下一年的田赋,开了预征税赋的先河。越往后发展,军阀间的战争越打越大,越打越多,战争经费急剧膨胀,军阀们在灌县预征田赋到1991年,在成都、郫县预征到1985年,军阀们征收捐税是极其残暴的。1927年,郫县县长竟公然宣称,收不够税款就要“割人肉补足”。军阀政府、驻军、团防对于拖欠税款的穷人动辄拴、打、吊、押。穷苦人民被吊打之后,还要缴纳“吊费”、“打费”。人民被整得致伤、致残、致死,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

军阀战争给成都人民带来了无限深重的灾难,这些战争的发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四川军阀之所以有恃无恐,那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靠山,他们依附的后台就是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北洋军阀封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为将军或督军,各派支持不同,你支持这个,他支持那个。这样,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相互角逐的战争,南北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很容易反映到四川军阀的混战中来。在实际上,四川军阀的战争就是全国军阀战争的缩影。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了侵华利益,唯恐中国不乱,也多插足西南。四川军阀们购买外国军火,英、美、德、意、日、捷等国的军火在四川军阀的军队中都有,有的甚至还有外国顾问和飞机师,成都最早的先进生产设备就是军阀从国外引进的军工制造机器。因此,四川军阀混战不同程度地也反映了帝国主义之间在四川的利益和矛盾。

国共合作推进的大革命运动到来后,在前期,四川军阀中除以熊克武为首的“一军系”多为同盟会员,颇具革命意识外,其他各系军阀尽管其部下也有一些革命将士,但就其基本力量来说,都是一些以反革命为伍,投靠北洋军阀的反革命野心家。当北伐革命战争取得较大胜利,北洋军阀面临末日时,除老牌军阀刘存厚抱残守缺,始终打着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挂着“督军行署”的招牌,偏安于川东一隅外,四川其余军阀均投机革命,纷纷易帜。他们从反革命的营垒中摇身一变,都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的牌子,集新老军阀于一身,树南方大旗于一帜,首鼠两端,时南时北,哪边有利就往哪跑。占领成都的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三人也先后就任了国民革命军军长,还在成都设立了三军联合办事处。军阀们的所谓“易帜”,其本质是没有变的,完全是利用革命旗帜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而已。打着“国民革命”的合法招牌,在新的形势下更加“名正言顺”地、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扩张地盘。当然在另一方面,军阀们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也做出一些革命的姿态,对成都的革命者和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活动的压制有所放松,客观上为成都的革命运动造成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使国共合作的组织得以在成都建立和发展,使成都地区的革命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大革命运动失败后,驻成都的军阀们投靠到新军阀蒋介石的旗下,执行蒋介石的反革命路线,对成都地区的革命运动实行镇压与屠杀的政策。

二、贯彻中共三大精神,推进国共合作的努力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此间国民党中央任命石青阳为四川国民党的负责人。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负责人王右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成都的国民党,认真落实党的国共合作方针,推进四川的国共合作。10月,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帮助四川国民党组织在成都建立起四川最早的具有国共合作性质的组织——国民党四川总支部。总支部长石青阳,名誉总支部长熊克武、刘存厚,总支部暂设五科,每科置正副主任干事各一人:总务科熊晓岩、蒋特生,党务科游盛庠、颜如愚,财务科蒲泽东、郭梦云,宣传科陈朴庵、王右木,交际科刘质文、肖伯蒙。又决定唐宗尧、曾吉芝、邓懋修为妇女委员会筹备员。国共合作的四川总支部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组织清理,下发通告,要求各地的国民党员接到通告后,根据情况按照章程,尽快开展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工作。然而,这时四川军阀内战蜂起,国民党四川总支部所在地成都很快被杨森占据,军阀开始大肆压制革命运动,国共合作在川的工作刚刚起步就被迫停止了。

虽然四川的国共合作陷于停顿,但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党、团员们,还是继续地关心和推动着国共合作的事业,党、团组织通过各种方法,努力寻找推进国共合作的新途径。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选举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其时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虽然人数众多,但因散乱而无法选出代表参加会议,只得由孙中山指派川籍人谢持、张静江、赵铁桥三人为代表出席大会。这次会议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曾让石青阳、熊克武二人组织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然而此时,熊克武已在四川“统一之战”中被四川另一军阀杨森击败后离开成都,石青阳因此去了北京,后来在北京参加了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骨干之一。

1924年下半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促使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冯玉祥在北京成功地发动政变后,立即电邀孙中山北上到京商议国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孙中山于11月4日离开广东北上,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全国统一之方略。为了支持孙中山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选举赴京的国民会议代表的运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也派出代表来到四川重庆,准备选出四川的参会代表。成都团组织得到消息后,立即在成都掀起了选举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的工作,成都最后选出共产党员裴紫琚为参加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裴紫琚赴重庆,与重庆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会合后,组成了四川国民会议代表团赴京参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消息很快传到成都,成都团组织立即发起在工专学校召开了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筹备孙中山的追悼会之详细办法及其有关提案,决定孙中山追悼会由学生会约集成都各青年团体发起。4月15日,成都各青年团体发起召开的追悼孙中山的会议在少城公园举行。团组织还安排团员带领青年学生到各处努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宣传孙中山以俄为师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国共合作的方针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三、成都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至1925年的这段时间里,虽经四川党、团组织的努力推动,国共合作的局面有所改观,但由于四川国民党右派阻挠,四川正式的国共合作组织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为了尽快实现四川的国共合作,在重庆的杨公向团中央报告,请求转告中共中央速派熟悉四川情况,且具有崇高威望的吴玉章回四川筹备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国民党中央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推荐,决定派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四川党务筹备员的身份,回川组建四川的国共合作党部;同时受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托主持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的选举工作。吴玉章领受任务后,立即先致函川中有联系的各地同志,开始着手筹组当地国民党左派组织。成都方面的同志得到吴玉章的信息后,即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吴玉章到重庆后,和重庆的党、团组织负责人杨公等取得联系,又指示川中各地的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立即行动起来,筹建当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在四川的组织是有一定基础的,人员分布于川内各地,只是人心不齐,各怀心思。在成都的国民党员也因时事混乱和变迁,原有的组织早已不存在了,党员形同散沙。吴玉章在重庆委托成都的共产党员陈紫舆与杨伯谦一起负责筹备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后来,临时省党部委托赤心评论社成员吕寒潭、文光甫等筹建成都县、华阳县党部。吴玉章回川,还彻底地改变了原由国民党右派控制临时省党部的局面,一批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士开始聚集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四川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也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成为推动四川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

陈紫舆和杨伯谦接受吴玉章交办的负责筹备国民党成都市党部任务后,先联络了几位同志秘密建立起筹备组。这时的成都,在军阀的高压统治下,政治环境异常恶劣,工作的开展方式只能是秘密地分头串联暗中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26年春,筹建起秘密区分部53个,党员人数也逐渐增加,为适应形势发展后工作需要,决定撤消临时筹备组。经过秘密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选出执行委员七人,组成了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参加的六个以上的机构以开展各方面的工作。这些机构人员是:秘书处杨吉甫、陈紫舆,干事刘辅之;组织部徐获权,干事刘亚雄(中共党员)、程秉渊(程子健)(中共党员);宣传部傅双无,宣传委员江子齐、何嘉谟(中共党员)、欧阳缉光、唐伯昆(共青团员);工人部吴明初、干事刘亚雄、彭永宁;妇女部陈紫舆;商民部吴明初,干事张同久、严沛华。

国民党成都市临时党部的建立,标志着成都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民党成都市临时党部成立后,一方面因为政治势力的压迫,一方面受困于财力所限,加上反动分子暗中阻挠,党部的工作依然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对外的革命活动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合法社团名义开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成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临时市党部的外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由以前的秘密状态逐步走向公开,在各阶层群众中的影响也迅速扩大起来。以前秘密状态下的工作方法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为了方便工作和更广泛地接待各界人士,临时市党部借中山公园的中区图书馆为办公地点,派出执行委员轮流值日,每日办事时间规定由9时到午后4时。临时市党部还召开执行委员会,研究改变秘密状态下的工作方式,决定一方面补救过去工作的缺点,一方面从速要求各级组织将党员的表册、相片催齐,以便结束临时机关,并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组织发展上。到10月底止,成都市临时党部领导下的区分部已有了154个,党员1565人。

在创建国民党成都市临时党部的同时,成都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在艰难曲折中还先后创建了成都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其中,成都、华阳、彭县县党部的建立是最有代表性的。

成都县党部的建立。1926年6月,在得到国民党重庆临时左派省党部关于创建本地国民党党部的指示后,各地即开始筹备创建本地国民党党部的工作。由于国民党的组织在成都县有较好的基础,因而,经过两个月左右的短暂筹备,所要建立的成都县区党部、区分部组织便已大体就绪。8月下旬,第一次全县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成都县各区分部各选代表两人参加。会议议决了县党部今后的工作方针与进行办法十条,选出县党部执行委员,正式成立县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设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各部各设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各一人;监察委员会设监察委员五人。县党部成立后,办公经费没有来源,上级组织又毫无补助,一切开支全靠党员垫借。为了使国民革命之意义和宗旨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县党部经过多次筹划经营,决定将旧有的《成都县政周刊》收归掌握,以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同时规定县内各级党部要设立图书室,又考虑到能读书识字的人少,县党部组织起八人宣讲团,定期轮流分赴各乡向群众演讲,从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向国民革命。成都县党部还十分重视外围组织的发展,在革命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上,成立有青年读书社、小学教育研究社各一所。建立有农民协会雏形的乡级农民组织13个,计划逐步从土豪团阀手中夺取团练实权,为组织农民自卫军打下基础。同时各乡镇工会、商会及妇女解放促成会等也都在积极筹建之中。

在组织发展上,成都县党部在积极发展中非常注重质量,到1926年底,成都县党部领导的区党部四个,区分部14个,党员共有150余人。

华阳县党部的建立。1926年7月中旬,吕寒潭、林卓儒接到临时省党部委任为华阳县党部筹备员的指示后,当即邀请县里党的忠实分子召开了筹备会议。由于华阳县的国民党员比较集中,党员参加革命的积极性高,很快就选出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各委员立即投入到县以下的各级党部筹建中。华阳县的辖区纵横约百余里,交通极为不便,所以对于下级党部的建立,只能照顾地方习惯,计划在华阳县属的三乡六镇,共设九个区党部,每一区党部下辖三个区分部。

由于华阳县的农民占了全县人口的80%以上,华阳县党部便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而开展对农民的工作的首要困难就是在当地占重要势力的民团,它的领导者多系当地绅士。因此,华阳县的农民运动必须从民团方面入手,开展对民团中一般成员的工作,同时对民团的领导者区别对待、争取分化。由于大势所趋,一些倾向进步的民团领导人开始向党部靠拢,有的还愿意接受党部的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国民党左派华阳县党部领导下的民团已有数千人之众,这为各乡镇党部的建立和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重点展开农民运动的同时,华阳县党部也抓紧对其他各界群众的工作。在组织发展上,县党部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因革命潮流高涨,投机分子也在暗地增加,这对党的前途是有极大妨害的,因此在发展党员上,必须严格考察,把是否能成为忠实努力的党员,作为考察的任务,克服数量增加而不管质量导致全部党务陷于停滞危险状态的倾向。所以,自党部筹备到年底,华阳县党部加上旧有和新发展的党员共100余人。党员构成情况是农民占十分之七,青年学生占十分之二,工商界人士占十分之一。在计划成立的九个区党部中,正式建立起四个重点乡镇的区党部,每个区党部下成立三个区分部。

彭县县党部的建立。1926年3月,杨石琴根据国民党重庆临时党部的指示,在彭县积极开展国民党党部的筹备建立工作。由于地方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左派党部的筹建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当地驻军中的特别区党部立即派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帮助彭县的国民党左派组成了临时党部。因此,该县党部的各项工作,多与驻军中建立的特别区党部合作。合作中最为显著的是农民运动的开展,他们首先是组织人员到乡间讲演宣传,先组织农民协会促成会,作为农民协会的过渡组织。对彭县的团阀每年强迫平民百姓缴约团费80余万元的行为,驻军和彭县党部尽量想法加以阻止和抑制,因是驻军出面,当地的团阀不敢对抗。一些国民党右派到彭县来活动,宣传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驻军即以武力压迫出境。所以,彭县党部的工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下,能够得以顺利展开。

1927年3月,成都地区的灌县也组成了左派县党部;随着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特派王柏铭、侯真如为双流县党务筹备员,双流县党务筹备处也于3月4日在县城西街旧县会内正式成立。

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在大革命时期,成都的国共合作组织在一些重点市县都建立起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正是这些坚强的组织堡垒,推动了成都的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位于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四川临时省党部决定召开全省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1926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隆重举行。成都地区参会的有成都党部的杨吉甫、傅双无、刘愿庵,成都县党部的文光甫,华阳县党部的吕寒潭,彭县党部的肖华清,以及成都的熊晓岩。工作突出的成都市党部、成都县党部、华阳县党部在会上作了党务报告。这次大会选出了杨公、李筱亭、刘伯承、朱德等九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成都市党部的杨吉甫、刘愿庵分别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傅双无当选为省监察委员,成都的熊晓岩、欧阳缉光当选为省候补监察委员。在会上选出的总共21名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占有10名,其余均为国民党左派,可以说四川省党部完全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而共产党员在其中又起了核心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四川,凡是建立了国民党左派党部的地方,其中都有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在活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存编,《访问任白戈》。

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全省范围内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省党部在四川大革命时期的主导地位。驻防成都的四川军阀见大势难挡,也先后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职务,为自己穿上革命外衣,在表面上也表示了对革命的支持,在一些措施上放松了对革命运动的压制,使得短期内成都的革命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和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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