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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建立与活动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成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发展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创办刊物,成立社团,撰写文章以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内外各种新思潮来唤醒民众。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团体。

少年中国学会原本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个规模较大、活动范围较广、影响深远的青年进步团体。1918年6月由川籍人王光祈、陈愚生、曾琦、周太玄、雷宝菁、张尚龄发起筹备。由于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新闻界、思想界的声望,被邀请参与活动,并被列为七位发起人之一。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王光祈任大会主席。大会听取了王光祈关于筹备学会经过的报告,讨论了选举职员及会后进行方法。会议根据李大钊、王光祈等人提议,将学会宗旨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被大会选为执行主任。会后学会会员发展很快,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五四时期,王光祈向往社会主义,渴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和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1917年,王光祈在吸收种种社会主义流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方案。他先提出建立新农村的思想,后来他又主张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团,希冀实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并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各地试验。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前,王光祈和曾琦(成都人)联名写信给成都的《川报》主编李人,邀约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委托他在成都发展会员。李人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在短短半个月内介绍志趣相投者入会。少年中国学会成都会员因距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因而请示北京总会,应允在成都成立分会。

1919年6月15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其时的成员有李人、彭云生、周晓和、穆济波、胡少襄、孙少荆、李哲生、何鲁之、李小舫等九人。李人担任书记。成都少年分会最初的活动只是举办读书活动,组织会员阅读各种进步刊物。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后,创办了《星期日》周报。时任《川报》主编的李人富有办报经验。鉴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李大钊、王光祈等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国内很有影响,极受读者欢迎,李人便约分会同仁,拟在成都出版《星期日》周报,得到响应。7月13日《星期日》周报创刊,李人任主编,吴虞任常任编辑,陈岳安任经理。王光祈对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成立和《星期日》的出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关心。成都分会成立后,他马上以总会执行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祝贺说,“北京同仁闻分会成立,极慰,望积极进行”。成都的《星期日》刚一创刊,他就通过他实际负责编辑的《少年中国》杂志进行宣传。他说:《星期日》虽系成都出版的周刊,它的内容形式与北京《每周评论》一样,亦是一种传播新思想的出版物。王光祈不仅自己为该刊撰稿,还积极约其他人投稿,并从多方面帮助《星期日》的出版和发行。

《星期日》的办刊目的是为了“在落后的四川传播新思潮开展新文化运动”。创刊宣言明确地表示:“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周报?因为依法黑暗的老世界是过去的了,以后便是光明的世界!是要人人自觉的世界!可是这里还有许多人困于眼前的拘束,一时摆脱不开,尚不能起到自觉的地步上。如其没有几个人来大呼一声,那是很不好的。因此我们才敢本着自家几个少数少年人的精神,来略论一点很容易懂的道理。”第二年1月4日发行的新年增刊号,再次表明了办刊的宗旨:“从这黑暗的世界里促起人人的觉悟,解脱了眼前的一切束缚;根据人生的究竟,创作人类共同享受的最高幸福的世界。”

《星期日》刊载了大量的文章,主要的内容是批判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讨论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揭露社会种种黑暗,针砭时弊。“把一切不自由、不平等、不道德、不经济的种种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予以彻底的批判,坚决的反抗 。”吴虞的著名文章《吃人的礼教》和《说孝》就是首先在《星期日》刊载后,再在《新青年》上转载。《星期日》在1920年出刊了 “社会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教育问题”等许多专号,这些专号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星期日》在第26期的“社会问题”专号上,刊出了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吴虞等的特约专稿。李大钊的那篇《什么是新文学》,就指出当时提倡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陈独秀的《男系制与遗产制》,指出封建的男系制和遗产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重大问题”。高一涵的《论言论自由问题》,抨击了当局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恶劣行径。特别是该刊从第19期起,连续三期转载了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影响更大,给闭塞的巴山蜀水吹来了革命的新风。另外,《星期日》对成都学校的腐败情形等也是痛加抨击,毫不留情。在第26期刊登的有关抨击成都联中、成都县中、省立一师和华西协合中学的内容,让这些学校的黑暗内幕完全暴露无遗。

《星期日》的文章旗帜鲜明,切中时弊,它在成都一出刊,便极受社会重视。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多份,几期后猛增至5000多份,订户也由成都及附近的一些县,逐渐扩展到省外。《星期日》是五四运动后成都地区创办的第一个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是成都反封建运动的宣传者和急先锋。在当时被人们誉为与当时全国有名的《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齐名的刊物之一。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在办《星期日》等刊的过程中,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人们看到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的苏联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当1919年9月出国勤工俭学的浪潮到来时,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部分人员纷纷投入其中,李人和分会首批会员李思纯、何鲁之、胡少襄等先后赴法勤工俭学。李人赴法后《星期日》由孙少荆任主编,孙少荆出国留学后,又由穆济波等负责,并成立《星期日》周报社,社员发展到40余人。

在《星期日》宣传四川变革社会的新思想中,王光祈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920年,王光祈在《星期日》上发表了《一个社会的问题》和《工读互助团章程》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上有一个顶不好的现象,就是工作的不能读书,读书的人不愿做工。他认为做工的不读书,“生产力必无进步的希望”,“民主政治不能运用”;读书人不做工,必然身体虚弱,生计和研究学术成问题,也就会产生“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隔阂”。文章进而提出了克服以上问题的办法:一是采取多办平民夜校、实习学校,使做工的人有读书的机会;二是组织工读互助团,使读书人做工。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工读互助团的意义。认为它可以使青年人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培养青年人独立生活的能力,有读书的机会和培养互助劳动的习惯。特别是他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新生活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若工读互助团成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步实现”,那便可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因而组织工读互助团是社会改革实际运动的起点。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思想在四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些青年积极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好办法。《星期日》周报社呼吁建立新社会小团体,以准备向工读互助团过渡。1921年8月18日,由屈梅痴、罗直方、沈斌、王季瑶、关泽三、侯泽民、沈质清、金义凭等人在成都发起组织了四川工读互助团,并向当局写了立案呈文,制定了四川工读互助团暂行简章。后来,随着北京、上海等地的工读互助团试验的挫败,成都的四川工读互助团的试验也搁浅了。

《星期日》从1919年7月创办到1920年4月停刊,共出了52期。它比较系统地宣传了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介绍和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一些宣传,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先后刊登了《俄国革命后的觉悟》、《布尔什维克的教育计划》、《社会主义劳动问题》等文章,犹如在当时成都沉寂的政治空气中,响起了一声惊雷。

1923年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基本终止了有组织的活动。分会在四川的活动,前后有五年之久,它推动了成都和四川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锻炼了会员,其中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后来都转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去了。

二、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并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四川,成都激进的知识分子也首先担起这个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主要是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这个渠道传进成都来的。这个流通处引进了《新青年》等大量的进步刊物。1917年5月,吴玉章在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自德国国家主义以至俄国之共产主义,派别虽多,大约可分为二:一急(激)烈;一平和。急烈者,为改造的,即欲打破社会之组织而建立一新社会也。”这一演说最初发表于1917年11月的《旅欧杂志》第24、25期上,华阳书报流通处于1918年初将这两期杂志引进到成都。当时就读于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期的陈毅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接触到了吴玉章的演说文章,并且将文章介绍给刘弄潮等十多人。他们根据吴玉章演说中的“社会主义”一词,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读书会”。这些知识分子经常凑钱在流通处购买书刊共同阅读,或是到流通处直接阅读进步刊物,然后互相介绍开展读书活动。

《新青年》杂志是全国最早、最著名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刊物,俄国十月革命后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这些文章首次提出,要挽救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的观点立即得到全国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新青年》自1919年5月的第6卷第五期开始编《马克思主义专号》起,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及通讯130多篇。华阳书报流通处自《新青年》创刊以来,一直坚持发行,使之成为成都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

1919年春,李大钊等主编的《晨报副刊》也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发行到成都,这个副刊专门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发表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时,以反帝爱国为特点的《国民》刊物也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发行到成都,《国民》第1卷第2期发表了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给广大的成都民众很深的印象和警示。

在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成都本地刊物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

成都的《国民公报》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开始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1919年4月23日至27日,《国民公报》连续转载了渊泉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的长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事迹,赞扬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艰苦精神,称《资本论》是“空前绝后之名著”、早期近代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圣经”。作者翻译了马氏夫人给朋友的信,以深沉的感情叙述了马克思不畏反动政府的打击和贫病交加的袭击,百折不挠研究社会主义,把一切都贡献给了人类社会的高尚品德。文章最后写道: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马氏之大著作告成,就于此种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马氏者也。4月29日,《国民公报》刊载了渊默的《我对于反对新青年者之希望》一文,对那些反对新思想、新文化以及所谓代表四川“七千万人拒绝社会主义、拒绝共产主义”甚至像泼妇骂街地胡说“倡共产主义之说,即懒人之要义也……不务正业谋所以生财之道而欲共他人产业,是流氓思想,强盗心肠”这类人,给予了尖锐的回击。

5月13日至16日,《国民公报》又连续转载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解释》,文章鲜明地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学说在现代各种社会新思潮中,可算得最稳健的主张,最有科学的基础”。文章还简要介绍了列宁1918年1月16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说“这个宣言里面,很可注意的地方,就是劳农政府组织民族的联邦国的主张。”同一时期,《国民公报》还以《欧战常识》为名,连续刊载了《何为过激党》的文章。该文介绍了所谓过激党的起源,列宁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的成功,节录了1917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列宁的文章,12月15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施政纲领,还介绍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失败等。

1919年5月30日至6月12日,《国民公报》再次连续转载了知非撰写的长篇论文《俄国过激派之研究》,全文约1万余字,文章明确提出俄国过激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派,同时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四个特点。12月24日,《国民公报》又刊载了署名“想众生”翻译的《马克思小传》,还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组织共产主义同盟和发表《共产党宣言》对世界革命产生重要影响及马克思的生平。

《国民公报》刊载的这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虽有许多错讹与片面的地方,但还是能够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苏俄的大政方针的,它批驳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种种误解,初步划清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并且指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类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等。这些革命思想宣传在当时成都社会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1920年,《半月》报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及各种新思潮的同时,也刊登了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半月》报上最早出现有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是第12期刊登的《劳农政府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一文,文中分析到“中国现今的情形与俄国革命前种种事实是很相同的”,从而“主张中国效俄国”。在第13期上,又刊登了《对于集产主义及劳农俄国的怀疑》一文,对苏联建国初期受到列强的经济封锁表示同情,说:“因缺乏粮食攻击他,我却不赞成,并可以替他们申辩,俄在欧战后,人民受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又经数次革命,就不封锁已够贫困,因而反对列强封锁。”《半月》报还在第15、16期登载了海参崴共产党果尔克氏写给远东少年的一封信《告远东少年》,信中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信中最后介绍了苏联共产少年同盟会的组织已在国内各地建立,号召远东少年组织起来,建立共产少年会,参加少年共产国际,“共同协力互助,创造天下的大同共产社会”。这封信是成都及四川早期全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情况的重要文献之一。

五四运动后,国内外各种新书刊、新思想更加广泛地传入成都。成都许多学校也办有新书刊销售处,为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的传播拓宽了途径。通过这些书刊销售处,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名著的书刊广泛地传入成都。《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经济学批评》等译著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如《共产主义ABC》、《社会问题总揽概观》、《劳农政府与中国》、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等一系列书籍也都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成都。

此外,成都的《川报》、《戊午周报》、《四川学生潮》、《威克烈》、《直觉》、《新空气》等刊物,也都先后刊登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

总之,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主办的成都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许多重要观点比较完整的介绍和阐述,为成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一些注重社会革命的志士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很快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为他们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使成都的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王右木对成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在四川、在成都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先驱者是王右木。

王右木(1887年至1924年),四川江油县(今江油市)人。早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先后结识了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施存统(施复亮)等。五四运动期间他回国返川回家,因其大哥是四川省议员,决定安排王右木接替他参加很有希望的省议员竞选,然而王右木对此不感兴趣。他告别亲人,带着全家到成都,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任学监(相当于后来的训导员)并兼授经济学和日语课程。他先后在高师附中、女子师范学校、政法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兼授经济学课程。王右木利用这些教学的机会,物色和联络青年积极分子,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教育学生关心政治,注意时局,多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在和同乡、四川学生联合会主席张秀熟等谈话时说:要多学马克思主义,在家乡开创出一种新局面来。他在农业专门学校讲课时,针对当时一些空喊“实业救国”的论调,尖锐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实业就没有前途。” 他还说:革命运动要深入发展下去,必须抓住高师这支庞大的队伍,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用它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因此,亟须组织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队伍。

1920年8月,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倡导并委托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党的组织。暑假期间,王右木前往上海考察,了解到上海和各地筹建党组织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他受到很大的启发。

1920年冬,王右木在高师皇城明远楼建立起四川第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取名马克思读书会。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四川地区最早诞生的以学习、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的革命群众组织。读书会创建的初期,王右木主要是邀请亲朋好友及在成都求学的同乡参加,首次集会约有三四十人,此后却日益减少,到了第四次集会时,只有几人了,而这几人也并非他的亲朋好友。王右木意识到,干革命只靠亲友关系是不行的,于是,他便重新物色新的人选,并对他们作一些必要的考察。其后读书会吸收会员时更加审慎、严肃,着重挑选有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王右木先后在高师及高师附中、成都的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华西大学、女子实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蚕桑学校等大、中专学校学生中吸收会员。后来又陆续吸收了不少的中、小学教师及少数工商从业人员。读书会渐渐壮大,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发展到百余人。

读书会的组织形式简单,大致按学校分成小组,每周集体活动一次。其学习方法:一是自行阅读,无时间、地点限制;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分小组进行讨论,交换学习心得;三是结合学习的内容或配合五一、五四等重大节日举行大型的讲演会。

每周集会的地点不定,常在东门外点将台、老西门外万佛寺或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地,有时也在王右木自己家里。总之,以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为原则,每周都要变换一个地点。有时要举办大型讲演会时,则利用高等师范学校的致公堂。

当时学习资料比较缺乏,王右木则自费订购了《新青年》、《觉悟》、《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还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并亲自给会员讲解。他给读书会员专题讲《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

读书会员进行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术理论,追求新的词语,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为今后能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寻找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这些会员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核心。王右木和读书会员们竭力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积极地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各种社会活动。如走上街头,到市场、茶园及群众广为集聚的其他场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声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各种宣传讲演。还利用学界每年开运动会的机会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以此来鼓舞人民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王右木在成都组织的马克思读书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团结大批的进步青年参加到革命运动中,促进了成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一批革命青年迅速地成长起来,为成都党团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成都正式建团后,读书会仍继续作为团的外围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王右木感到光靠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范围、时间上显然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决定创办一个专门的刊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宣传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以动员更多的人投入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之中。1921年1月,王右木自筹经费创办了《新四川旬刊》,该旬刊倡言的方向是以“平易之自治建设”的言论以“供社会采摘”,“一面向社会指导建设途径,一面为防包办与利用起见”,对四川军阀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以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 “铁面无私,痛下攻讦”,故该刊创办四个月后即被当局查封。此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却表现出“有胆有识,识论精透”江油县党史办公室编:《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1987年11月。。王右木和读书会员们面对军阀的强权,毫不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他又创办了一份更为激进的新刊物。

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问世,这是四川第一份全新的、公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出版物。编辑部就设在王右木家中,他兼任社长、主笔、编辑,内外杂务都干,只邀约了刘先亮等三人组成校勘和发行工作小组。王右木定此报为《人声》,其作用“应鼓动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提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呼声”。

《人声》报确确实实是代表了人民的呼声。在创刊号的《本社宣言》中,明确宣称:“这个小报的前身,便是去年死去的那个《新四川旬刊》”,而新创办的这份报纸“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的“最终目的”却是“未丝毫改易”,并对“实际上所取”的“已略有不同”的“途径”作了一番自述。王右木在《人声》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并刊登出旗帜鲜明的宣言称编者现在的最终目的和实现其目的的途径是:“(一)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决社会上一切问题;(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地暴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地改善方法;(四)注重此地的劳工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五)注重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六)注意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做一致的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人声》报,1922年2月7日。。宣言还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运动的行动指南,这在当时的四川是独一无二的。

《人声》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期均载有不同体裁的各式文章。《人声》报发表的新诗《“新与朽”之两不立》和《生日》,号召青年们要抱“绝对改造的观念”,“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腐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改造”,“要歼我的仇人,救我的朋友!头可断,身可毁!再也不敢放弃这份人的责任”。《人声》报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介绍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理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辉煌胜利,鼓动民众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批判杜威、罗素、柏格森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和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实用主义观点,尤其强有力地批判了曾在四川泛滥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军阀的罪恶,猛烈地抨击四川的“防区制”;不但揭露和批判旧思想、旧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也探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诸问题。对于当时四川正在进行的自治运动,王右木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认真的总结,并给人们指出了新的革命道路。对四川的自治运动,刚开始时,王右木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但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王右木彻底地抛弃了自治运动。他在《人声》报上著文说:一年前他主办的《新四川旬刊》,曾认为自治的前提,首先在裁兵,于是登载过一位记者写的裁兵方案,谓:欲求军官不依靠军队为护符,必先求军官位置入手,务期军官与军队的多少,不生关系,然后分期遣散归田的事,方可有望。可是,一年多来,军人方面之自治,不过仅有换汤不换药的点缀,兵既不能裁,争夺防地也日趋激烈,谁有兵,谁就有权,议会的人不拥护军队的人,是当不上议员的。所以,与其说是人民制宪,不如说是军队在制宪。王右木由此得出的认识是:《新四川旬刊》记者写的“裁兵方案”完全是“告哀求怜”,简直是“说梦话”。他要求人民从现在起就“万莫去信那样能够裁兵的事”,更不要“迷信自治运动再会有望”,而应当另求新计划。在目前,我们共同起来奋斗的唯一目标,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又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王右木把社会主义的好处结合当时社会实际问题概括为七个方面,指出:“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立可阻止军阀构兵;可救济财政破产;可减轻人民的痛苦;可使人民的精神及物产生活渐次安固;可促进世界和平。”《人声》报,1922年2月7日。

《人声》报独树一帜地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人声》报创刊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成都思想界仍然是比较混乱的,各种主义都在社会上流行,最有代表性和拥有较多青年支持的是无政府主义,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前后,成都青年开始接触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克鲁泡特金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取消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主张对监狱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成都青年先后建立起无政府主义“均社”、“平平学会”等组织,创办的刊物有《半月》报、《警群》月刊等。他们宣称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无强权、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无武力、无私产、无宗教、自由生产、自由消费、智能均等”的“平等、博爱、自由社会” 《半月》报,第21期。。这完全是中国古代大同世界的空想和西方乌托邦的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宣言。他们在《半月》报被查封后,又创刊了《平民之声》宣传无政府主义。《警群》月刊还出版了一个《克鲁泡特金专刊》,载有《克鲁泡特金所反对的》等文章,论述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不少涉世未深的青年,认为克鲁泡特金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才是他们要去奋斗的真正目标,因而卖力地宣传无政府主义。青年们从根本上把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混淆,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种种曲解,使真理和谬误界限不清。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成都的传播过程中,同无政府主义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五四运动前后,成都以及四川无政府主义有较大的市场和影响力。到了1920年秋,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和张东荪、梁启超等展开社会前途大论战中,王右木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成都追求积极进步的青年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怪圈,王右木非常理解他们纯洁美好的动机,决定和他们中有代表性的《半月》刊编辑,进行一次深入的探讨,以帮助他们走出误区。一天晚上,王右木与读书会员《人声》报刘先亮约请《半月》刊的编辑吴先优等几位青年到他的办公室会谈,素来俭朴的王右木特地买了糖果招待,其合作之心甚为坦诚。经过一夜的交谈,由于吴先优等坚持其观点,王右木也不强加自己的观点给《半月》报年轻人,最后以“分道扬镳,互相协助”的协议作结。后来,王右木仍然继续对受无政府主义理论影响的青年进行帮助,还指导读书会员展开对他们的帮助。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实践,成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绝大部分都先后转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上来了,其中不少的人后来成为成都和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坚骨干。

《人声》报在成都的出版和奋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和封建主义,一开始就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人声》报“语极离奇”,警告嗣后言论务求中心,不得再涉离奇。《人声》报发行到第三期时,四川省警察厅就以“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的罪名,勒令停刊,虽不久经王右木巧妙周旋得以复刊,但由于当局的不断迫害,再加上办报经费非常困难,出了五个月左右的《人声》报被迫停刊。《人声》报的出版发行,给成都乃至全川的革命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青年们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和改革社会的正确途径。两届团委书记童庸生、蒋雪村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都深刻地谈到建团前受王右木和《人声》报影响的情况。张秀熟后来也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向导》周刊出版前,《人声》报在四川起了它不可磨灭的战斗先进作用。”

王右木通过组织建立马克思读书会和创办《人声》报,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同时,团结了大批青年在自己的周围,在成都培养了一批四川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者,这是成都也是全川现代史上一件了不起的、意义深远的大事。它直接为一个组织性、纪律性强的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四、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组织成立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它是在1922年春夏,在争取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诞生的。

192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先驱》杂志上刊发后,王右木和马克思读书会成员认真研读了团的章程,广大青年倍受鼓舞,热情高涨。于是,在王右木指导下,童庸生、钟善辅、李硕勋、阳翰笙、刘弄潮、郭祖、雷致兴等人按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成都自发成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组织成立后,还没有和团中央取得联系,未得到团中央的正式认可,但其自发建成后,就立即投入到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并发挥了骨干作用。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后,王右木受到军阀压制,遂决定去上海找团中央,以谋求统一的组织,并希望学到一些团体组织法和劳工运动法。

1922年7月中旬,王右木抵达上海,第二天一早即到党中央所在地渔阳里接洽,并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接头。时值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王右木先后与党、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阮达时、春木(张太雷)、俞秀松、陈独秀等会晤,收获颇大。团中央给了王右木《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号》若干份,并告以团组织联络接洽的方式,委托他回四川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王右木于10月初返回成都,就立即根据团的章程,在原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成都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从此,团组织成为了成都地区的群众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倡导者。

10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团地委)正式成立。成立时,有团员13人。按照团章第二条规定,王右木由于年龄超过团章规定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为特别团员担任指导工作。大会选出五名执行委员,推出童庸生为执行委员会书记,郭祖、张治国担任经济部主任,傅双无、吕式宪担任宣传部主任,后补委员为刘度、杨仲康、钟善辅。王右木对入团手续和团员的要求很严格,他提出凡入团团员须“年龄适当,觅介绍”,“应宣誓遵守纲领章程及决议案”,“纳会费”,“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加入各种运动会”,“违背纲领章程决议案者之开除,不到会连续二次、三月不纳费开除”。并认为四川青年谋生不易,只要潜心为革命工作,为了生活——无论是觅官厅、公所、学校就职,都不应禁止,但事前宜通知一执行委员,得其认可方妥 江油县党史办公室编:《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1987年11月。。

成都团地委建立后不久,组织内部出现分化,除学生团员因毕业离去外,还有一些团员不参加组织生活,自行脱离组织。王右木虽然未在团内担任职务,但他仍然及时做工作,抓紧发展新团员,巩固团组织。1923年1月,王右木出面召集团员,举行成都团地委的第二次改选工作。此次改选,王右木由许多团员提名参加团的领导工作,经研究,决定通过王右木被选为团干部的决定。参加这次会议的团员25人,这时的团员成份已改变了由过去单一学生青年组成的状况,吸收了工人刘云成和孟本斋,《川报》编辑刘小卿,妇女钟亚弦等入团。在团员的选举会上,为培养人才,王右木推荐蒋雪村任书记。这一届执行委员是王右木、郭祖、何雁秋、杨仲康、蒋雪村等五人,候补委员为康明惠、谢国儒、钟善辅等三人,团员共25人。改选后由于寒假临近,团员大部分回家,新当选的团组织负责人对团的工作不关心,使团组织没有活力,直接影响到一些重要活动的开展。这时,军阀政客又强迫学校解聘王右木,这就断了他的收入来源,王右木面临全家六口人无米下锅。在这种内外夹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王右木依然从容处之。他最关心的是团组织的巩固和发挥作用问题,王右木为一些团员不关心团组织的事深为着急和痛心,他在给团中央施存统的信中写道:最痛恨之事,是管你民权也好、女权也好、劳工也好、读书会也好,都说学校要考试了!要忙了!放假了,大家又热心回家去了。时局变迁以来,初类斩我两手,继类斩我两足,次则类斩我中部,只剩此血赤沸腾之一心尚存。幸好心究竟是灵妙东西,此心更是比金石更坚硬的东西……经得住恶环境的才是试金石,让我大踏步地向自由走去。

王右木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从武汉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后到成都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团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恽代英的支持。恽代英亲自到马克思读书会讲课,积极参加团组织的活动。恽代英佩服王右木的顽强精神,了解到成都团组织的现状后, 1923年春,直接给团中央去信。恽代英在《关于请团中央给予四川青年团工作的指示信》中,坚定表示:“但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右木)得到恰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请求团中央将四川团组织的工作交给王右木负责。

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团成都地委组织召开纪念会,到会人数将近400人。恽代英、王右木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会后立刻要求加入读书会的达50多人。由蒋雪村、谢国儒在高师组织的工人夜校,有将近300工人报名参加读书会。但当时成都团地委书记蒋雪村却否决王右木提出在工人中发展团员的决定,还反对团员介绍工人加入劳工联合会。王右木对这种主张作了严肃批评,指出这种想法的不足与幼稚。他与康明惠、钟善辅联名向团中央写报告,请团中央批准成都团地委组织法,从而确定书记一人不能独断地决定成都团地委的事务。

5月19日,蒋雪村因病辞职,杨仲康因考入军医校,不便外出工作,郭祖自请退团,何雁秋出省考察。团中央得到恽代英的信后,同意恽代英的意见,从工作实际出发,决定成都团地委由王右木直接负责。6月,成都团地委进行第三次改选,王右木当选为书记。这时成都有团员27人,随着全国革命运动的大发展,团组织在王右木的领导下,初步克服了松散状态,各项工作稳步向前发展。

11月,成都团地委进行了第四次改选,27名团员到会16人。会议选举王右木、黄钦、康明惠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钟善辅、余泽鸿、张霁帆为后补委员。王右木任书记,康明惠任秘书,黄钦任会计。第四届团成都地委决定从五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与学生联合会之关系密切”。将各校学生会变成全校学生都参加的学生会,由各校学生会联合组成全市学生联合会,以克服分裂现象;(二)“注意各支部使为青年利益奋斗”,在“奋斗中砺炼出新经验新人才”,以使支部工作范围扩大;(三)“以每校支部在其中为谋青年学生利益奋斗,为对内训练。提倡工人学徒教育,为对外联络”。这年冬,团员有六七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做工作,成都的平民教育讲习班已有很大影响;(四)“团决定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平民教育大游行。由学生会募捐并由学生会主力以抵消基督教青年会准备发起的平民教育大游行”;(五)“要以学生会为主体开展打英美运动,促进商工各界加入,借助于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在成都重要报界鼓吹等”。

1923年11月,团中央通告各地,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团成都地委也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马克思读书会”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这年冬,团成都地委已建立了11个支部,有团员40余人。

1923年11月以后,团成都地委把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国民党改组。1923年底,团中央关于各地情况报告中指出四川“同志大半为学生。有二三地方团,成都方面已改组改选,现尽力于国民党活动”。1923年下半年,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联合进攻成都,于次年2月8日攻下成都。杨森纵容部队烧、杀、抢,无恶不作。王右木对此十分愤慨,亲自率领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去散发传单,他幽默地说:“今晚成都无政府,散传单的机会好得很。”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罪恶的军阀战争。

1924年3月24日,成都团地委召开大会,进行第五次改选。王右木不再任团的书记职务,专做党的组织工作。改选结果是张霁帆、黄钦、裴紫琚为执行委员,钟善辅、余泽鸿、刘亚雄为后补执行委员。大会选举张霁帆为书记,黄钦为宣传委员,裴子琚为秘书。会上,王右木建议和告诫团组织在大发展中,要加强对团员的考查和教育要求,获会议一致认可。当天,成都团地委向团中央提交了由王右木、黄钦共同署名,王右木执笔的《关于改选团组织给团中央的报告》,向团中央汇报了成都团组织改选情况。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始终处于成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的地位,同时完成党、团中央给成都的各项指示和任务。努力地推动成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在运动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优秀革命青年,为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五、团组织领导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22年春夏之际,刚刚建立的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团员和马克思读书会会员们在王右木的带领下,投入到正在高涨的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是四川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是成都团组织第一次参加推动和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这对于刚刚建立的团组织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1918年后,四川被军阀们的“防区制”所分割,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一方面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广大人民,一方面为争取势力范围而连年进行内战,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他们不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入军费,而且还肆意克扣、截留教育经费来支撑他们的不义之战,致使全川的教育事业濒于破产的边缘。

早在1920年9月,当四川教职员联合会就教育经费独立问题在高师教职员集会之际,王右木便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演道:“吾以国民资格、教育家资格,均应质问政府,吾川国家税收及地方税每年合计不下三千余万元……而国家税数年未解中央,何以最小量之教育费每年不过六十余万元,无款开支?以此欺诈国人,万万不能承认,如果再能忍受下去,吾人人格安在?”《新教育》第五卷第一、二期,1922年8月。1921年11月,成都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罢课,四川学生会也致函省长公署,要求划拨专款维持教育事业。在群众的压力下,省长公署行政会议于年底通过了“整顿肉税以谋教育经费独立案”。这时年关将近,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师连续两月没领取到工资。为索被拖欠的工资, 16所公立学校校长联名总辞职。教职员举行罢教,全市学生在省学联领导下,也开展了罢课,以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1922年2月12日,全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会在北京成立。这给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以极大的鼓舞。3月1日,四川教职员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当局补发欠薪。4月1日,重庆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示威游行。在全川学界的努力下,迫使当时兼任四川省省长的刘湘同意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并通电各军防区照办。但是,由于四川大小军阀在防区内各自为政,刘湘的通电不过是一纸空文。

鉴于教育经费的实际问题,王右木在成都高师附中召开了团员和马克思读书会的骨干分子会议。大家经过讨论认为,要发展教育、传播革命思想,一定要稳住教育阵线;而要稳住教育阵线,必须抓住教育经费独立这个关系学校存亡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首先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一定要兑现,不能移作他用。同时估计到斗争是艰苦的,要求各校的团员负责派出纠察人员,组成纠察队。当场推出省立一中的欧阳本义(即阳翰笙)为纠察队长。斗争采取请愿、示威的方式进行。

骨干会议之后,王右木出面发动成都各校师生员工,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马克思读书会员为骨干,掀起了规模更大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继续提出划拨全川的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提案。四川省学生联合会也行动起来,鼓动学生们全力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王右木在教职员和学生代表会上,被大家推举为这次运动的代表团总指挥,一些团员和读书会员也被选为代表,同时还创办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五日刊》,将运动的进展及时向全川各界通报,以造成各地支援的巨大声势。

6月5日,四川教职员联合会和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举行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从6月6日起全市各校一律实行罢课,并函全省学生联合会,表示:非达到全川教育经费独立,决不复课。

6月11日,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公报》上公开发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性质、目的、方法、步骤及其意义,号召教职员和学生要积极行动起来。宣言说:解决四川省人民压迫的机会到了,受压迫受摧残的同胞们,平民反抗已如山呼海潮地行动起来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身负社会运动的人,专为我们平民出气和指导的人,大家岂能漠焉地坐视不闻吗?我们只有一致起来奋斗,才能指望有口稀饭吃,教育的成功已有成功的先兆。一切好的朋友,使大家明白必胜的念头,好大家努力推倒军阀啊!宣言提出这次运动是“由社会部分教育经费运动到社会总解决的运动”。宣言号召“平民阶级与军阀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呀”,要“军人背起枪开小差上山寨的罢兵,工人一致的罢工,学徒一致的罢市,农民不运米进城”,“一齐要反响,要作阶级式的斗争”。同时宣言对怎样实现这个目标,明确提出了以下步骤:“第一步用较缓和的方法,先从部分解决下手,以争教育经费为起点……”“第二步用激烈斗争的方法……”实现“为民请命的大运动”,对官僚军阀的统治“绝无宽纵余地,非推倒不可”。“第三步平民压迫总解决的方法……正时(是)平民曙光发现时了”。同时宣言还讲了对各方面的政策,怎样“组织中央平民委员会”,怎样团结各方面的人在“平民旗帜下”《国民公报》1922年6月11日。。宣言表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实践,是从教育经费运动入手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实现推翻官僚军阀政权的目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的发表,在成都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6月12日,王右木率领学生代表到省议会请愿,议长熊晓岩拒不到会办公,引起学生不满,他们派出代表去熊宅请愿。熊命家丁将代表拘押。在省议会等候的学生闻讯后,极为愤慨。他们在王右木的率领下,前往省议会议长熊晓岩住宅请愿,救出代表,熊晓岩闻风出走。第二天,青年团员和读书会员到省议会请愿。熊晓岩及其同伙收买暴徒,冲入请愿的学生队伍,用棍棒、铁器、石头袭击手无寸铁的学生,当场打伤学生30余人。事件发生后,王右木号召人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斗争,慰问并照顾好受伤学生。当局诬指:王右木以马克思主义“麻痹”青年,专和政府“捣乱”,企图实现个人的“阴谋”,要求政府将王右木逮捕,妄图通过迫害王右木来达到镇压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目的,并强令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会刊停止出版。

在这紧要关头,王右木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继续指挥运动。他在高师附中召开的教职工和学生代表紧急会议上,鼓励大家要斗争到底,决不要半途而废。他那果敢、坚毅、沉着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给大家增添了力量。

为了支持成都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重庆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职员联合会于6月18日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声援成都教职员联合会、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八项措施。6月20日,重庆各校学生全体罢课,举行集会,抗议成都的军阀刘成勋支使暴徒在省议会毒打请愿学生。在集会上,重庆学生提出了力争肉税、解散省议会等要求。随后,川东学联还选派代表分三路赴成都,沿途进行宣传,呼吁教育经费独立,并在运动中提出了实现教育经费独立的五大主张:一是惩办不交肉税的征收局长,将其驱逐出征收局或押送去该防区长官处,或由地方自行办理;二是对军队抗交肉税,这种肉税,乃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并非任何武人私有的;三是教育机关独立;四是由县劝学所实现经费接收,以保护学款独立;五是设置教育基金会,把路款用作教育基金,以备税收减少时维持教育。重庆教职员联合会还议决通电告知成都教职员联合会,“请求坚持到底,渝会誓为后盾”等八项决议。22日,重庆各校学生再次罢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同日,全川教育改进会、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重庆商学联合会和川东学生联合会等联名致电上海、北京、广州。这场斗争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得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北京的《晨朝》、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时报》都用显著版面作了报导。

以成都为开端的全省规模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是学界发起的一次巨大革命风暴,它迫使军阀不得不做出让步。省议会终于通过了师生们的议案,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不得挪用、克扣等明确措施,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暂时告一段落时,当局放出话来,要逮捕这次运动的总指挥王右木和一些学生代表。首先强迫高师解聘了王右木的职务,同时解聘了支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高师校长杨若17所大中专公立学校校长的职务,成都卫戍司令部借口保护学生,派兵守卫各学校,检查进出学生,妄图利用高压态势阻止学生革命运动的再次发生。

这次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的思想战线上进一步深入人心。王右木后来在给团中央的信中谈到“四川经过前次学潮后,一般学生脑中颇将马克斯(思)三字印入,成都旧日安派(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派别名称)空气已不为青年所重。有马克思主义信徒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消息传遍成都,传到全省”。可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为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壮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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