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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成都在行动》综述
2015-11-30 来源:本站

    成都,这座全国闻名的休闲之都、美食之都,给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处不表现出她的安逸和舒适,那种最宜人居住和生活的散漫时光,时时充盈于小区、河岸、街道、公园……人们在尽情享受这和平阳光的时候,谁能想到七十多年前的中国是如何一番景象,又有多少人知晓七十多年前四川的大后方成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她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中国,这个在亚洲版图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曾遭受了无数的内忧和外侮,其中,日本自1894年到1937年的43年里就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早在14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南北朝时期,以及中国明初至嘉靖时,日本对闽、浙沿海地区就疯狂侵扰。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在东北炮轰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被迫反抗日寇侵略,全国抗战爆发。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正义之战。八年抗战中,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始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领导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以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击国民党地方当局顽固势力制造的反共阴谋活动,使救亡运动在复杂险恶的形势下深入开展。抗战后期及胜利前后,成都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独裁专制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冲击着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进行坚决的斗争。成都各界人士及广大群众,为战胜日寇,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战时大后方的成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运动,是全国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代史上书写下辉煌的一页。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的民主活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国人,民族危机日益增强,全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迅速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强烈地震动了成都民众。成都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民众都先后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都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先后成立了“四川抗日救国大会”、“抗日义勇军省总监部”、“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国民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促成会”,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大刀队,以及各种“反日会”、“反日团”、“抗宣队”、“对日经济绝交大会”、“经济绝交厉行团”、“肃清仇货委员会”等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组织。

    人民群众满怀高昂的爱国热情,同仇敌忾,为抗战奔走,为救亡呼号,使抗日救亡运动以雷霆之势迅速地展开。平津、上海及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后,数十家工厂和十多所大、中学校内迁成都,同时,许多文化界爱国人士也汇集成都,使成都的救亡运动以崭新的战斗姿态汇入全国抗日救亡洪流。

    1937年7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了卢沟桥中国驻军,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就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7月8日发布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打算……要求全国人民,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于是,成都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国的运动中。

    

    一、建立各种救亡团体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黄河大合唱》那激昂的歌声一时间传遍了中华大地,无不催人奋进、热血奔涌。歌声召唤中华儿女为卫国保家勇敢地拿起武器与侵略者战斗。

    抗战开始后,作为大后方的成都,与全国各地一样,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引下,中共成都地下党积极将各种自发的群众运动组织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举行抗日救亡活动。其间,除共产党员韩天石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共产党员饶孟文领导的“进社”等继续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外,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自动组织的“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1938年后改为“成都工人抗敌后援会”)、“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改为“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各界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也在成都相继成立。

    在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展开的新形势下,为了使抗日救亡有个合法阵地,一批救亡积极人士经与国民党四川省当局谈判,于1937年7月23日在“华北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地方当局组成的“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下简称“省抗”)。这个合法的救亡领导机构的建立,使全省和成都市的救亡运动由半公开转向公开,实现了7月1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的要求,使党和救亡积极分子能同社会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广泛联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省抗”的组织下,成都各界群众连续集会,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对日经济绝交,川军出川抗日,表达对日寇愤恨之情和爱国之心。

    1938年,在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和中共成都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市委”)领导下,成都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同全国的救亡运动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形成新的高潮,进入新的阶段。2月13日,为响应伦敦召开的国际反日援华特别会议,地下党发动各救亡团体参加反侵略火炬大会。会后,各界民众万余人及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参加火炬游行;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反侵略《宣言》,号召文化界人士,支持政府对日全面抗战;3月,省工委派学委委员张文澄率成都学生代表团出席3月25日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成都学生运动按学联二大会议精神和二大对成都学生的要求—“实现成都学生大团结”、“扩大宣传工作”、“开展救护工作”,积极开展工作,使成都学生救亡运动成为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6月,党发动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等4人来蓉访问,并借此机会介绍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争取国际力量的支持和同情,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二、充分发挥文化堡垒作用

 

    为了鼓舞人心,凝聚抗日力量,抗战一开始,地下党掌握的《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民声报》和受党影响的《华西日报》《新民报》及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创办的《图存》周刊、《星芒》周刊、《救亡》周报、《战时学生旬刊》等,就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启迪群众自觉投身抗日救亡的觉悟,起到为抗日救亡呐喊和党的喉舌作用。

    1937年7月9日,《四川日报》在题为《为二十九军英勇抗战,谨致民族的敬礼》的社论中指出:“国家民族已届生死关头。”呼吁民众“救亡图存……”8月28日《国难三日刊》在发刊词中尖锐地揭露日寇造成我“领土的国难”、“政治的国难”、“经济的国难”等罪行,并且“主张持久的,彻底的抗战”。7月9日,文化界知名人士车耀先在出版的《图存》周刊上,以《抗战!抗战!抗战!》的醒目标题发表社声,呼吁抗战到底。

    以抗战为主题,出版和发行进步书刊。1938年4月《新华日报》推销组在中共中央派到四川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罗世文的领导下,在祠堂街103号(后迁至88号)建立,8月扩大为推销处,1939年4月设立《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川西北总经销处)。分馆除发行《新华日报》外,还经销党刊《群众》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的著作。分馆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勇敢顽强地坚持到1947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势力强迫下撤离蓉城,同重庆总馆的同志一道撤到延安。《新华日报》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群众的心,指引不少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战时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莽原出版社”等,除出版发行本版图书外,还销售《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及茅盾的《子夜》、高尔基的《母亲》等书籍。1940年10月,在日趋恶化的形势下,读书生活出版社成都分社在党支部领导下十分巧妙地公开发行了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冲破了国民党特务的“查禁”,使成都的群众进一步了解到党的抗日主张。“生活书店成都分店”、“新知书店成都分店”、“开明书店成都分店”、“益民书店”、“北新书店”、“儿童书店”等进步书店除经销一般书籍和文化用品外,还经常发行由延安运来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及《群众》《解放日报》《大众哲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

    为唤醒群众,鼓舞其抗日斗志,救亡团体纷纷组建宣传队伍,以歌咏、街头剧、壁报、戏剧、漫画、木刻等多种文艺形式,深入城乡广泛开展救亡宣传,吹响抗日救亡的号角。“天明歌咏团”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下午,首先走上街头,以高亢嘹亮的歌声声讨日寇的侵略罪行,唤醒民众立刻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动。他们同以书店店员为主的“晨呼队”和邮电职工组成的“海燕歌咏团”,走遍市内大街小巷开展歌咏宣传活动,并常在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播唱或教唱救亡歌曲。“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大声抗敌宣传团”、“群力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抗敌宣传团”等在市内或附近场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四川漫画社”举办“救亡漫画展”,“中华木刻工作者协会”举办抗战木刻画展。

    戏剧界以戏剧为武器,使救亡宣传有声有色。1937年9月1日,“抗敌话剧团”公演《保卫芦沟桥》,观众达三四千人。之后,由戏剧家夏云瑚率领的“影人剧团”、剧作家熊佛西主持的“抗战剧团”、戏剧家王肇诬和吴雪率领的“四川旅外演剧队”等相继入川,演出的《塞上风云》《流民三千万》《芦沟桥之战》《古城怒吼》《三江好》及流传至今的四川方言剧《抓壮丁》等剧目,催人泪下,极大程度上激发了民族感情,给人以战斗的鼓舞、胜利的信心。

    一批青年作家和爱好写作的青年,创办通俗文艺刊物,反映前线和后方抗日场面,揭露敌人丑恶嘴脸,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情况。1939年2月13日由作家叶圣陶、牧野主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笔阵》,以大量篇幅反映抗战和人民同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还有《通俗文艺五日刊》、《战旗》旬刊、《战潮》半月刊、《文艺后防》、《工作》半月刊等都积极宣传抗日,作家何其芳的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发表在《工作》半月刊上。成都进步青年相继创办的《金箭》月刊、《星芒》报、《救亡》周刊等,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金钱板、演义、小小说、相声、评书、漫画等艺术形式的作品,表现抗日内容,受到群众的喜爱。

    

    三、积极支持子弟兵出川抗战

 

    在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和群众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川军将士的爱国热忱被大大激发,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共赴国难。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刘湘,也积极主张抗战,1937年7月17日电请蒋介石早定抗战大计。在8月7日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国务会上,刘湘又表示愿意率领川军出川杀敌。

    9月5日,成都三千余民众在少城公园举行“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并把绣有“抗敌先锋”四个大字的锦旗献给出川的10万川军将士。1938年5月22日,10万市民再次举行欢送川军将士出川的授旗仪式。川军出川抗日的壮举,正如1937年8月29日《国难三日刊》短评所说:“川军健儿,出川参加国际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正面的冲锋陷阵,是为历史之创举。”9月5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川康出征军人书》中称赞说:“我们的军队现在真正为了我们大家出川拼命了。”

    1938年3月12日,各界群众热烈欢送以成都民先队负责人肖玲为团长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11人,赴安徽青阳、木镇抗日前线做战地服务工作。她们被《新华日报》称之为“都是最年轻的抗日战士”。她们在抗日前线,不畏艰险,努力为川军进行战地医疗服务和统战工作等,成绩突出,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

    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形成高潮,主要是由于四川及成都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1937年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等奉中共中央指示抵达成都,恢复、重建四川各级党组织和统一领导全川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正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3月成立中共成都市委员会。中共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在各救亡团体和四川大学、中华女中、协进中学等救亡积极分子较多的大、中学校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后又按地区建立了区委。下半年,市委按长江局和省工委要求3个月内10倍发展共产党员的任务,积极发展共产党员,使党员人数从年初的100余人到11月增至587人,壮大了党的队伍,为抗日救亡运动储备了干部和骨干力量。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成都地下党组织坚持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继中共中央抗战前派张曙时、王昆仑、冯雪峰等先后到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后,1937年8月,党中央指派李一氓同张曙时一道返川,以党中央代表身份驻成都,继续做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派罗世文以“罗绍堂”的名字公开在刘湘处工作。他们抓住蒋介石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向地方实力派人士揭露蒋介石中央势力妄图消灭异己的卑劣手段,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指出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促进他们立场的转变,推动地方实力派内部团结,实现“联共、抗日、建设新四川”的方针。党还指派党员在刘湘军队中的“武德学友会”以及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中开展中、下层统战工作,把各级官兵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抗战后期,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友渔奉命到成都专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同时,中共中央又派李少春到刘文辉西康省政府所在地雅安设立电台,直接与党中央保持联系。

    抗战时期,为争取四川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都亲自做他们的统战工作。这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仅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造成一个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而且对于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妥协投降阴谋活动和独裁专制统治、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是十分重要的,也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

 

抗战中期:与国民党顽固势力作斗争

 

    围绕着如何抗战,始终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一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们蓄谋在抗战中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这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反映在成都的情势,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同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领导的民众救亡运动及受中共影响的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为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成都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地方当局顽固势力制造的反共投降阴谋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救亡运动深入发展。

   

    一、救亡运动持续发展

   

    刘湘率军出川抗战及其死后,蒋介石中央势力为控制四川,与地方实力各派围绕着争夺省府职位展开激烈的角逐。对这一新的复杂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致电作为刘湘的代表的中共党员王干青,阐明要以大局为重,加强内部团结,坚持抗战。在党的统战工作影响下,地方实力派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委派张群入川主政。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侵蚀,省府权力先后落入右翼势力政学系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即邓鸣阶)和倾向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王缵绪手中。他们怕高涨的群众救亡运动对其统治不利,勾结国家主义派、复兴社、CC派等政治势力,先后制造了“川大稻草案”、“抢米事件”等事件,并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强令停止“四川省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解散“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查封《国难三日刊》《大声》周刊等进步报刊。仅1938年8月12日,成都市政府就下令查禁抗战文艺刊物28种,形成一股逆流,使救亡运动受到冲击和阻碍。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工委和成都市委发动进步力量公开予以揭露,并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斗争取得胜利,一度低落的救亡运动又继续轰轰烈烈地展开,一直持续到1939年上半年。

    1939年1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揭露、抨击汪精卫之流的民族叛贼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之后,成都连续开展了讨汪投敌叛国罪行的运动。16日,成都地下党组织发动15个救亡团体联合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加紧肃清汉奸、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29项建议。《新民报》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一致谴责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协进中学相继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通辑汪逆归案究办。5月1日,党发动“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组织各业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声讨汪逆叛国罪行。9月18日,10万市民举行九一八纪念讨汪宣传大会,通电声讨汪逆。

 

    二、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阴谋活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内政策由联合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大暴露。在疯狂反共的反动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在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地制造了严重的反共流血事件。年底至1940年春,公开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形势开始逆转。为镇压成都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破坏中共成都地方组织,逼迫四川地方实力派反共,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顽固势力有计划地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川的“抢米事件”,逮捕并杀害了身为《时事新刊》编辑的共产党员朱亚凡,逮捕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罗世文、经理洪希宗、著名文化界人士车耀先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十人。16日又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营业部。接着,党掌握的《民声报》被查封,“战时出版社”负责人、图书业党支部书记杨道生,川大农学院共产党员罗贤举先后遭逮捕。

    针对这一系列的反共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及时予以揭露。3月14日,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康特委以“中共成都市委”的名义,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同胞及全川同胞书》;4月5日,《新中华报》以题为《成都某方唆使奸人匪徒抢米,企图以此嫁祸共产党》全文转载了《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抢米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其目的在“破坏国内团结”,“挑拨国共两党之关系”,借此作为“投降派分裂”之口实、“压迫共产党”之口实。4月8日、12日,《新中华报》又连续发表《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讨汪拥蒋,团结抗战》的社论,再次揭露反共面目,强调坚持团结抗战。

    皖南事变后,全国形势急剧恶化,中央和成都地方党组织对于国民党加紧在成都等大后方制造的反共投降阴谋活动又多次予以深刻揭露。1941年3月,《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中尖锐指出:“中共在大后方各地所受摧残压迫,日加无已,最近一个月,几已达最高峰”,“去年成都被捕之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罗世文同志及中苏文化协会车耀先先生,久押重庆特务机关,近闻确已被暗害,并经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电询被害真相,亦未得复”。“重庆成都贵阳各大学中学及政府机关,均不断有学生及公务员失纵[踪]绑架,毫无生命保障”,“成都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均被封闭”。

    针对日趋恶化的形势,中共中央告诫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巩固党的措施。1940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对南方党的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三月十四日成都事件,明显地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是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应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4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中提醒全党:“各党部及部队应时刻提高警惕性,时刻戒备反共投降分子的武装袭击的破坏阴谋……”,同时指出:“在国民党及敌伪政权统治下的党的组织,尤须立即根据保存干部积蓄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尤其要有决心,将已暴露之党和非党干部调往安全地区工作或暂时隐蔽,以避免损失……”同日,在《中共关于时局逆转与党应付措施给粤委的指示》中,更具体地指出,“据确悉蒋介石已批准在六个月内逮捕所有已暴露之共产党员,同时,国民党内反共投降分子并尽力摧残我们之一切公开言论机关……成都新华日报分销处被捣毁封闭,尤其是成都的国民党特务于14日纠集流氓数百人,捣毁重庆银行、四川银行及发动抢米风潮,事后诬陷为共产党所领导,并乘机逮捕我公开党员罗世文及著名文化人车耀先等数十人之阴谋,均证明反共分子正极力准备分裂投降活动……”

    中共川康特委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和中共南方局关于建立平行组织,实行个人负责,单线联系,干部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策略的指示,首先在成都将各区委所管支部减少,实行秘密工作检查,停止召集各种联席会议,严格执行纪律,禁止秘密工作人员和支部同志到《新华日报》推销处出入,对党员加紧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使党组织逐渐巩固起来。1939年12月8日,市委根据特委指示,借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在中共帮助下组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收新学员的机会,将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救亡积极分子、“旅外剧队”队员共152人安全转移到延安。皖南事变后,市委按照中共西南工委委员钱瑛在川西巡视时的指示,将已暴露的市委成员侯方岳等立即转移隐蔽。3月建立了以魏泽同为书记的市委,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和“三勤”“三化”的斗争策略。市委成员分别找公开职业为掩护,并对各支部进行秘密审查和清理,建立平行支部和堡垒支部,对比较红或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继续转移。

    中共地下组织特别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早在1938年,中共川康特委举办高级班训练区委以上干部,市委举办中级班,训练区委干部,区委举办初级班训练区委以下干部。1939年冬,川康特委青委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对干部进行阶级教育、秘密工作技术教育等。即使在险恶的形势下,仍然采取个别联系方式进行教育,提高党员应变能力,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0年3月,党中央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和成都党组织在急剧恶化的形势下,继续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而且更广泛地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妥协投降和反共阴谋活动,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春,在南方局秘密联系的共产党员、川大教授李相符和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杨伯恺的推动下,成立了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为社长的政治团体“唯民社”,先后参加的有马哲民、邓初民、黄宪章、黄药眠、沈志远、田一平、曾庶凡、邵石痴等中共党员、著名教授、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地方实力派30余人。1942年1月,在刘文辉的支持下,“唯民社”出版学术性的《大学》月刊,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宣传抗战、团结、进步、民主的政治主张,阐述民主理论。地方实力派创办的《华西日报》社内的共产党员团结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从抗战一开始就发表了许多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文章。1941年4月,创刊的《华西晚报》在地方实力派的掩护下及民盟的支持下,经理田一平(南方局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团结一批进步新闻工作者和知名人士,旗帜鲜明地支持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使该报起着党的喉舌作用。

 

    三、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独裁专制统治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强化独裁专制统治和对进步文化的加紧围剿,成都文化界进步力量,按照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对“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示,跳出国民党划的框框,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开展合法活动的精神,利用节日、纪念会、祝寿等一切合法形式巧妙地开展斗争。1939年11月7日,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纪念会,会上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成员演唱了《祖国的孩子》《祖国进行曲》等苏联歌曲,晚上著名文化界人士、共产党员车耀先在广播电台讲演《十月革命与民主政治》;1940年8月3日,举行纪念鲁迅先生60诞辰大会,颂扬鲁迅的斗争精神;1941年10月16日,成都同重庆文化界一样,隆重举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这次纪念会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文化斗争,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了;1942年9月9日全国文协理事冯焕章(冯玉祥)、老舍、王冶秋到成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举行茶话欢迎会,阐述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1944年4月12日、1945年6月24日,先后举行庆祝老舍创作20周年和祝贺茅盾50寿辰的活动。这些活动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的禁锢和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

1943年,受国民党顽固势力迫害而在重庆无法立足的“中华剧艺社”,经过《华西晚报》的党组织精心安排,以为《华西晚报》筹募基金为由,同戏剧家余克由率领的“怒吼剧社”安全转移到成都。这支阵容整齐的队伍,先后公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大地回春》《南冠草》《第七号风球》(原名《法西斯细菌》)等名剧,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他们还到附近郊县作巡回演出达一年之久,推动了成都和川西戏剧宣传活动。随团转移来的一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名作家郭沫若、叶圣陶、张天翼、黄药眠、叶丁易、陈白尘等汇聚成都,成为抗战后期兴起的一支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使成都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有“文化中心西移成都”之说。

 

抗战后期: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德、意、日法西斯已面临覆灭命运的有利国际形势下,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内团结,实现民主政治,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在政治上更加反动、经济上更加腐败、军事上大溃败,同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欣欣向荣形成强烈的反差,如此,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极端不满,要求民主和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市长余中英统治下的成都,特务横行,秘密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白色恐怖弥漫在成都的天空和大街小巷。经济上,通货膨胀加剧。1944年4月5日,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开始在市面上发行关金券,使法币大为贬值,导致早已失控的物价剧烈地狂涨。同时,加紧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人民毫无自由可言。成都人民同整个大后方的人民一样,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一、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风暴

 

    1944年2月2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发表谈话。6月13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进一步指出:“中国缺乏一个推进战争到胜利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共产党希望国民党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国民党应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集中全国力量,打败日寇。中共中央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发挥了巨大的号召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成都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这一号召。《华西日报》于1944年10月2日发表《唯民主方法能达民主目的》的社论,表态支持国民参政员张澜、李幼椿返回成都后发表的谈话,呼吁“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急需”。10月7日,在“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组织推动下,华西坝五大学的12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邀请刚出席国民参政会回到成都的参政员张澜、邵从恩、常燕生等7人莅会并演讲,各大学校学生、教师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座谈会。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在演讲中指出: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民主问题。他认为中国危险到了如此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扫除一党专治腐化的政治,才能挽救国家危局”。会议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这次座谈会是自1940年“抢米事件”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打破了国统区“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起着重要的作用。次日,“民主宪政促进会”也召开座谈会,张澜、邵从恩、张志和、王白舆、常燕生、陈筑山等100余名知名人士到会,还有各界人士参加旁听。会上就宪草中之国名、国民大会的职权、边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这些活动,都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同年10月15日,中共成都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进会”(简称“民协”)的成立,为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成都市立中学的血案促成了成都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10月31日,四川省会警察局长方超以维持“市中”秩序为名,率领警员百余人包围学校,殴打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致使30多人受伤,并在当晚逮捕和囚禁学生40多人。惨案发生后,南方局领导的党员李相符(川大教授)及中共川康特委单线联系的党员,通过刚刚诞生的进步青年学生校际组织“民协”发动社会各界声援市中学生,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并组织全市大中学校成立“成都市各大中学学生声援市中血案后援会”,具体组织这场斗争。11月11日,全市大中学生近万人在华西坝举行“成都市大中学生声援市中同学抗议警察暴行大会”,会后,集队到省府请愿,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医治受伤同学以及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等四项要求。《华西晚报》当日发表题为《立即停止党化教育》的社论,与游行学生互相呼应,支持全市大中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地方当局迫于各方面强大的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11月13日,又在报上正式刊登出撤销康定夏市中校长职务的消息,接着市长余中英、省会警察局长方超“引咎辞职”。

    这场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斗争,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9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时称之为“正是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同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将其誉为“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来第一次大运动”。

 

    二、成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日寇继1944年4月起向豫、湘、桂进攻并占领之后,12月2日打到贵州独山,引起全国震动,国事如风雨飘摇。

    1945年2月25日《华西晚报》以《重庆文化界人士对时局宣言》为题,刊登了中共南方局领导和组织重庆文化界312人签名的《对时局进言》,要求国民党废除限制人民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释放政治犯等六项主张。3月22日刊登出昆明文化界300余人签名的《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之后,成都燕京大学学生首先起来响应重庆、昆明文化界对时局的主张。在中国代表即将出席旧金山会议前夕的4月1日,燕京大学30个进步社团,发起召开时事座谈会,围绕着“旧金山会议与中国”进行热烈的讨论,并草拟成对时局的宣言,《解放日报》5月22日以《成都燕京大学全体同学主张民主团结宣盲》为题发表。《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从来没有比今天更迫切地需要民主,需要团结”,并向政府当局、各党各派、全国人民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等七项要求和呼吁。4月11日,成都文化界121人签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在《华西晚报》上发表,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统治、尽快召开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普选的国民大会、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10项主张。5月4日“民协”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全市各大学105个社团在华西坝广场联合召开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营火晚会,参加者达3000多人。知名人士叶圣陶、沈体兰、范朴斋、吴耀宗、文幼章、陈仲凡等应邀到会并讲话,一致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对学校的特务统治,倡导民主。大会还通过了宣言,向全国呼吁: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重开全国各党派的团结的会议,完成民主的统一;筹备改选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等。会后举行了数千人的火炬游行,不断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特务滚出学校去!”等口号。

针对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公开拒绝建立联合政府,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准备发动内战的形势,成都展开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黑暗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阴谋、争取和平的斗争。8月《华西晚报》连续发表《反对内战》《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成都职业青年紧急呼吁,坚决反对分裂》《成都各大中学生东北学生吁请政府释放张学良》等文章,呼吁民主自由,反对内战阴谋。9月6日,成都文化界248人,发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指出内战的阴霾,内战的事实已更加浓密,更为扩大。这个内战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提出挽救当前危机,奠定团结建国大计的六项措施。9月8日《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现代周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等17家新闻单位联名致函重庆杂志界响应拒审行动,表示从即日起拒绝送审,迫使国民党于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抗战胜利前后,剧作家陈伯尘借争取新闻自由斗争之机,首次在《华西晚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升官图》,揭露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的罪行。年底,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惨案,1946年在重庆又制造“较场口事件”,成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活动,把“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阴谋、争和平”的人民民主运动推向新高潮。

 

八年抗战:成都人民的巨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成都市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庆祝抗战胜利。抗战八年,成都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积极支援前线抗战

 

    为了打败日寇,人民积极支持子弟兵奔赴疆场杀敌。成都各阶层群众在1937年9月5日、1938年5月22日、1939年11月26日,三次集会热烈欢送川军出川抗日。全川出征和补充兵员共达300多万人,其中阵亡、负伤、失踪者达64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伤亡官兵人数的20%,他们中有许多就是成都人民的亲骨肉。成都籍的王铭章将军在山东死守藤县,为国捐躯,同李家钰、饶国华、许国璋等川籍将军同载史册。

    为了反击日寇的入侵,成都地区群众积极参加新建或扩建军用机场。1937年冬扩建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征调民工2万余人;1939年初,新建成都西郊黄田坝机场,征调川西南16个县民工1万余人;1939年和1945年,为新建和扩建成都西南邛崃桑园机场,征调民工8万余人,占用民田1.5万余亩。1939年5月动工,1942年1月先后为扩建成都以南的新津机场,共征调成都周围20余县的民工达30多万人,征用民田1.2万余亩。在这些工程中,广大民众尽心尽力,表达了对抗日救亡的关切和爱国热忱。双流县在家闲居的老工程师彭修武,自愿参加太平寺机场施工设计,并拒收工资,一直坚持到工程结束。黄天坝机场工地一个女民工说,“大家凑把力,将机场快点修好,天上地上一齐打,早些把日本鬼子打跑,国家就早些太平。”

    八年抗战中,成都地区遭受日机空袭,损失惨重,却节衣缩食支援前线。1938年至1944年(除1942年未遭日机轰炸外),日本侵略军向成都出动敌机共485架次之多,投各种炸弹1967枚,伤亡3396人,房屋损失8824间,毁房1883间。日空军轰炸成都市区先后达24次,其中尤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10月12日、1941年7月27日三次轰炸最为残酷,盐市口一带几乎变成废墟,少城公园、猛追湾一带,尸横遍地,目不忍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多少人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然而,人民却忍受痛苦,省吃俭用,募捐寒衣,义卖捐款支援前线将士。1937年10月,成都市女青年会捐内衣400件,市商会捐棉衣2万套,省女中学生亲手缝制背心1000件。11月约计有2.5万件棉背心运往前线。从1938年到1945年,成都人民先后捐献了大量资金,1938年“七七”周年献金,仅7天全市献金达3万元,10月全市认购救国公债达80万元。1944年1月,华西坝五大学义卖献金20万元,1945年1月四川大学劳军献金200万元,商人劳军献金400万元,报界劳军献金10万元。

 

    二、努力生产支援抗日前线

 

    抗战爆发后,天津、北京、上海及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许多工厂遭到破坏,抗战物资非常紧缺。内迁成都的裕华纱厂、民康染厂等数十家工厂和本地的一些中小型工厂(据1942年统计,全市有各类工厂102家),努力生产,保证抗战需要,并对稳定人民生活,发展城市经济起着积极作用。成都大星面粉厂1941年3月建厂到1944年初,由日产四五百袋提高到1千袋面粉,供应了1943年在成都附近新扩建飞机场盟军空军人员所需的面粉。他们创制的头号粉,被指定为供给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专用面粉及供应制作高级糕点和大餐馆用粉。成都民康染厂解决了卡其布料的染色,满足了市场的需要。

 

    三、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许多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在中共地下党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优秀人才,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为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造就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中有的是四川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为各地基层党组织的重建作了大量工作;有的为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有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如曾任市委书记的韩天石先后任省工委学委书记和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张文澄先后任川康特委秘书长、川南特委委员。1945年7月,壮烈牺牲在贵州息烽的成都民先队员张露萍(余硕卿),曾于1939年秋奉中共中央的派遣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领导冯传义等6个共产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为党秘密传递许多可靠的情报。成都民先队员、共产党员陌稠(川大学生)在川大迁峨眉时期曾任中共峨眉中心县委书记,后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参与发动震惊中外的“重庆号”起义,为人民立了功。曾任市委书记的侯方岳领导过“云南边纵”,为消灭蒋家王朝贡献青春,解放后是研究亚细亚历史的专家。老共产党员蒋牧岳是新闻战线的专家。总之,抗战时期的成都,人才辈出,举不胜举。

抗日战争期间,成都群众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打败日寇侵略竭尽全力,出人、出力、出钱,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战大后方的一个重要基地载入史册。

 

结束语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不限于哪个党派和哪个政府。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清楚,八年抗战,国军主要在全国主战场与日军正面交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属于配合国军作战。其中,著名的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都打得非常惨烈,这些至少能够说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还是积极抗日的。只是,国民党一方面其内部派系复杂,相互勾心斗角,另一方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所以,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国军是消极抗战的。

    而共产党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军队人数等方面都远远差于国军,却把民族的生死存亡放在首位,能够以大局为重,坚持统一战线,摈弃党派之争,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时期,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成都人民积极抗战,并且以成都为中心的整个四川大后方,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知道,并深深地记住:抗战,成都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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