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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都特支的建立及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发展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中共成都特支的建立

大革命时期成都党团组织进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国共合作组织在四川建立后,给成都党团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党团组织抓住了有利的政治形势,在革命运动中不断地壮大起来。

大革命初期,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受到封建军阀的强力压制。1924年初,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创始人王右木在军阀的迫害下被迫出走。出走前夕,王右木对团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他考虑到自己离开成都的时间不会太长,加之党组织又刚建立,党员的人数也比较少的这些情况,因而在他对团的工作进行交待的时候,对党的工作就没有作安排和移交。谁知王右木出走后不幸牺牲,加之有的党员也因事离开了成都,留下的党员又较少,只好参加到团组织的活动中去。这时的成都又回到了建团初期的情况,就是党、团员都以团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共同去落实和完成党、团中央部署的各项任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来中共成都特支的建立。

1924年3月,张霁帆接手成都团地委的书记工作时,团员的总人数是40余人。其中学生占大多数,工人只有10多人,建立了11个支部,张霁帆对团的工作抓得比较紧,经常开会研究工作。党、团员间“感情异常融洽亲密,在各方面均能互助”。成都团组织在学习讨论中,站在全川的角度去考虑团的发展。书记张霁帆积极向团中央建议在四川设立驻川特派员,目的是“使中央命令传达各内地,或在某种限度内予以发命令指挥之权,一面调和各方面使联络一致,一面督促各方面组织完善,进行工作,再用一种时间巡视各地,亲加训练,则川中之发展可立而待。此时成都各地同志多系专门学校学生,将来毕业后即可在本县担任地方重要职务,使顺遂发展,三年内全川均‘S·Y’化矣”。在涉及到具体人选时,张霁帆建议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在重庆领导革命运动的“肖楚女同志恰可担此委托。因其驻川有年,甚熟悉川状,而川中同志或读其文,或曾与面会者均服其为人”。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4月,成都团组织根据团员的分布与相对集中的原则进行了一次调整和改选,选出代理书记刘单如,宣传委员刘亚雄,工人委员钟善辅,学生委员翟潜修,组织委员缪云人。将团支部划定为商蚕校支部、工专校支部、法专校支部、少城支部等五个。划分支部时,只考虑到相对集中便于活动,而没有将工人与学生分开建支部,结果各个支部都有工人。开展活动后,才发现工人们因各支部开会少有商量涉及到他们的事,也极少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语谈问题,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团组织的领导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作了调整,将所有工人团员并入较为集中的少城支部,要求少城支部的书记张辅,每次开会都要特别讨论工人生活及有关的问题,工人们参加会议的热情开始高涨。

6月以后,成都大批的学生青年团员,因毕业找工作或升学而离开成都,有的支部剩下的团员不够组建支部的人数要求,团地委立即着手调整。8月24日,团地委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会议选出刘小卿任成都地方共青团书记,下辖少城支部、商蚕专门学校支部、工专专门学校支部、法专专门学校支部、美术专门学校支部五个支部。在此期间,共产党员钟善辅曾以个人的名义给团中央去信,介绍了成都共青团组织的现状,着重介绍了宜宾郑佑之、李一超(赵一曼)的情况,并请示在宜宾建立成都团组织的分支机构。由于大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宜宾的中共地方组织很快地建立起来,钟善辅的提议也就没有落实。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成都的共青团组织对全川革命运动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1925年12月,共产党员刘愿庵回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成都后,了解到成都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工作不太得力,一些团员处于涣散的状态。他便开始联络团员,研究情况,找出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并把团的外围组织青年之友社、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社会科学读书会等整合组成四川青年社。主要目的是“消灭彼此间之无味隔阂及一切意气行动”,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使大家“同立于一战线上做切实之工夫,且便于吸收富有革命的青年”。经过初步的整顿,成都团组织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于是,刘愿庵召集团员14人开会,按照团中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章程,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都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愿庵、刘亚雄、廖恩波三人组成干事会。刘愿庵任共青团成都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刘亚雄任工科主任,廖恩波任学生自治会主任。根据团员的分布将支部调整为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成都大学四个支部。

成都共青团组织本应隶属重庆团地委领导,但从工作出发,刘愿庵请示共青团中央说:“惟成都地方重要,各种工作须有特别适当之指导,如隶属渝校直接指导,恐难恰当,请命总校(即团中央)反多周折,故大会议决,请求直隶总校教务处。”后来,根据四川交通不便的具体情况,共青团中央同意成都团组织接受团中央和重庆团地委的双重领导。1926年3月,共青团成都特别支部干事会作了调整。书记刘愿庵(兼组织及训练),学生部周季衡(周权)。在清理和整顿团组织的同时,刘愿庵将清理出的成都团员102人,除少数转入重庆、上海团组织外,针对一部分团员不能恪守纪律,也不能为团组织的工作服务的情况,干事会决定对团员进行逐一审查,对现有团员分为三等:“一、编入附近之班(团支部),通告其到校(团组织)服务;二、指派同志与之接近,考察其最近之思想行动,再行酌定;三、径予除名。”对于离开成都的共青团员分为五种处理办法:“一、由书记通告,认为本校学生,指定以适当工作;二、介绍在所在地登记;三、指定同志通信考察其思想行动,再行酌定;四、请托所在地教务(团组织)处考察;五、径予除名。”②通过清理整顿后,成都团组织的工作又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4月,成都共青团组织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把有社会职业的超龄团员转为党员,并将党、团组织分开。据此,共青团成都特支再次作了调整,总计团员有50人,团的大会选出李正恩任成都团特支书记。同月,一部分由团员转入的党员,加上原有的党员,正式组建成中国共产党成都特别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特支),特支书记刘愿庵,组织委员黄映湖,工运委员刘亚雄、钟善辅。5月,刘愿庵出任省参议会秘书后,成都特支改由黄映湖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刘愿庵任宣传委员,刘亚雄任工运委员。成都特支建立后,在组织领导上受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双重领导。

二、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发展

中共成都特支建立后,又陆续发展了李静轩、袁亚群、任剑若、余腾九、张秀熟(蜀)、袁诗荛、帅昌时(帅先知)等入党。不久,帅昌时、任剑若被派往青神县开展党的工作。从外地先后转到成都的党员有周季衡、何嘉模、敬克明、宋德璋、马元熙等,特支有党员17人。特支将何嘉漠、李静轩、袁亚群、周济衡、马元熙、郭季霖、余腾九等九人编为城区小组,张秀熟、袁诗荛因新入党,没有固定编组。宋德璋、敬克明常外出重庆、上海等地联络工作,也没有固定在小组内过组织生活。到1926年9月,成都特支的党员发展到20多人。

在巩固发展党员时,为了适应领导和推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的需要,成都特支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建设,先后建立和领导的党支部有:

中共飞越汽车公司支部。这个支部是由周季衡、宋德璋、方汝舟(方楫)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川后,经中共重庆地委派到成都,组织飞越汽车公司而建立。

中共成都大学支部。1926年5月,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到成都大学的共青团支部,参加该校团支部的组织生活,在会上宣布了组织决定,将成都大学的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于8月正式建立中共成都大学党支部。选出成都大学的学生李正恩任书记。成都大学的党员最多时达到30余人。

中共彭县军事支部。1926年10月,留法勤工俭学归国的共产党员秦青川在武汉被党派回四川,秦青川到重庆后,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又派他以国民党临时左派省党部特派代表的身份,同共产党员、原彭县驻军的钟克容一道到彭县三旅做军事运动工作。秦青川到该旅后,很快建立起中共党小组,随后,秦青川和王文鼎介绍团长旷继勋等入党,11月建立军事支部,支部书记为陈国儒(陈永真),第二年为钟克容。

中共彭县支部、特支。1926年上半年,杨石琴由中共重庆地委派往彭县,建立起中共彭县支部和共青团彭县支部,杨石琴(杨硕彝)任党支部书记兼团支部书记。第二年3月改为特支,杨石琴任特支书记,6月后,由何绍文(何秉伦)负责,9月,特支工作结束。

中共蒲江县支部。1927年4月,共产党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毕业生石兆祥,受成都特支书记黄映湖派遣,到蒲江县高桥育才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吸收王尧钦、龚仲卿、谢育生入党,建立起蒲江县的中共党支部,由王尧钦任支部书记。

中共郫县支部。1927年5月,中共成都特支派党员高伯华到郫县安定乡,一个月后,又派党员黎灌英(黎静中)、吉觉生到郫县,7月,中共郫县党支部在安定乡吉祥寺建立,黎灌英任党支部书记。

中共成都特支在成都市内和近郊建立党组织的同时,还安排部分党员在远离成都的省内一些县开展革命活动,并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起属于成都特支领导的党组织。成都特支的党员在成都以外建立的党组织,无一例外地成为当地最早的共产党组织。这些党组织分别是:

中共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罗云坝支部。1926年春,共产党员钟善辅回到家乡涪陵县罗云坝开展革命活动,遵照中共成都特支的指示发展党员,于4月建立支部。第二年2月,涪陵城区党组织建立后,罗云坝党支部移交给涪陵城区党组织领导。

中共绵竹县支部。1929年冬,共产党员李晏蟠到绵竹县开展工作,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李晏蟠发展张郅、史伯康、张文静等团员入党,在绵竹县城建立支部,党支部书记张郅(张治)。同年8月改为特支。

中共江油县省立二中支部。张秀熟于1926年4月由刘愿庵、童庸生介绍入党,第二年7月,中共成都特支派张秀熟到江油县中坝省立二中开展党的工作,张秀熟在二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张秀熟任党支部书记,8月后裴紫琚任书记。10月,支部改为特支。

中共青神县支部。1927年2月,中共成都特支发展帅昌时、曾聿修入党后,两人回到青神县开展工作,发展党员,4月在县城建立党支部,帅昌时任支部书记。同年冬,党支部改为特支。

大革命时期,成都党组织开始注意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为国共合作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成都和四川各地的发展,培养了革命干部,发挥了核心和关键作用。

 三、追悼列宁逝世,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4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推进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开端,但成都的国共合作组织还没有建立,成都党、团组织仍然独立地承担着领导革命运动的重任。

同年1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逝世,噩耗传来,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中国共产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革命力量和影响所及之地,各革命政党和组织都要掀起群众性的大规模的追悼列宁、宣传列宁主义的热潮。成都的党、团组织,在王右木的领导下,立即发起组织各界参加追悼列宁大会的准备工作。王右木于3月下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后,追悼列宁的筹备事宜由成都团组织和成都青年共产党联合继续领导进行,并以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成都劳工联合会、成都劳动自治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读书会、学行励进会等12个成都党、团的外围组织为发起单位,于4月19日在成都《国民公报》上发出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追悼列宁会公启》。公启说:“今宇内诸邦,南北各省,闻此噩耗,莫不累念哲人,同申哀悼。我成都市民在国际帝国主义,武人封建政治压迫之下,对于反对强权、改造社会之先觉逝世,能不敬致哀悼,且自激励!同人等爰定于五月一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午前九钟在少城公园外交运动场开会追悼,并于是日整队游行。用昭纪念领袖,使群众有所矜示,于兹会集。”

5月1日,少城公园被装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悬挂着列宁的画像。到会的有工、学、商等各界团体30多个共8000多人,工人即有5000多人,杨公主持大会。军阀杨森得到密报,说这一天的群众集会上,“过激派阴谋聚众夺取政权”,吴玉章等要领头举行群众暴动。杨森如临大敌,在会场外调集军队在各个街口实施戒严,准备派兵逮捕吴玉章,原计划城郊的数千农民因军阀阻扰,未能入城会师。吴玉章在大家的力劝下,没有亲自参加会议。会场内的秩序由中等校的童子军及各团体公举的纠察轮流维持,井然有序。廖划平(共产党员)在会上作了列宁生平事略介绍并“五一”节之来历的讲演,黄均尧(共产党员)在大会上作中国受国际帝国资本主义之侵略的原因讲话,提出中国应走十月革命列宁之路。刘愿庵在演说中指出中国应无条件承认苏俄革命等。省学联、工人代表也发表了讲演。而最具震憾力的是杨公在大会上作的题为《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长篇演说。他说:“创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列宁逝世了,世界人民得此噩耗莫不痛悼。这不正因为列宁是实行经济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成功者吗?不正因为列宁是人类推倒资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吗?当我们还在痛苦地呻吟于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急盼解放的时候,忽然失去这样一位革命的巨人、劳动界的救星,我们怎么不痛哭呢!?”他呼吁青年志士们,加强团结,“顶天立地树建民族精神与国民的大义,系统的宣传,严密的组织,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未竟之志而奋斗”。见《赤心评论》第二期。会上宣读了充满激情的《成都各团体追悼列宁之宣言》。宣言告诉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要面对现实努力奋斗,指出列宁“主张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争战;他替我们想了一个救死之策了,他指导我们实行国民革命,先打倒一切的武人军阀!……列宁死了,列宁主义还在;列宁死了,中国人民还不曾死完。我们一息尚存,我们要用列宁精密的规划奋斗的精神,依列宁生前的指导,打倒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用阶级斗争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我们要企谋国民革命,打倒国内武人封建政治。我们不用眼泪来悲痛列宁,我们要以仇敌底血来祭奠列宁!” 《国民公报》1924年5月2日。会上,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自治会与到会的各团体代表还共同签发了向全国全省各界《请求承认苏联》的快邮代电,该代电文主张“无条件地承认苏联”,要求“政府尊崇民意,立加承诺”。要是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我们四川人民誓将以政府误国媚外之罪与天共声讨之”。 《国民公报》1924年5月2日。赤心评论社在会上散发了许多宣扬革命的传单,把大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这次大会,进一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广大的群众所了解。

 “五一”大会后,社会上震动很大,杨森等军阀感到恐惧,他们为巩固其统治,遂对成都地区的革命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先后迫使成都地区的一批重要革命领导人王右木、吴玉章、杨公、廖划平等出走。这对于成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留在成都的革命志士们继续肩负起革命重担。成都共青团组织创办了一个周报,继续宣传革命理论,并将原来的马克思读书会改为社会科学读书会,每周开会一次,以吸收和训练新同志。当时成都市内的政治空气趋于沉闷,但在成都郊县的乡镇和农村,革命理论的传播氛围却是很好的。彭县的李伯渠在蒙阳镇成立“四川革命青年改进社”,组织青年阅读新书报,传播新思想。灌县青年干希宇、王用全等组织“储经讲学会”、“青年合群会”、“武士会”、“少年协助团”等进步社团,由学习文化、传播新思想到谈论国事,抨击地方恶势力欺压百姓,动员群众反对土豪劣绅。为宣传革命理论,他们办起了“平民夜校”,参加者由青少年发展到中年人,活动由知识界扩展到劳苦大众。蒲江县的青年在本县的共产党员刘亚雄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郊县革命理论的传播,为后来农民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成都工人运动的继续开展

1923年下半年至1924年初,四川军阀混战加剧,造成百业凋零,物价暴涨,素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也由于物价陡涨,人心惶惶,再加上军阀的派款、抽捐、借垫、预征等搜刮行动接踵而至,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无底深渊。当时的《川报》曾为此惊呼:“民财竭尽之成都,何堪不断增加之款项,这挖肉补疮,敲骨吸髓之举,最后必是骨枯精竭奄奄就毙,人民何以为生。”连当时在省财政厅任职的人员都领不到薪水,一欠就是好几个月。城内驻军到处抢掠奸淫,大批小商小贩破产,生路断绝。《川报》连篇累牍登载《成都人民泣诉声》、《成都商人诉苦声》、《小民叫苦连天》等,在军阀的铁蹄下,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城,变成了可怕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恶劣的局面,接受过革命思想,经过革命运动锻炼的成都工人阶级群情激愤,奋起斗争。

1923年11月15日,成都外东的络丝工人首先燃起了反抗的怒火。他们自发召开了全体工人大会,筹商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资方派人到会与工人周旋,以现实生意萧条来搪塞工人,坚持不给工人增加半文钱的工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络丝厂的工人举行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大罢工。在罢工的同时,又及时致函省总工会和各工团,希望得到援助。络丝工人还派人分赴其他工厂宣传罢工的原因。罢工进行到第三天时,资方有些沉不住气了,开始使用金钱收买少数贪利的工人,嘱其只要上班就有好处。同时秘密运动络丝帮首事发出通告,又传出话说要开会议决明年春天增加工资的事,要求工人即日起各归各号照常工作,否则呈请官厅严行查办。资方又请来商帮的财神会首事出面劝解,同时通告要求限期开工,否则当报告总工会,给以严厉的制裁。资本家的利诱和威胁,使罢工工人内部出现了分化,坚持斗争的工人很快陷入了势单力薄的境地。资方们为了共同对付工人的罢工,还在外东大江茶园邀请同行业会议,制定出限制工人加薪办法,又收买工贼、暴徒,打击迫害工人积极分子。官厅以肇事为借口将工人积极分子叶占武、林青云二人逮捕。这些情况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工人的战斗力量。此时,成都地下党、团组织知道络丝工人的情况后,立即派出党、团员到络丝工人中给予指导,召开了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为他们制定了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决定暂时忍痛复工,尽量维持现状。对于加薪之事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说,同时一致决定,联络动员广大的工人共同起来行动,脱离旧有之行会,组织起自己的工会。尽管络丝工人的大罢工在资本家和官厅串通一气的高压下失败了,但工人们经过这次运动,找到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们在成都党、团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建立起了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组织。

1924年春,在络丝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期间,成都党、团组织还以劳工联合会为载体,派出共产党员钟善辅、刘亚雄、梁华,青年团员孟本斋等,领导发动长机帮织锦工人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三皇会”、反“朱尺”的斗争。梁华、孟本斋是长机帮的工人,曾是成都早期马克思读书会成员,对成都织锦工人状况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团结了一大批工友在自己的身边,为开展与资本家的斗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长机帮神会——“三皇会”是行会性质的组织。最初是由工人创立的。以伏羲、神农、轩辕传说中的三皇为崇拜对象,设会址于成都南府街川主庙内。开初,“三皇会”以限制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开展工友之间的互助为宗旨。但久而久之,老板逐渐混入“三皇会”,掌握了“三皇会”权力,开始强迫工人交纳会费,霸占“三皇会”的一切产权,使工人的权力丧失殆尽。同时,资方还掌握着度量工人产品的红漆尺子(即工人们称之为“朱尺”),因为工人织锦是“点件”(计件制),产品按丈和尺来计付工资。“朱尺”比市面的标准尺长3  公分,用它来量,工人每日所得不多的血汗钱又被盘剥。打击老板掌控的封建行会势力,取消其剥削工具——“朱尺”,维护工人利益,成为成都党、团组织决心开展的一项重要斗争。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斗争形式是有时找老板们评理;有时集会、游行、请愿;有时进行怠工等。斗争中提出的口号是:“反对封建行会——‘三皇会’”、“工人要组织为工人谋福利的自己的工会组织”、“决定工人命运的尺子要掌握在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手里”等,这些切合实际的要求和灵活的斗争策略得到了工人们的一致拥护。工人运动的开展,触怒了工场主、作坊主。他们抬出保护资方利益的封建法规,说什么“三皇会”是合法组织,“工人组织的工会是非法组织”,拒绝和工人谈判,同时勾结军阀、官僚来镇压工人,逮捕工会负责人、青年团员卢德云和其他一些积极分子,将其关进华阳县监狱。孟本斋躲过警察的抓捕,并与劳工联合会的其他同志一道,发动和掀起了长机帮工人进行全市性的罢工运动,并组织纠察队占据了“三皇会”所在地川主庙,挂出了长机帮工会的招牌,夺取了掌握“朱尺”的权利。继而由劳工联合会组织召开工人大会,宣布使用与市尺长度一致的标准尺,废除“朱尺”。同时领导工人到华阳县衙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工会负责人和其他工友。在工人的压力下,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全体工人,资方也默认了工人所掌握的标准尺,但是,斗争并未到此结束。10多天后,当局首先对劳工联合会负责人之一的孟本斋以“聚众滋事,扰乱治安”的罪名加以逮捕,接着成都县、华阳县公署又以“不合法”为由,封闭了长机帮工会。面对这种反扑,工人们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劳工联合会出面发动全市规模的总罢工,并几次包围了关押孟本斋的华阳县公署,强烈要求释放孟本斋。一些工厂的工人们还不断地发起对老板的围攻和有限地械斗,使老板们一刻也得不到安宁。在团结一致的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当局不得不释放孟本斋。

经过这次斗争,“三皇会”的威风扫地,工人们也先后抛弃了“三皇会”组织,加入了新的工会组织, “三皇会”就变为了纯粹的老板们的同业工会。“朱尺”也全部改为同市面的标准尺一致,并得到了当局的正式承认。

反对“三皇会”的斗争胜利结束之后,长机帮工人在1924年的夏天,又发动了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资的罢工运动。梁华、孟本斋通过劳工联合会直接领导了这次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开始后,他们组织起工人纠察队,防止老板和工贼的破坏。罢工工人组织游行请愿,同时对上层人士开展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终于迫使市政公所发布了允许增加工人工资条例,指令老板按标准执行。老板则认为政府订的标准太高,不愿接受,把厂房关闭,使工人无工可做,以对抗工人增资要求;并向政府诉苦,说是不堪工人苛求,只好另找门路。工会也向政府要求:要制裁老板反抗政府的指令;政府应该命令老板开工和按政府订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劳资双方坚持不下,形成僵局。市政公所召集两方人员开会评议,把原订的标准略微降低,逼迫工人承认。这时工人内部发生了是继续罢工还是立即复工的分歧意见,罢工领导人认真地分析了形势,也认为工资标准虽然未达到工人原订的要求,但较旧标准已经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了,如果继续罢工,工人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是无法解决的,还可能造成工人内部进一步分裂,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前途是不利的,于是决定复工。这个决定得到工人们的支持和拥护。这次罢工斗争持续了一个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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