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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成都人民的革命斗争
2021-1-18 来源:本站

一、鸦片战争以来成都社会的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利用这些条约对中国大肆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把中国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成都和全国的所有城镇一样,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蹂躏。

1876年,中英两国签订《烟台条约》,将湖北宜昌开辟为商埠,从而从东面打开了四川及西南的大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外国商人取得了在长江上游通商和在重庆侨居、投资工矿业等特权。随着长江上游的开放,重庆逐渐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外贸和工业中心。英、日、法、美等国相继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这些领事馆都享有治外法权,可以恣意妄为而不受中国行政法律的管辖和制裁。在治外法权庇护下,外国领事馆成了清政府事实上在各地的“太上皇”。帝国主义实行“以华制华”,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封建买办利益的清政府,迎合列强需要以图自保,日益成为外国资本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虽然成都不是通商口岸,英、法、日、美等国也未设有领事馆,但成都的邮政总办直到五四时期都由外国人把持,并借此竭尽经济掠夺和政治干涉之能事。

成都地处四川水路上游,离通商口岸较远,交通极为不便,但这种状况并未能阻止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成都也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振兴中国经济的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成都开始创办的近代民族工业,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创办了四川机器局,仿造洋枪、洋炮,修理军用机械。这是四川第一家现代机械加工厂,它开创了成都近代工业的历史。此后,继任总督又先后在四川机器局内开办了银元局、铜元局,四川机器局也改名为成都机器局。并于1910年在成都东门外另建了新厂,定名为成都造币厂。

19世纪90年代,四川出现了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潮,在这次热潮中成都的民族工业有较大的发展。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设立四川通省劝工总局,以推行传统手工业的改良来鼓励机器生产。到民国初年时,成都已有天成工厂、振兴工厂、实业机械厂、富国机械厂、启明电灯公司、乐利造纸公司、惠昌火柴厂等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民族资本产业,大多数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生产水平很低,传统的手工业仍然占成都工业主导地位。

伴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侵入,西方文化思想也进入了中国,产生了一批旧学与新学兼备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的最高学府,尊经书院基本上集中了四川最优秀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旧学与新思想兼备的杰出学者。这些学者对新思想在四川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有廖平、宋育仁、吴虞等。1898年3月,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人在成都成立了蜀学会,同时创办《蜀学报》,宣传维新思想,倡导维新变法,为推动四川维新变法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维新变法思潮的推动下,成都掀起了废科举、兴学校之风。1896年,四川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校——成都中西学堂成立。1902年初,四川当局将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和中西学堂合并改组成四川通省大学堂,同年底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是四川大学的前身。此外,成都先后还创办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通省农政学堂、四川铁道学院、四川高等工业学堂、陆军武备学堂和成都府中学堂等新式学校。这些新式学校的建立,为近代科技和思想文化在四川的传播和推广打下了基础。这些学校培养出张培爵、郭沫若、朱德、巴金、王光祈等人才,这些人才在后来的革命文化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加剧,清政府为向列强支付巨额赔款和推行所谓“新政”的横征暴敛,造成了成都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形成了庞大的无产游民群,流民乞丐和赤贫者已达3万人以上,占当时成都人口的十分之一。1903年成都开办粥厂、暖厂(即救济难民的场所)以来,“东厂每天一万数千人,北厂每天亦有1万余人。厂中时有倒毙,道路常见死尸”。除此之外,成都还有将近占人口十分之二的城市贫民经常靠赈济勉强度日。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生活处在无尽的苦难之中。成都这座美丽的城市已历尽沧桑,破败不堪了。

二、近代成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压迫和剥削下,勤劳、勇敢而富有革命传统精神的成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

成都教案斗争。传教布道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四川,他们之中有许多虔诚的教徒,大多数人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所到之处设立教堂,举办教会,依仗“治外法权”和清政府“保教”政策的庇护,蔑视中国主权,干涉我国政务,掠夺地产,包揽词讼,网罗社会渣滓,荼毒人民。地方官吏畏惧列强势力,遇有教民纠纷,总是“袒教抑民”,让百姓忍气吞声,不胜其愤。

外国教会在四川的种种恶行,激起了四川人民强烈反抗,多次发起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1895年5月28日,因英国传教士在成都无端欺压民众,激起群众义愤。成都市民手执木棒、竹棍、石头、瓦块,攻打教士住宅,捣毁了成都四圣祠北街洋人的福音堂及其诊所,还一并捣毁了平安桥、一洞桥的天主堂、育婴堂和法国教士住宅。这一斗争很快波及到成都附近的新都县、邛崃县、大邑县、灌县等地,人们纷纷响应,起而捣毁外国教堂。这次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斗争,给予外国侵略者是一次严重的警告和打击。

成都的义和团活动也显声势。1900年,大邑县人罗文榜受北方义和团运动影响,组织群众发动起义。在“抚清灭洋”口号下,起义声势迅速波及到四川的23个州、县,但这次斗争在清政府的分化瓦解与镇压下很快失败了。

成都人民总结了“抚清灭洋”失败的教训,对清政府有所认识,开始把斗争矛头同时指向教会势力与清政府。1901年4月,资阳县首先爆发了李南山义和团起义。义和团在李南山等领导下攻打了县城,直到9月起义失败。这期间义和团共抗击清军30余次,清军和传教士受到严重的打击。

在资阳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成都周边义和团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1902年6月,驰骋川西平原的女英雄廖观音,在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地区组织义和团,宣传反清灭洋主张,发动华阳起义。起义军转战成都周边郊县,并曾一度攻入成都市区。

上述这些群众的革命运动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它强烈地冲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为资产阶级革命在四川的开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领导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06年春,同盟会东京总部拟派邓家彦(字孟硕,广西人,留日法政毕业,同盟会司法部总长,时任成都政法学堂教员)在四川筹备建立分会,因邓不熟悉情况,立即提出辞职。同年冬,同盟会总部改派川籍人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任四川分会会长。黄树中到成都后,即在成都建立了同盟会支部。

同盟会成都支部成立后,在城内和周边县份发展成员,首先从学校入手,不少学校的校长、监督等职均为同盟会会员担任,并吸收教师、学生入盟,把学校发展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基地。同时吸收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帮会成员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成都支部努力开展军运,在军队和陆军学堂的学生中发展会员,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同盟会四川地区的领导成员杨庶堪、向楚等秘密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主编的《民报》、《天讨》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书籍报刊运到成都发售。四川留学东京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先后创办的《鹃声》、《四川》等刊物,也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传入成都。同盟会在成都的活动,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在成都人民尤其是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为成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1年5月,清政府把川汉铁路修建权收归“国家”,将四川人民已经入股集资的川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四川人民的入股资金如何解决,清政府也不作出明确答复。此事涉及数千万四川人民的切身利益,立即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巨大愤怒。一场争取路权运动在成都展开。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川人民起来“废约保路”。会后,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起来斗争,由上书请愿发展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运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四川谘议局和铁路公司代表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随后又下令开枪镇压聚集在总督署请愿的成都群众,当场打死请愿群众32人。接着又在成都各路口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消息传出后,各地保路同志会在同盟会成员的暗中策动和引导下,纷纷将同志会改名为同志军,并发动武装起义。四川保路运动到由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以“破路保路”为目标的和平请愿很快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目标的武装斗争。成都附近十余州县的同志军20余万人云集成都,与清军展开了战斗。全省各地同志军普遍举行武装起义以之响应。四川的清政府各级政权在声势浩大的同志军大起义中迅速土崩瓦解,起义取得胜利,成都11月宣告独立。它标志着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结束。四川的革命壮举,还促进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从而结束了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统治。因此,孙中山对四川保路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他凭借手中强大的军权,继续推行封建帝制,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丝毫改变。此后全国发生了1913年的反袁之战, 1915年至1916年的护国之战,1917年的护法之战。这些战争结束之后,四川的各路军队逐步演变成封建军阀。这些军阀在四川用武力营造起自家的独立王国。为了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四川军阀间掀起争夺地盘的战争不断。成都成了各派军阀战争夺取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成都饱受战火的蹂躏,百业萧条。城市的平民、工人生活十分艰辛。农村的人民赋税多达90多种,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不少的青壮年沦为盗匪,而地主、军阀、官僚在战争中掠夺和集中了大量的土地。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皇权统治,但它最终还是失败了,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步觉悟到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人民要想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指导,新的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新文化运动兴起于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民主共和国希望的落空和袁世凯的上台,中国一天一天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在思想文化方面,袁世凯上台后,为重温皇帝旧梦,在中国掀起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为他恢复帝制做舆论准备。军阀势力趁机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进步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难以救中国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针对封建复古逆流,开展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就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运动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一个“新”字,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它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新青年》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成都的《蜀报》、《醒群报》受《新青年》启发,也热烈响应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刊登反对封建复辟倒退的文章,推动了成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涌现出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成都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代表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吴虞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人。早年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孔“非儒”文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发表《吃人与礼教》的论文,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他影响下,不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吴虞,早年曾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1905年留学日本,在法政大学攻读法律、政治、经济等课程,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开始撰写批判封建制度的文章,归国回川后在成都任教。

1911年11月,吴虞在《蜀报》上发表《家庭苦趣》一文,揭露他父亲的不道德行为,成为轰动成都的“家庭革命”大事,被封建顽固派视为忤逆不孝。吴虞还在《警群》等杂志上发表反封建文章,四川总督对吴虞进行通缉。吴虞因此被迫逃出成都去双流县乡下避难。《警群》杂志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查封,理由之一就是该刊发表过吴虞主张家庭革命与宗教革命的文章。面对恶劣的环境和遭遇,吴虞更加坚定了“非儒”、“反孔”的信心和决心。

1916年12月,吴虞将所写文章《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寄给陈独秀,文章把反对封建制度、家族制度、专制制度与批判封建宗法思想、礼教、伦理道德结合起来,触及到了封建遗老的痛处。文中写道:“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流毒后世,“不减于洪水猛兽”。他附信一封,进一步表明自己见解:“不倭自谓孔子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者,势也。”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吴虞对孔子和反孔非儒的立场。一方面,他承认孔子是个伟人;另一方面,表达他之所以要反孔非儒,是因为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是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根基,既阻碍文化学术的发展,又与共和的原则相悖,必须扫除。陈独秀对吴虞的观点和文章十分欣赏,很快在1917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6号的《新青年》上,以显著的版面刊出。随后吴虞写的《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主义本于老子说》等著名文章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一时名动海内,吴虞也因此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又发表了吴虞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和《吃人与礼教》,进一步论证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戴着假面具杀人、吃人的观点。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吴虞一次次向封建礼教发起猛烈抨击,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陈独秀也称他是“蜀中名宿”,被誉为“瞻仰弗及”的“天外峨眉”。因此,封建统治者对吴虞十分仇恨,以清朝末年的状元骆成骧、翰林宋育仁、曾心传和徐炯等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群起攻击吴虞,使他被迫离开四川教育界,于1920年到北京大学做教授。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成都更加蓬勃开展,一大批进步青年投身这场运动。他们创办的进步刊物从社会、政治、财政、军队、实业、教育、思潮等七个方面,鲜明地提出了对当时重大问题的见解,针对“社会遗传下的风俗习惯制度,迷信旧仪等”“进行猛烈攻击,以助社会之进步”,把成都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阶段。

成都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给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一方面更加注重社会实际问题,更加注重对身边封建习俗的批判;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逐渐从批判封建,一般地倡导民主和科学转向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成都知识分子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四川学生联合会为了加强反封建的斗争,鼓吹新文化革命运动,由省学联负责人、高师学生袁诗荛和刘念僧主办出版了学联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周报,他们自撰、自编、自己校刊、自筹经费、自己发行并沿街叫卖。该刊除介绍新学术思想外,还涉及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笔锋犀利新颖,无所顾惮地揭露封建地主的罪恶,挖封建地主虚伪“道貌岸然”的老底。同时出版的还有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威克烈》周报,该报言论富有锋芒,突出讨论学校问题,要求学校改革、废止女子学校,要求外专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合校,改造国文教员,废除学期考试,提出怀疑操行考核,主张女子剪发等。一些问题,在当时全国的刊物中尚属少见,尤其受到学生的欢迎。同时期成都还有吴先忧、巴金等创办的《半月》报,该报偏重无政府主义,很快被当局查封。成都学生还创办了《直觉》,着重谈恋爱自由等,在当时也算是独树一帜。商界知识分子创刊的《新空气》周刊,对象是工商事业界,也谈关于新文化的问题。

在以学生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前后,成都还有另一种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重要平台,它就是出现在成都的一部分书刊销售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当时位于商业场的华阳书报流通处。这个书报流通处是在维新变法运动影响下,最早由成都商会会长傅樵村创办的。1901年,傅樵村在桂王桥北街开办“成都图书馆”,先后创办《算学报》、《启蒙通俗报》,被誉为成都报界的“开山祖师”。另外,傅樵村还开辟了邮路,最先向外埠订通讯,打开了成都与外界印刷品的流通渠道,他从省外大量引进进步书刊销售。为了发行方便,傅樵村又在商业集中区开设了书店,以突出外埠书报特点。这个流通处在辛亥革命时就已显示出积极的进步倾向,省外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如《申报》、《时务报》、《中外日报》等也是通过这里开始传入四川的。

到了1917年,具有进步思想的陈岳安接过傅樵村创办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并亲自担任发行工作。他除了同成都书报界关系密切外,还同全国各地书报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方便了从外地订购各种书报。他先后把全国著名的进步报刊《甲寅》、《新青年》、《晨报副刊》、《每周评论》、《中国青年》、《湘江评论》、《向导》等引入成都,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在成都发行。新文化运动标志性刊物《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起就开始出现在华阳书报流通处的铺面上,它在成都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成为最畅销的书刊之一。华阳书报流通处可以代订、代售全国各地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同时也向省内外推荐或交换四川的书刊。华阳书报流通处还在销售门市部,将新的报刊书籍开架为青年学生任意阅读,免费借出,甚至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赠送。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接受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在成都传播革命思想,密切地配合着文化运动的前进步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成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识到妇女受封建压迫最深,妇女不觉醒,反封建斗争难以深入,他们集中批判了对妇女压迫和束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一批女知识青年最先接受民主思想的启蒙,产生了要求自身解放的强烈欲望,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

成都最早提出妇女解放的是吴虞夫人曾兰。1912年4月,曾兰创办了《女界报》,并自任主笔,先后撰写了不少文章。1912年5月,曾兰发表《女界缘起》一文,抨击儒家男尊女卑的种种观点,主张学习西方,提倡女权,重视女子教育;1914年,她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孽缘》,描写包办婚姻造成的无穷悲剧;1916年12月,她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发表《女权评议》,主张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曾兰的文章锋芒直指封建伦理道德,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具体内容,在成都产生了很大反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成都女青年学生首先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要求改革教育,平等自由,废除三从四德,提出男女合校、婚姻自由、女子剪发等一系列主张,并付诸实践。遭到军阀和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但同时又得到了社会革命者和开明人士的支持。益州女子学校成立“救国毅进会”,还邀请各界女宾百余人赴会。蓉城女子学校、女子实业学校的女生首先起来冲破女子剪发的禁令,把妇女剪发作为争取自由人格的第一步,倡导开展剪发自由。封建军阀和顽固势力对此强烈反对,四川警察厅发出告示,严禁妇女再剪发,理由是有伤风化。一些勇敢的女青年在报刊上投稿发表文章,驳斥警方剪发禁令,为争取妇女正当人权进行斗争。成都本地进步刊物发表了许多支持女生剪发的文章,女子的剪发行动冲破了禁令,由学校到社会全面展开。关于男女合校的问题,不仅是成都进步青年学生的要求,也是当时全国的趋势,这一做法也遭到军阀和封建顽固势力无端毁谤和压制,说男女合校,是罗汉塑在观音庙,男女同坐,怎不可同床等。这些诽谤,不仅压制不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女学生,反而使她们决心冲破牢笼,争取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对此,《星期日》、《四川学生潮》、《半月报》等报刊都出了妇女解放问题的专号,发表文章或出专刊批判封建教育。经过激烈的斗争,男女合校、女子剪发、男女社交公开以及恋爱婚姻自由等,都部分地得到社会的承认。益州女子学校学生盛绍尧在成都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她说:日本占我青岛,拒我青岛,吾辈对此事头可断,身可碎,万不能以我中华之国土国权断送与日本。她慷慨陈词,受到全场欢迎。盛绍尧成了成都乃至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万人大会上演说的女性。

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唤起了妇女的觉醒。王右木王右木(1887—1924),四川江油人。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四川党、团、工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在成都组织马克思读书会,其中就有钟亚弦等八名女会员,许多成都妇女开始在中国革命中崭露头角。1921年,成都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招女生,以前女子是没有资格上大学的。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禁关,也被当时高师附中、觉群女校等校的青年冲破,他们组织了一个“人生活学会”,有好几对会员自由结了婚,有的受到家长驱逐迫害,但男女婚姻自主还是逐渐被社会所认可,涌现出了一批先进的妇女活动分子。1923年1月,四川妇女联合会在成都成立,会议要求男女平等,女子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和享有选举权、参政权。后经省议会同意,于4月30日选出10名妇女为省议会省宪法审查员,为妇女争得了应有的政治地位。广大成都妇女在妇女斗争实践中逐渐明白了,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妇女的彻底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真理。

五四前后,成都人民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成都的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成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成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人们放眼看世界的目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一股到发达的欧洲留学的热潮在成都形成。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成都的传播和影响有了扩大和发展。

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继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热潮后的又一次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民运动。这一运动的结果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专家,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一批民主主义者和爱国青年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后,由吴玉章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学家。等发起并在同盟会和各界人士的赞助下产生的。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中较普遍地萌发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想法。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是根本没有可能实现的,因此还不如到工业文明先进的欧洲去学习,为以后报效祖国做好准备。这样,不用家庭个人经济负担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便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

1918年至1921年的近三年中,中国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学生约1700余人,其中,四川即达到511人,人数为全国各省之冠。而成都的留法人数据不完全统计达90余人,居全川之首。

吴玉章是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吴玉章身为四川人,不仅在全国奔走宣传,而且尤为关心家乡青年的前途。1912年8月,吴玉章便与朱芾煌、沈与白、黄复生、赵铁桥、刘天佑等人一道在成都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四川俭学分会,设预备学校于少城济川公学,开创组织成都及至全川的青年留法俭学运动的先河。11月,从北京出发的第一批40余名留法俭学生中,四川就有16名学生。他们中有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农学杂志》主编、农学家罗世嶷,著名数学家何鲁等。其后1912年至1916年,因吴玉章的离川使这一运动陷于停顿。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吴玉章于1917年2月回国后即很快返川。吴玉章返川后,以他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卓越的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先后邀请了四川当政者及各界名流,诸如省长、高等法院院长、督军等,分任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的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和执行部正副会长等职,以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1918年春,吴玉章等在成都爵版街创办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吴玉章任名誉校长,志诚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张春涛兼任校长,以后改为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唐宗尧兼任。4月10日开课,学制一年。第一期招收了包括陈毅在内的80余名学生,学生的功课以法文为主。吴玉章还为学生制定了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促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简章》,并亲自发电报或写信给上海华法教育会联系四川勤工俭学生出国事项。因为有吴玉章的组织与领导,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受到了当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为一些家庭困难的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时任四川省省长的杨庶堪和督军熊克武拨出1.2万元资助成绩在前30名的学生,以解决赴法费用。几年后,当四川部分学生因生活所迫归国时,四川旅沪同乡会及杨庶堪等人不仅出钱资助,并且还给省长刘湘、省议会及各团体发电报要求汇款救济归国学生继续求学及补助未归国学生。熊克武、杨庶堪、刘湘、杨森等人因此曾给川籍留法学生汇去10万元临时救济款,同时还由省议会通告了各县筹资每人每年500元,以解决本县留法学生的困难,并致电中国驻法公使馆,要求“万勿再迫令川生归国”等,促使成都乃至全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涨。

1919年6月,正当成都各界群众开展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之际,成都留法预备学校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省长杨庶堪在毕业大会上宣布,凡毕业考试名列前30名者,由省府发给每人400元作为赴法费用,即所谓的“官费生”。陈毅和其兄都在前30名之内。第二届招收三个班,共计学生240名,肖树域、穆青、李季达、范易、许祖熊、程秉渊(程子健)等均为此届毕业生。

1921年初,正当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大量到法国时,法国却陷入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学生们无工可做,更谈不上进学校读书了。失业、失学迫使广大学生不得不向中、法当局就生存权、求学权展开了三次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便是1921年2月的“二二八运动”、1921年6月的 “拒款运动”、1921年9月的“争回里大运动”。这三次运动虽然遭到失败, 却使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经受了严酷的政治锻炼。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努力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纷纷转向研究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这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组织、思想基础。

1922年6月3日,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代表会,四川有赵世炎 赵世炎(1901—1927),四川酉阳(今属重庆市)人。中国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1年参加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1924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主任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等职。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在上海被捕后英勇就义。、刘伯坚、袁庆云、肖树域、王凌汉、傅钟、任卓宣等七人参加。会议由赵世炎主持,通过了章程和工作计划,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三人组成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赵世炎。1923年2月17日,根据团中央指示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在192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通知,在1921年2月由赵世炎等人组成的旅欧共产党小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在组织党、团员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领导华工总会,消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开展同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建立旅欧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支持和声援国内的革命斗争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作用。1922年8月1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少年》月刊。赵世炎在《少年》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谢用常撰文《苏俄最近之经济状况》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的攻击和诬蔑进行了驳斥。赵世炎、李隆郅、周太玄、李人李(1891—1962),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一生发表各种著作作品近600万字,主要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1919年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1919年底赴法留学。抗战时期,积极参加进步文艺运动和其他爱国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成都市副市长。等创办了《华工旬报》,撰写了大量通讯和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寄回四川,在成都的《川报》、《国民公报》、《星期日》等报刊发表,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成都留法的学生不少人加入到旅欧的党、团组织之中,并在其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们与全川乃至全国的留法学生一道在国家危难、民族命运堪虑之际,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凝结在一起,以非凡的毅力、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实践谱写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光辉篇章,他们中有许多人回国后成为全国、四川和成都党组织骨干;还有的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了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教授、总工程师。如邓小平、陈毅、李人、周太玄、李大章、万监周、罗竟忠、周权、陈朴、张华、张振华等。  

五、五四运动在成都

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成都人民热烈地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成都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以爱国为己任的热情就十分高涨。1914年,日本提出“大东亚”的侵略计划时,川籍留日学生即将其材料寄回成都,成都学生捐款翻印5000份寄往全川各地,激起各地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随后日本对中国又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成都高师学生得到这个材料后,再次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和揭露袁世凯卖国罪恶的小册子7000册分寄川内各地,同时组织若干小分队,在城内和郊外农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提倡国货,反对日货。1918年初,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三个卖国协定。消息传到四川,成都学生积极响应上海学生救亡团本部发出的号召,南较场储才学校的全体学生发出倡议,邀请成都各学校参加组织四川学生救国筹备会,立即得到20余所学校的热烈响应。各校选出代表共60余人参加筹备会,会上提出去电北京请取消密约;如去电不生效,即组织学生军为后盾。同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7月7日,四川学生救国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发布宣言,提出了要求全川各地学校组织救国会的重要主张。这在全川的学界、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四川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19年1月18日起,举世瞩目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以战胜“协约国”成员之一的身份派代表出席会议。因外交的失败,在巴黎和会中,日本代表对中国代表无端欺压,无视中国主权的这一情况,最初由巴黎通讯社的川籍人周太玄将详细消息供给成都《川报》,《川报》刊出的消息引起了四川知识界和成都青年学生的注意。当时,成都的《戊午周报》也连续七次以《中日新交涉》为题,报道巴黎和会与日本驻中国使节在北京横行霸道、无耻要求中国立即承认日本在华的各种权益等方面的内容。3月17日,成都《国民公报》登载了双流县、华阳县、成都县等机关团体对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对中国代表的无端欺压的抗议,指责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些宣传让成都人民了解了和会内容,起到了很好的思想动员作用。4月23日,岑春煊(广西人,曾任清政府的四川总督,后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从广州密电成都的熊克武、杨庶堪,要求他们发动群众团体支持巴黎和会代表,“密示民意机关、通电省议会、商会一致抗议为盼”。5月5日,在熊克武、杨庶堪的支持下,成都商学等各界团体万余人召开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纪念即将到来的5月7日国耻日,更重要的是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这时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已经发生,但北京爱国运动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的消息没有传入成都前,成都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已在逐步形成。而且,五四运动消息传入四川前,成都部分报刊的宣传和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活动,已为四川迅速掀起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做好了前期的准备。

五四运动爆发当天,《川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王光祈王光祈(1892.8—1936.1),四川温江人。五四时期重要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最主要的创造者,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近代著名的音乐家。参加了当天的活动。一返回住地,他就将当日目睹火烧赵家楼的情况以非常简短的文字,用电报发回成都。5月7日,《川报》在简要新闻栏刊出这条消息,由于电文太略,成都人民没有完全了解北京学生运动和巴黎和会的具体情况,因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5月16日晚,王光祈又将他写的关于北京五四运动的详细通讯传到成都。《川报》主编李人收稿后,立即将此稿的重要句子一一勾出,并为该通讯拟了鼓动性的标题和一段长篇按语,把北京的运动渲染得有声有色,在《川报》发表。“这样一来,在成都许多人——尤其是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圈子中,真无异是投下一颗大的炸弹”,首先在成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7日早上7点,《川报》一投递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正是学生吃早饭的时间,同学们正在吃早饭,学生袁诗荛袁诗荛(1897—1928),四川盐亭县人。五四时期川大学生,1919年5月任“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副理事长,创办进步刊物《四川学生潮》,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16日英勇就义。大步登上饭桌,向同学们大声朗读了《川报》上有关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立刻引起了学生的震动。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决定立即通知各校学生全力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当天上午,全市30多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聚集在皇城致公堂前,商讨了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共同计划,决定一致行动。随即举行了游行讲演,并联络各校教职员工,迅速筹备成立“学界外交后援会”。5月22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向北京拍发电报,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成都展开。

5月25日,成都学界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到会各校学生6000余人,其他各界参加者在万人以上。学界外交后援会筹备会宣布了会议议决的九项六款决定,各校学生代表纷纷登台演说。会后进行了整队游行,并派出代表到督军署请愿。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成都群众性爱国运动深入发展。

5月28日,成都各界召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到会代表百余人,公推蔡大愚为临时主席,商讨声援政府外交、抵制日货的决议。5月30日,国民大会筹备会在南门召开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声援外交、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由国民大会派代表分赴各县鼓吹办理各县国民大会,还决定向各方发出通电。5月31日,熊克武致电北洋政府,强烈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6月8日,成都人民在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各界人士及群众数万人参加。各界代表先后在大会上演说,一致谴责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并提出了民众对付日本的办法,就是实行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全川有八九十个县相继成立了国民大会分会,“爱国十人团”在成都已发展到800余个。这次大会把成都声援五四运动推向了高潮,同时对五四运动进一步向全川扩展也具有推动作用。

7月17日,成都学界外交后援会更名为四川学生联合会,同时加入全国学联总会。从此以后,四川学生就在全国学联指导下开展活动。成都附近的温江、金堂、双流、崇庆、灌县、广汉、彭县、大邑、新津、新繁、邛崃等县的学校相继组织了学生联合会、救国会和爱国十人团等组织开展爱国活动,并与成都取得密切联系。彭县县立中学学生于12月15日至19日举行了罢课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

成都的反帝爱国运动引领着四川反帝爱国运动的方向。在成都爱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巴山蜀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地在四川各地开展起来。在五四爱国的旗帜下,川中各阶层形成了最为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把四川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推向深入。

正当学生运动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学生39名,其中绝大部分是该校救国会成员,多为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国民公报》1919年7月18日。。省立第一中学是五四运动中成都最活跃的学校之一,因而首先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视和忌恨,他们把这里作为重点压制的目标。这是五四时期守旧势力开始压制学生运动的第一个信号。因被开除的学生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分别到各学校、法人团体控诉校长破坏爱国运动的罪行,而各界群众又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局最后不得不收回开除学生的通告,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在反帝爱国运动高涨的同时,成都的青年学生还不失时机地开展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1920年11月27日,军阀刘存厚的部队在少城公园强占操场,与在进行足球比赛的学生发生矛盾,打伤、抓走学生10余人,引起学生激愤。当天下午,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2000多人,在袁诗荛等带领下,前往北较场刘存厚部队驻地集体请愿。学生们提出严惩肇事军人,赔偿受伤学生费用,释放被捕学生,保障公共地方的人民自由权等要求。刘存厚对学生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28日,省学联又推举了24所学校代表向刘存厚请愿,仍无结果。29日,省学联组织了全市30所学校实行总罢课,并发表宣言通电控诉刘存厚的罪行。高师校长杨若等也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联名致函刘存厚,要求妥善处理这一事件。迫于学生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刘存厚复函各校校长,表示接受省学联提出的惩凶、调防、慰问学生等三条要求,并随后释放了被捕学生。

成都人民在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还掀起了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五四运动以前,帝国主义凭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由沿海渗透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日本的商品输入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五四运动爆发后,成都联合中学学生对市面上的日货情况进行初步调查统计,仅日用品一项,就达544种之多。由于外国货争相挤占市场,使成都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而濒临破产。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以成都商学两界为主的抵制日货,发展民族工业,提倡使用国货的运动相继地开展起来。1919年5月25日召开的成都学界外交后援会的一项重要会议内容就是提出抵制日货方案。5月30日,在国民大会筹备会上即通过了这一方案。同时,成都总商会召开职员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通电力争青岛,抵制日货。要求各帮速电沪、渝各庄客,勿买日货,已经订购,尚未成交者,立即作退,非俟青岛收回,不得仍前交易。合亟通告来货各帮同人一体查明办理等。

6月8日在成都召开的各界数万人大会上,各界代表慷慨陈词,痛斥卖国者和帝国主义的罪行。同时,要求人民以抵制日货为斗争方法之一。大会宣布成立统一领导抵制日货的组织——成都商学联合会,颁布抵制日货的详细规则,要求商人拒绝新购日货,限期销售存货,这一要求受到大多数商人的积极支持,但也有少数唯利是图的商人对抵制日货百般阻挠,进行破坏,抗拒检查,与学生发生冲突。也有奸商,在商会的庇护下大耍两面手法,一面应付抵制日货,一面私改商标,冒充他国货物,或借口中途之货,无故延长脱销时间。11月,发生了商会的部分董事及奸商打伤抵制日货学生的事件,导致全城大中小学生万余人不顾当局阻挠,冲击商会,押解奸商游行示众。这次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和赞赏,纷纷谴责包庇奸商的商会一些负责人破坏抵制日货运动的行为。当时,成都商会由78个行会组成,除八个行会与日货有关外,众多行会对商会袒护、包庇销售日货的奸商表示愤慨,强烈要求商会负责人辞职,并重新筹组商会,与学联会真诚携手合作共同抵制日货,一致对外。这时,吴玉章以孙中山先生代表身份住在成都,在他的指导下,商学联合会成功改组。商学联合会经过研究,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使抵制日货有章有法地进行,决定组织成立调查组和鉴定股,调查组由商学两界各选150人组成,鉴定股也由商学两界共同派人组成。这次商学联合会的改组,使抵制日货运动得以顺利开展。这次以反日货、反奸商为中心的大规模运动,充分显示了成都商学界爱国、抵制日货的决心。

1919年11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部分学校师生在向市民进行抵制日货宣传时,遭到60余名日本暴徒袭击,师生和市民10多人受伤,一名警察被打死,造成震惊全国的“闽案”。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出军舰抵福州示威,更激起福建人民义愤。17日,福州全城学生罢课,城内外各商店一律罢市,以示抗议。随后,各地纷纷声援,形成全国性反帝爱国浪潮。

12月,福州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11日,成都学生数千人在皇城集合举行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各校同学轮流高呼救国口号和唱警世歌,沿街散发传单。四川学生联合会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声援福建人民的正义斗争。13日,工业专门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等各校分别举行示威游行,并派出小分队到街头讲演,宣传坚决抵制日货的决心,使整个成都再次形成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

1920年冬,商会将各商号未售完的日货统一交由商学联合会拍卖。学联首先发出通知,希望学生不到拍卖场购买日货,接着商学联合会也作出决定,会中人员一律不买日货。商学联合会组织了拍卖股,下分保管、销售和会计。拍卖会人员由商界人士和学生组成,政府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收入的货款都在事后连同账目送还原主,部分没有卖掉的货物归还原主封存。这些措施实行后,市面上已很难见到日货。

成都商学各界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对全川各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抵制日货运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四川的政治经济侵略,对于提高人民的爱国觉悟,发展民族工业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五四运动在成都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在成都开始传播,成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已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他们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同实际生活相结合,从而促进了成都革命运动向新的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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