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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都早期组织的建立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团组织领导和推动下的工人运动

成都团地委建立后,即遵照团中央“关于团的工作应深入到工人中去教育、发动工人,建立工人的革命组织”的指示,在推进学生运动的同时,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工人运动方面,努力地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

成都地处内陆,交通落后,十分封闭,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877年,四川机器局在成都开设后,成都才算有了近代工业。到1913年时,成都七人以上的工商业总计85个,生产设备有蒸汽机三台,发电机两台,各种手工操作的机器,如印刷机、纺织机、缝纫机等470余台。工人总数约4800人,其中在机械、化工、发电、制革、火柴、印刷等行业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占大多数的是手工业工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在成都地区,工人遭受的压迫剥削尤甚,工人的人身权利没有任何保障。有的老板任意打骂工人,甚至肆意杀害工人。此外,成都的工人阶级还要遭受由老板和工贼控制的封建行会向工人勒索盘剥的“份金”,以及高利贷和军阀的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生活状况惨不忍睹。

成都工人面对残酷剥削和压迫,曾开展过无数次自发性的斗争。1904年,四川机器局兵工厂工人600余人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罢工。1915年,长机工人反对厂主残酷剥削而举行怠工斗争。1919年4月,成都外东惠昌火柴厂女工数百人,要求增加工资,厂方不允,还打伤女工代表。全体女工愤而罢工。同年4月,成都南门外模范丝厂的女工,也举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全体罢工。1922年,四川机器局兵工厂工人因数月未领到工资,无法生活,在厂门口围着厂长,要求发放拖欠的薪水。厂长竟命令随从开枪,打死一名工人代表,引起工人愤怒,全厂罢工。此外,其他行业的工人因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也发生过一些零星的怠工和罢工,但都因为缺乏组织领导和力量分散,被资方强行压服。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的斗争,在封建军阀残酷的统治下仍非易事。反抗和斗争训练了工人队伍,使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它为以后工人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成都后,成都人民立即组织外交后援会,全力支持北京学生,成都工人在这次爱国运动中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也展现了自己的力量。5月25日,全市人民在少城公园集会声援北京五四运动,数千工人参加了集会。从5月底到6月初,成都工人发表了三次敬告同胞书,声援北京五四运动。6月8日,成都工人参加了成都各界数万人举行的反帝爱国群众大会。6月12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工袁志成、张兴发等发起组织“工役外交后援资助会”。这些活动显示了工人的爱国热情。

五四运动后,成都印刷业工人和学校校工,首先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政治觉悟得到不断提高。1920年2月15日,成都印刷业工人组织召开了成都印刷界劳工互助团成立大会,到会代表一百余人。成都印刷界工人互助团,在会上提出的口号表明,印刷工人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观点和宗旨,反映出成都工人阶级已初步接受并实行新的革命主张,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对以后的成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0年5月,袁志成、雷碧波、牟涌泉等组织成立了成都劳动自治会,提出了“劳动界同人起而解决自身一切问题,进而促成民治精神”的口号。6月,劳动自治会集会讨论形势,商讨如何开展工作,唤起工人觉悟等问题。自治会总干事袁志成提出了“公共投资”、“公共实业”、“公共储蓄”、“设立劳工招雇处”、“设立夜课学校”、“设立医药所”等切合当时工人利益和工人觉悟的六条要求。此后,成都劳动自治会常在陕西街、皇城内、外南三圣宫和国学巷等地组织会员开展失业救济、筹办《劳动周刊》、发展会员等工作。

1922年春,马克思读书会在吸收工人参加的同时还指派钟善辅、刘亚雄、孟本斋等负责工人运动工作。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组织建立后,工人运动在团组织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王右木等团的领导人到工人集中的地方宣传马列主义,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省立师范学校和四川法政学校内办起了三所工人夜校,还在茶社办起临时工人夜校,为工人传授文化知识,讲解革命道理。马列主义在工人中的广泛传播,使成都工人运动由开始幼稚的、自发性的经济斗争,逐渐转向较成熟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

1922年9月,军阀刘成勋、邓锡侯等以早已发起成立的四川自治会名义,通电省制宪筹备会进行制定四川省宪法的工作。省制宪筹备会决定自12月8日起开始起草省宪法,同时召开军事、民事善后会。通电引起了全川人民的关注。11月22日,成都劳动自治会致函省制宪筹备会,要求参与劳动立法和制定工会立法。1923年1月21日,劳动自治会召开大会商议参与立法问题,一致通过向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和省宪法审查委员会请愿,提出将有关劳工利益的五条要求列入省宪法,并要求省宪法在未公布之前,须由劳动团体选举工人参与省宪法审查会议,否则无效。省宪法筹备会后来采纳了劳动自治会的意见,正式要求劳动自治会选派工人任省宪法审查员,参加省宪法的审查工作。此举显示了成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气魄。

1922年10月,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济南、武汉、南京等地的学生、教师、工人发起民权运动,争取民主自由权利。成都工人受此影响,也掀起了本地的民权运动。1923年2月12日,成都劳动自治会发表了争取民权运动宣言,提出了保护劳工法案,并要求列入省宪法的条文。劳工法共有十五条,提出了诸如工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男女实行同工同酬,雇主不得歧视女工,不得雇佣童工;劳动者老有所养,病有所助;妇女孕育期间工作、工资应得到保障;限制劳动时间;保障劳动收入;政府设立失业救济;实行普遍选举,保障工人政治权利等。民权运动宣言,从国际国内,一直谈到成都工人奋斗方向和目的,并部分地提出了成都工人争取解放斗争的具体要求;保护劳工法案是四川最早的劳动保护法案,既有政治主张,又有经济权利要求。它们提出的条件对成都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成为成都及全川工人的斗争纲领,推动了全川工人运动的发展。王右木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曾说:在民权运动中发表的宣言,达到了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目的。

1922年冬起,王右木为落实团中央关于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的指示,并根据他在组织、指导群众革命运动中的感受,认为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力度,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革命自觉性,而革命运动不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也是很难发展壮大的。考虑到成都的工人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缺乏文化知识;而成都的产业工人又很少,他们所在的兵工厂、造币厂、机械厂、丝厂等又被军警严密控制,不易开展工作,而一般手工业工人比较零星分散等情况,王右木首先选择了历史较长、人数众多、苦大仇深、曾开展过斗争的织锦业 (即长机帮)工人进行工作。王右木揭下博士帽,脱去西装,换上工人装,深入到工人集中的茶馆与他们促膝谈心,还与一些工人结为兄弟,又在明远学校开办了工人夜校。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武力镇压。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屠杀发表宣言。消息传来,王右木以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读书会员为骨干,落实团中央的指示,发动成都工人举行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全市性政治大罢工。在少城公园召开的大会上,团员、工人运动骨干钟善辅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吴佩孚镇压与屠杀铁路工人的罪行,介绍了京汉铁路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情况,以及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和施洋英勇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使在场群众悲愤落泪。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还组织以团员为核心的宣传队走上街头,声讨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成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力量。

1923年4月,王右木介绍工人孟本斋、徐云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派孟本斋、徐云程为工人教育会组长。准备将在成都工人中有影响的三个组织——工党委员会、劳动自治会、工人教育委员会,合并组建为“劳工五一运动首脑部”。但因当时的工党委员会中的封建行会势力太大,发起“劳工五一运动首脑部”的事未能得到通过,于是王右木决定以工人教育委员会为主,成立成都劳工联合会。5月1日,在成都团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下,以长机帮、生绉帮、牛骨帮和刺绣工人为骨干,召开了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工人们喜气洋洋,以成立自己的劳工联合会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遍街张贴了由王右木和团员蒋雪村、彭仕弥分别写的《唉!劳工不得不做“五一”运动啊!》和《诅咒劳工做“五一”运动的人请看这好罢》两种醒目的印刷品,给死气沉沉的蓉城增添了新活力。各行业工人组织选派代表出席会议,劳动自治会也派代表赴会祝贺。会上散发了由恽代英和蒋雪村为工人写的《人日宣言》和《劳动五一纪念游行大会宣言》的传单。会议通过了关于维护工人正当利益的四项提案。成都劳工联合会是团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四川第一个工会性质的组织,《川报》称劳工联合会是“成都破天荒之工人盛举”,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真正工人的工会。” 《川报》1923年5月8日。成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成为成都工人运动的新起点。

这时,成都团地委为培训工人运动骨干,遂在成都高师设立工人学校,由谢国儒任主任,王右木、张良卿担任教员,帮助工人提高革命觉悟和文化水平。钟善辅也在监狱学校、康明惠在外东农校开设了平民教育学校。

6月15日,在成都团地委的领导下,成都农工商学联合会筹备处成立。大会推举学生联合会理事、高师学生、马克思读书会员段平泰为临时主席,会议决定由各团体选出八人筹备会务,起草章程,规定“凡是农工商学各团体均得入会”。 7月1日,按成都团地委的意见,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1922年秋成立)在成都东大街公所召开改组会议,到会数十人,陈毅(仲宏)也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四川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担任会议文书,会上,傅双无报告会议筹备经过与这次会议的目的要求。会议选举王右木、裴子琚任文书股主任,康明惠、钟善辅为庶务股主任,钟协安、孟本斋为交际股主任,刘亚雄、罗荣周为宣传股主任,选出钟协安、刘亚雄为联系会议的正副主席,并决定通电各地。10月,重庆民权运动大同盟发表宣言,表示要和成都的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携手进行”工作。

成都工人阶级从早期的自发斗争,到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中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后,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在革命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会,标志着成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新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这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成都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要求各地党员加紧筹建党的地方组织。

王右木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消息后,就萌生了在四川建立地方党组织的想法,并开始为此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他有意识地在成都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开展工人运动,不断加强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以及工人入团,努力地为党在成都的建立奠定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22年6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有50人……四川党员三人。这三人都在成都。王右木在1923年10月10日给团中央负责人的信中曾这样明确地写道:成都旧有加入成都共产党分子,有茶务讲习所曾慕沂(威远县人)、刘敬思(武胜县人)、任洪济(南川县人),但他们都到江浙考察制茶业去了,实质上这三个党员在成都的活动没有什么记载。

成都团组织经王右木的艰辛努力,到1923年春已发展到30余人,建党的条件已经具备。王右木在1923年5月成都团地委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会后,写信给党中央表达了在成都建党的愿望。信中说,“不知此地有‘共学社’(即共产党组织)否,木愿加入;如果没有,能不能组织。” 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总方针。8月,王右木决定动身前往上海,又将四川的工作和建党事宜当面向党中央汇报请示。不久,王右木从上海到了广州,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革命的发展情况,再次郑重地请示在四川成都建立党组织的计划。以后,党中央正式批准了王右木在四川成都建立党组织的请求。

9月下旬,王右木回到成都,立即召开了全体团员会议,传达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要求大家坚决按党的决定去做。但一般同志对国民党在四川的表现很不满意,尤其是在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受过国民党摧残的人们,对国民党更为愤慨,几乎一致反对国共合作。王右木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决策,应当遵守党的纪律。他又向大家反复讲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阐述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要求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坚决贯彻中央决议。会后,他又找一些团的骨干做工作,使大家对国共合作的策略逐步有了认识。王右木还以身作则,带头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被聘请担任国民党总支部的宣传科副科长。四川国共合作的情况,王右木及时地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作的《中央局报告》中展望国共关系时说:“四川国民党本有组织,对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工作者颇信任。”

王右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共合作指示的同时,还开始秘密筹建中国共产党在成都的组织。

1923年10月,王右木在团员中选拔了一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团员优秀分子刘亚雄、钟善辅、黄钦、梁国龄等先后转为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央领导,王右木暂任书记,独立小组下分学生组和工人组。工人组开会的主要内容是由王右木作通俗的政治报告,讲一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结合讨论工会的活动方向等问题。

1923年11月,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王右木决定以团的名义召开纪念会,筹备事宜中的重要问题,王右木召集团的负责人康明惠、黄钦到家中通宵研究,决定在7日借明远学校地点开会,并安排党、团员通知团体和登报宣传开会时间。是日各界到会的有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女权运动同盟、劳工联合会等组织的诸多人员,其中学生、工人占多数。王右木、刘小卿、钟善辅、康明惠、秦政树在会上作了讲演。

1923年冬,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王右木任成都党组织的书记,同时要求他辞去团内的职务。王右木得到中央的通知后,想到成都各地正在发展和扩大团组织的工作,又考虑到学校学生的寒假即将来临,团组织的改选可能会影响组织的发展与稳定。因此,决定推迟到次年春天开学后再进行改选,他继续专心致志地领导着党、团组织的工作。

这年冬天,四川军阀杨森占领成都后,被北洋政府封为四川督理,独揽军政大权。为了收买人心,杨森提出了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委督署秘书秦正树(又名秦伯卿)全权筹办报纸为他的“新政”呐喊。秦正树原是留日学生,和王右木有深厚的交往;回国返川后,又加入了成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接受杨森的办报任务后,他即找王右木汇报。王右木很快召开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会议,商量如何利用该报进行革命宣传。有的同志担心,该报是杨森叫办的,恐怕难以利用来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搞不好,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王右木认为,利用反动派搞的东西来为革命事业服务是有先例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没有力量自办报纸,即使办起来也难以维持下去。如谋发展本团和把革命理想传播到群众中去,一部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可以也需要参与其中。经过讨论研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决定将办报的事承担下来,至于报纸的名称,就以当年是甲子年而取名《甲子日刊》。社址选在成都三倒拐原川汉铁路公司旧址。由秦正树任社长,王右木任总编辑,刘亚雄任助理编辑,党、团员廖划平、邹进贤、刘孝祜、吴汝伯、窦勤伯、黄君尧(黄钦)、李盛虞等参加;邹进贤、赵维屏任东南门外普通访员(即通讯员)。这样“似乎报纸成了我们党办的一样”。因此,成都党、团组织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办报中去了。同时,利用杨森所谓“建设新四川”的口号,把报纸的宣传方针定为:宣传反对防区制、反对军阀混战;主张还政于民。有时也在报纸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颂扬苏联革命的成功,介绍社会主义制度等新事物。这样办报当然不合军阀心意,很快就被杨森迫令停刊。

杨森占领成都后,还制定了延揽人才计划。杨森深知王右木在成都学生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派人到王右木家中,想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王右木,王右木心里明白,若马上拒绝,必遭暗算,假意应酬,送走来人。过后,王右木立即通知党、团员骨干开会,在党、团员会上轻蔑地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的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我怎能去做他的官。王右木向党、团员们说:决定暂别成都去上海。在走之前落实中央要其辞去团的职务的指示,将团组织改选,同时对团的工作作一个交待。

成都团地委的改选工作落实后,王右木即离开成都去了上海,不久又到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广州,在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几个月后,王右木启程返川。为了节约路费,他决定来一次沿途实地考察,往广东、广西、贵州步行回成都。1924年中秋节前夕,王右木在贵州赤水县土城给家中和同志们写信,说他不久就要回到成都。可是,从那以后,王右木就没有了音讯,后来有消息说王右木在路过贵州土城宣传革命时,被当地反动派秘密杀害,为革命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王右木创建了成都的党、团组织,他始终是建党初期成都革命活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为成都革命运动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成都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活动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由于当时的信息、交通的限制,以及分散各地的人们思想认识的不尽一致,在建立党组织的形式、名称、人员上都不太统一,所以在四川地方党、团组织创建的前后,在成都的吴玉章、杨公又创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青年共产党,该组织曾在全国,特别是在四川、在成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在王右木秘密建成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之后不久,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和杨公等筹建起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时的重要骨干,辛亥革命时期,在四川甚至全国都是首举武装反清义旗并取得胜利的领导人,辛亥革命失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更加风起云涌,他进一步迫切地感到,为了推进新的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和取得最终胜利,必须建立一个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他曾资助四川内江青年廖划平等去俄国考察,学习十月革命经验,为建立青年共产党组织做准备。在开始酝酿、筹备时,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

早在1922年春,吴玉章在北京会见刚从苏联归国的王维舟,已有会合同志、组织新政党的酝酿,开始联络青年,成立“赤心社”。1922年8月,吴玉章到成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支持校内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活动,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来高师任教,自己也在学生中宣传社会主义。这时,信奉社会主义的杨公、刘伯承、廖划平和高师学生童庸生等与吴玉章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他们不仅在校内进行革命活动,还派人到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也逐渐萌发并强烈起来。这期间,吴玉章、王维舟在北京成立的赤心社活动也没有完全终止。在北京读书的川籍学生刘仲容、萧华清、李嘉仲、吕寒潭、孙壶东等,也经常在同盟会会员刘云门家中聚会,研究革命理论,继续酝酿建立革命政党,甚至还准备派人到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当知道陈独秀、李大钊已经与共产国际联系上,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后,他们的考虑是:“陈独秀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他们接好了头,我们就做他们的别动队吧!”他们曾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在四川的吴玉章,吴玉章这时没有提出异议。

1924年1月12日,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YC团)成立。这天,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杨公寓所里,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20多人参加了会议。经过将近三小时的讨论,通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章程和几个决议案,选举吴玉章、杨公、刘仲容、张保初、廖划平、傅双无六人为负责人。《章程》共二十六条,是对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8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次修正章程起草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如入团须团员两人以上介绍,经所在地之执委会批准,服从章程决议,听从指挥并缴纳团费,领取团员证书。组织分三级,有团员10人以上成立支部,50人以上设立干部,中央设执行委员会为全团最高机关。还规定中央执委为六人,干部执委六人,支部执委三人,任期均为一年。各级执委设总务、宣传和劳动三股。每半月至少开会一次,每月须将“办事经过情况”通报下属执委及直辖团员,同时向上级执委报告。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对各级执委决议,有五分之一的人不同意者,可提出抗议和要求上级执委会判决,但在未解决前,仍得服从决议。凡不履行团纲、团章和议决案者,可取消其团员资格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规定有16岁以上至28岁以下的年龄限制,YC团章程则没有年龄限制的规定,吸收成员可以不限于青年,但实际上除吴玉章外,其他都是青年学生。吴玉章、杨公还设想把YC团建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章程》第六条不仅对支部、干部没有省区限制,而且明确指出中央部“现设于成都,于必要时得移往上海或北京等处”。1924年下半年,北京YC团成立,以吴玉章为领导,但在组织上并不直接隶属于成都的YC团中央部。北京YC团曾决定在成都、重庆、广州、上海、长春等地发展成员,后因形势变化未着手进行。

上述事实表明,YC 团是一个独立的中共早期组织。虽名冠“青年”,却不是附属于某个政党的青年团体。但为什么不公开称“党”而称“团”呢?据北京YC团成员刘弄潮说,主要是为了减少目标,避免引起军阀当局的注意。

YC团建立后,吴玉章和杨公即着手在成都筹办机关刊物《赤心评论》,由于YC 团是秘密组织,故以“赤心评论社”的名义向政府申请立案。4月22日,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批准发给执照,5月1日《赤心评论》正式创刊。YC团视《赤心评论》为红色天使。他们宣布《赤心评论》宗旨“是在助革命派的同志,与反革命党作战,以求全世界的赤心集合拢来,造成一个赤心的世界”。祝愿“赤心复萌!赤化的流行!赤世的造成!”,自称是“无数被压迫阶级的喉舌,许多男女同志的化身,列宁先生的功夫,使赤化之光普照人们未来之世界!”,吴玉章、杨公十分重视《赤心评论》。吴玉章在创刊时捐赠50元大洋作为印刷费,并撰写重要文章《人类生活当如何解决》,连续登载于创刊号及第二期。杨公把《赤心评论》称为YC的化身,后来他离开成都,仍以书信指导其工作,为其撰写文章。

《赤心评论》为8页16开铅印刊物,原拟定每周出一期。后来因“本刊各种反动势力之压迫,暂改为月出一次”。从创刊号到1926年10月共出16期。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巴黎中国书社、东京丸善书局都设有分售处,故广泛产生了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肖楚女曾在《中国青年》第36期介绍《赤心评论》说:“这是一种急进的青年刊物。第一期为追悼列宁号,介绍列宁很见热情。”恽代英主办的《新建设》也称其为“大胆来解决政治经济根本问题的《赤心评论》”。

在创办《赤心评论》的同时,为了罗致人才,扩大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活动,吴玉章、杨公还建立了“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亦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发起的还有刘愿庵、杨衡石等20余人。成立那天,到会者有70余人。杨公任总务干事。吴玉章在成立会上发表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演说,热情地赞颂了“轰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因为经过苏联的试验,人人已知道有实现的可能性”。讲演还科学地论述了世界法西斯主义产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号召“第四阶级奋起,与苏维埃俄国联盟,大联合于波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克)旗帜之下,实行暴力革命。”吴玉章满怀信心地预言:“20世纪光明的世界为期不远了。”“最后的胜利必归于劳动阶级。”这个讲演前后在不同场合共进行了七次,并连续刊载在“社会主义研究会”主办的《追悼列宁纪念号》上,随后成都的《国民公报》也作了连载。

YC团的领导人吴玉章、杨公等十分注重工人运动,他们指导赤心社社员、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深入工人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编辑出《工友需知》的小册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清了劳动者的地位,工人所受的苦难,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开展罢工斗争等,并支持和组织成都各行业工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会——成都职工总会。

1924年5月1日,成都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和成都团地委在少城公园联合召开了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会议遭受军阀的强烈压制。会后,吴玉章、杨公被迫离开成都。他们走后,YC团的实际负责人是傅双无,他不再用YC团的名义而直接用“赤心社”的名义活动。6月,杨公到上海试图与中国共产党中央联系,争取承认YC 团。他曾和恽代英会晤,但YC团未能得到团中央和党中央的承认。8月,杨公返回四川重庆后,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团重庆地委负责人童庸生等致力于争取YC团与党、团合作统一之事。而吴玉章离开成都后回到荣县老家,不久即去了北京,1925年3月,吴玉章在北京会见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YC 团重要成员童庸生。这时童庸生已是共产党员,吴玉章要求他引见中共领导人,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吴玉章又会见了赵世炎。吴玉章的要求,经过组织考察,很快便由童庸生、赵世炎介绍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玉章入党后,感到YC团已无必要继续存在了,决定加以解散,然后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个别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杨公等人,并召集北京YC团成员加以讨论。北京YC团成立后,在北京中共地方组织及李大钊的指导下,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说到解散,大家一时还接受不了。经过吴玉章的耐心开导,多数人拥护吴玉章的主张,不少成员先后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YC团自行解体。

成都YC团的解散有一个与傅双无斗争的过程。1925年冬,成都团地委负责人刘愿庵和傅双无、郭祖等在骡马市街刘的寓所商谈,刘表示欢迎YC 团和赤心评论社的人个别申请加入共产党,预备期可以缩短,但傅双无还是要求集体转党。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作为地委主要领导人的杨公继续做傅双无的工作。在11月召开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都代表为刘愿庵、傅双无。杨公再次委派刘愿庵、任白戈对傅双无进行说服,坚持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入党手续个别入党,傅双无仍不同意。杨公后来亲自找傅商谈也未能奏效,结果只达成了在革命斗争中合作,共同组成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的协议。1927年初,吴玉章又派出肖华清、孙壶东专程到成都做说服工作,但傅双无等仍坚持解散YC团、赤心社的三个条件:(一)全部加入共产党;(二)成都党务由他们接办;(三)调走成都党的负责人刘愿庵。这三条理所当然地遭到党组织的拒绝。傅双无之所以顽固坚持小团体分裂立场,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的,他早已从初步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转向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了。同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党曾派张克勤到成都解散赤心社,得到多数社员的赞同。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季陆奉蒋介石命回成都清党,傅双无投靠黄季陆,企图出卖赤心社。郭祖等挺身反对,与吕寒潭、刘辅之等研究,决定解散赤心社,孙宏图等人到傅双无住处强迫他交出赤心社的一切印信文件,由郭祖、吕寒潭起草宣言,宣布《赤心评论》停刊,赤心社解散。至此,成都YC 团和赤心社的历史即告终结。

在建党和大革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和四川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中国YC团,从筹备诞生到解散虽然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它在四川、北京等地,特别是成都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聚集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分子,开展了群众革命运动。由于它和中共党、团组织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信仰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它同成都、重庆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间,成员有所交叉,行动上密切配合;随后它的主要领导者吴玉章、杨公和重要成员刘伯承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并构成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的领导核心。中国青年共产党在四川地方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极具四川地方特色的历史篇章。                            

由于成都地处内陆,远离全国经济、政治中心,交通不便等区位特点,使成都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比较缓慢,资本主义经济及新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相对薄弱,但新思想(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比较早。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无论是中共成都独立小组,还是成都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正式建立都不得不经历的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成都地方组织的建立,是成都社会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成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成都人民的革命斗争面貌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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